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爭議性的說法，不只是來自深夜電視導購節目裡的江湖郎中，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約翰·巴什(John Bargh)也是這麼說的。他是研究「社會啟動」的專家，也就是被認為對我們的行為構成巨大的無意識影響的微妙提示。例如，他發表的論文曾提出，接觸到一些與年老相關的詞語，比如「皺紋」，會啟發人們放慢行走的速度。
在他2017年的書《不知不覺——我們的無意識行為理由》(Before You Know It: The Unconscious Reasons We Do What We Do)中，巴什提到了一項臨床試驗，其中發現，某精神健康機構內的重症抑鬱症患者在暴露於非常高的溫度後病情似乎有好轉。他猜想也許採取包括雞湯在內的門診措施就可以了，因為「湯的溫度有助於取代病人生活中可能缺少的社會溫暖」。這樣的治療「對醫藥和精神科產業不太可能帶來巨大的利潤」，他寫道，但是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心理學家想研究什麼當然是他們的事。但如果你身邊有在意的人存在這種久治不愈的抑鬱——我就有——這說法就顯得牽強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抑鬱的人在喝咖啡，沒看出有什麼明顯有益的效果。
巴什的想法是我所說的「啟動世界」中最純粹的精髓之一，這是一種短視但誘人的世界觀。它認為人類行為是在啟動和其他微妙影響之下輕易成形的——這裡來點非理性偏見，那裡來點過度悲觀傾向——而這些影響往往可以用一些低成本的心理調整輕鬆化解，這些調整都旨在讓個人去幫助解決社會問題。這種對社會的理解能盛行起來，是因為一種對淺顯易懂的流行心理學至理名言的普遍興趣——往往是通過TED演講和暢銷書傳播開來的——近年來這一類內容十分火爆。
但因為它忽略了更大、更具結構性的力量，這些力量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要大得多（從我們早年遭受的創傷，到我們有多少錢，到我們是否成長在一個隔離的社區），它是有缺陷的。更糟糕的是，它可能會阻礙我們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能力。現在，隨著可重複危機削弱了曾被高度重視的心理學發現，可能是時候對這些快速修復的想法多一點懷疑了。
從這種方法中獲益的不僅僅是心理學家，還有一個由記者、專家和其他專業「思想領袖」組成的有影響力的生態系統，他們受益於頁面瀏覽量、出書合同或TED演講帶來的曝光率。這些解決方案，通常被認為是並不昂貴的，政治上沒有爭議的，不僅對於大眾科學的日常消費者，而且對於渴望快速解決方案的政策制定者來說，都很有吸引力。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觀點中有一些是有道理的。在邊際情況下，環境的輕微變化或選擇餘地的存在會影響我們的行為。一些成功的所謂「助推」手段讓人們更有可能節省能源，或在大學自助餐廳排隊時少買一個甜甜圈。
但一些心理學家提出了更大膽的主張，其可信度就要低得多了。以巴什為例，他說，看到更乾淨的街道在某種程度上會刺激心向社會的行為，這有助於解釋自1990年代以來紐約市暴力犯罪率的大幅下降。（所以他稱讚警方的「破窗」政策。）他承認還有其他因素，但他也在書中明確指出，這座城市的復興「是一種引導積極行為的新文化的結果」。
這是對一個複雜問題的過度簡化。幾乎沒有什麼犯罪學家認為，這些積極行為的線索能告訴我們關於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太多信息。
最近心理學中的其他轟動觀點也浸透著這種意識形態。以思維模式干預為例，其目的是將人們的思維模式從「固定」（「我考試不及格——我是個傻瓜」）轉變為「成長」（「如果我下次更努力，我會做得更好」）。「三十年來，我的研究表明，你對自己採取的觀點深刻地影響了你生活的方式，」這一觀點的提出者、史丹福大學教授卡羅爾·德威克(Carol Dweck)在她的書《心態——新成功心理學》(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中說（她在TED演講中提出的相同觀點已被觀看超過1250萬次）。
或許更廣為人知的是內隱聯想測試，它聲稱能夠通過一個簡單的計算機測試來衡量一個人的內隱（或無意識）偏見水平，該測試涉及到對不同刺激的反應時間的比較。由於該測試的創建者還聲稱，內隱偏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美國持續存在的種族歧視差距，因此計算機測試現在成為當代多樣性培訓的最常見特徵之一。
然而，自從這些主張被首次提出以來，一場全面的可復現危機已經衝擊了心理學，就是說當研究人員試圖重新做之前的研究時，他們往往會發現一個不那麼喜人的結果，或者什麼結果都沒有。事實證明，心理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長期使用的標準統計方法很容易產生假陽性結果。大約50%的實驗心理學發表的結果不可復現，而社會心理學的分支領域——大多數社會啟動、內隱偏見和刻板印象威脅研究的基礎——往往表現得更糟。
那些旨在為嚴重問題提供簡單補救方法的研究受到了特別沉重的打擊。心態干預似乎遠沒有德韋克最初宣傳的那麼有效：2019年《自然》(Nature)雜誌上的一項結構良好的重要研究發現了一些效果，但只是相對較小的效果，而且只適用於較差的學生。（在一次電話交談中，她指出，《自然》雜誌的研究集中在一種相當簡單化的思維模式干預上，設計得易於擴展，並參考了早期研究中發現的更大效果，這些效果是以更昂貴、更耗時、需要高度訓練人員參與的多階段干預為前提的。）
至於巴什所信奉的迷人的社會啟動魔法，比如人們在看到與衰老有關的單詞後走得更慢？「我不知道有什麼可重複的發現，」心理學家、可復現性的重要倡導者布賴恩·諾塞克(Brian Nosek)在2019年說。「並不是說沒有，只是我說不出來。」少數經受住這種審查的社會刺激效應往往很小、是不一致的，而且在實驗室環境之外不一定相關。
（在一系列的電子郵件中，巴什和他在其他地方所持的觀點一樣，認為他的研究領域的可復現困境被誇大了，並指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
內隱聯想測驗也經歷了類似的困難。它仍然經常是日常多元化培訓設置的一部分，但它的創造者很久以前就承認，這個測試太過雜亂，不適合用來確定那些可能從事種族主義行為的人（這是對他們最初的主張的重大倒退）。
這些理念所傳播的樂觀自信的社會願景，與它們在統計上的缺陷同樣重要。如果減少犯罪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就是用更乾淨的街道來促發潛在的罪犯，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理由被我們周圍的問題壓倒，也沒有什麼理由去追求昂貴的或有政治爭議的改革（比如真正打擊犯罪的根源）。
重點並不是說今天最傑出的啟動世界心理學家否認在啟動、偏見和心態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他們會很快承認，是的，有。問題是，他們的工作在媒體放大下，推進了一系列非常具體、放大的優先事項。針對執法機構的內隱聯想測試訓練強調了警察種族歧視結果的表面上的非故意性質，這並非巧合。他們提供了一種格外非對抗性的、有利於權威的方式，來處理種族公正問題。
有時人們錯誤地認為，最好的或最真實的科學思想會上升到頂峰——它的普及意味著準確和嚴謹。
這從來都不是事實，但在一個流行科學通過TED演講和其他平台被熱賣的時代，這個說法就更值得懷疑了。通常，能達到這些高度的想法都是我們最願意相信的。我們願意認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