極權主義最容易發生在苦難深重的地方。因此，對於苦難的整理總會給社會運動以巨大的動力。希特勒在一場著名的演講中說，「那場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就沒有了！那些戰勝者們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隨意踐踏我們的尊嚴，一個歐洲大陸上最高貴的民族的尊嚴！你們告訴我，你們是選擇像班傑明·馬丁一樣去做一個自由的鬥士，還是一個奴隸？！」無論在個人的還是在社會的層面上，喚醒苦難的記憶，激發擺脫苦難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動力的。我們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憶苦思甜，也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這裡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散射的自然狀態的苦難轉變成可以將社會動員起來的系統的苦難，這裡需要的就是意識形態的框架。比如，如何將婆婆對媳婦的虐待引申到社會的框架之中。
苦難的訴說有兩個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難的理想主義目標，二是製造出有利於內部整合的敵人。而製造敵人依賴的就是從苦難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轉化。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從學理的角度對怨恨進行過探討，甚至認為怨恨是現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斷言，怨恨牽制著整個歐洲的現代性的頹廢與虛無。舍勒則認為怨恨與現代性同構。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極權主義這裡才發揮了其最大的潛力。因為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需要不斷地製造敵人。製造敵人的意義，一是可以在社會中製造緊張狀態，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規的統治措施提供依據；二可以在內部製造緊張感，從而強化內部的整合。
其實極權主義進行整理的社會情緒遠遠不止這些。轉型期人們會特有的孤獨、困惑、失落、恐懼、無力感等更是富有潛力的社會情緒。達倫多夫的研究表明，極權主義誘惑的對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他們在事物的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出身於在社會方面（而且有時也在民族方面）無家可歸的家庭。達倫多夫指出，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很容易掉進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極權主義的許諾，就可以看出，其具體內容往往都是針對這些情緒的。
極權主義雜談之三：
極權主義誘惑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其擁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這無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納粹人怎麼可能那麼成功？他認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實當時那個第三帝國裡面的人，尤其是少數德國人是真心擁戴他們的元首，真心相信納粹的。
而最令人感嘆的是，極權主義造就了這樣的一種歷史奇觀：它的最狂熱的擁護者，最後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後仍然是它的狂熱的擁護者。
那麼誰是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什麼？人們最熟悉的當然是阿倫特的觀點。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的基礎就是無結構的群眾。極權主義不僅得到群眾空前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有時甚至具有無私、超功利的特點，他們不但願意犧牲自己，而且願意犧牲家人和朋友。當然，從極權主義垮台是過程看，群眾對其的拋棄也是迅速的。按照阿倫特的分析邏輯，以利益為號召的動員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結構的群體，而極權主義動員的則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
阿倫特認為，「群眾」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發現被自己的同胞拋棄，被社會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離，喪失了一個共同的世界，漂泊無根，甚至成為現實社會中多餘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們希望跟某種永恆的、操縱萬事萬物的巨大勢力結合成一體，因為惟有攀住這股力量，他們才能感覺安全妥當。他們甘心為任何賦予他們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運動或意識形態服務，以便獲得起碼的「尊嚴」。在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時候，群眾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價值得到了承認。所以阿倫特說，群眾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識形態提供給他們的最具抽象形式的勝利與成就之結局。
但社會學家達倫多夫不同意這樣的分析。他認為，早期美國有著原子化的特徵，但美國既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的，而且任何時候都未因為受到誘惑想成為這兩種主義的國家。而革命前的俄國顯然也不是原子化的。達倫多夫認為，極權主義不會誘惑這類群眾，而是誘惑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而且也許基於這個原因，掉進了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極權主義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知識分子的背叛和一個領袖的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