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一群法學精英的命運＊阿波羅新聞網

1993年，29歲的中國政法大學在讀研究生薛波，在和同學查閱資料時，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本的《英美法詞典》。而我們的鄰邦日本，早在1930年代就已經有了一部《英米法詞典》。敏感的薛波意識到，我們和日本在法學領域為何存在巨大差距了，而我們和英美法系的國家談判時，又為何有時會發生雞和鴨說的情況了。

中國已經和外界處在日益頻繁交流的時代，不能總是自話自說，編輯一部《英美法詞典》，與世界接軌，就成了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

一

有人會問：詞典為什麼重要？潘漢典教授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長期以來被翻譯成了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就是30年。從1954年、1975年、1978年到1982年，三次修改憲法，都沒有發現錯譯。直到1985年才得以改正。

前些年，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法律概念說話有很大關係。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彙漢語對譯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100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裡？最後，高宗澤律師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過去，我們閉關鎖國，與西方隔絕，自己玩獨龍遊戲是可以的。但改革開放要融入世界，要解決貿易糾紛和國際糾紛，就必須懂得英美法。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澳大利亞等大英國協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是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是依照英美法。一直以來，因為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

故而，組織精通英美法的學者編寫一本高質量的詞典，便刻不容緩地擺在了國內法學界的面前。

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只能一邊摸索一邊編寫。一群人在中國政法大學的宿舍內，從早上8點忙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終於辛苦地做出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拿給具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這不是他們自身的問題，而是英美法教育傳統被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民國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他們，是一群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學精英。他們最具才華的年代，被輕忽法律的環境所壓制、所摧殘，甚至扼殺。但詞典的編撰，非他們的加入不能完成。

他們中的有些人，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經是法學界的著名權威。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這所大學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惟一系統講授英美法律的學院，是1949年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由於東京審判採用英美法程序，國內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政府很是焦急。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這才組建起一支赴遠東軍事法庭的隊伍，其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東吳大學。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現場

可是1949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最優秀的人物，只要選擇了留在大陸的，都幾乎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情。

二

那幾年，薛波在上海、南京、杭州，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1900~1997），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後來的代校長兼法學院院長，前後任職20餘年，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法學人才。他是中國近代最傑出的法律教育家，他在東吳法學院任職期間，始終維護學院獨立超然的行政地位，他招聘的教授，世界著名，他們的著述當時領先，從學院出去的學生享譽國內外。

1946年東京審判，中國出席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法官、檢察官、顧問，幾乎全部出自東吳法學院，這些法官們都是盛振為院長親手選派的，他們或者是盛振為聘請的教授，或者是盛振為的學生。

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末，中國一共出了6位國際法院的法官。這6位國際法官清一色全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而這些教授和畢業生不是盛振為的同事就是盛振為的學生。

就是這樣一位法學界泰斗級的人物，在1950年被撤職，不久又打成"反革命"，判處10年徒刑，押送甘肅勞改，後因宋慶齡出面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1980年代獲官方平反。

高文彬，1921年出生於上海，1945年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1946年應聘前往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參加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工作，先後擔任國際檢察處翻譯官和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健在的全程參與過1946-1948東京審判的親歷者。當年，是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證據，才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了絞架。

高文彬被聘為翻譯時月薪250美元，幾個月後由於工作出色，在結束翻譯工作後，被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留下擔任秘書，月薪漲到300美元，當時每頓飯花費0.4美元，生活非常富裕。

東京大審判結束之後，法庭上結識的美國朋友邀請他赴美深造。高文彬考慮到一大家子人都在上海，自己身為長子，肩負著養家的責任，所以婉謝了對方的好意。

年輕時的高文彬

1952年，高文彬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敲鑼聲都聽不見。但他憑著不屈的精神、頑強的毅力和堅韌的信念，在監獄和農場期間，從未放棄過閱讀學習，每天堅持寫英文筆記。1980年後高文彬終於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高文彬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

周枏（1908~2004），被中國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像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這樣的學術名家，而周枏位列其一。

像這樣一位法學大家，直到薛波拜訪他時，才發現他竟然生活在極其簡陋的環境裡：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位於上海南昌路282號。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枏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枏最值錢的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枏，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此後，在距離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枏度過了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落實政策，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了10年。退休後，因為沒有房子，他只得選擇回到上海。

再後來，因健康問題，年邁的周枏無法照料自己，又搬回安徽女兒家居住。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在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俞偉奕（1922~2004），1944年東吳大學法學士，後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牽連，反覆遭受批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受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里，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方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品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調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1916~1999），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抗戰後任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竭盡心力。他去世後，大家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盧峻（1909~2000），東吳大學1930屆學生，畢業時同時獲得復旦大學文學士碩士學位。經業師吳經熊老師推薦，入哈佛大學法學院就讀，1933年獲法學博士學位。著有《國際私法之理論與實際》等。盧先生在上海的舊居屬於極個別的未加任何裝飾的民國舊居，質樸得讓人震撼！他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身體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哈佛法學評論》每期都要給他寄送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蔡晉，1933年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先後擔任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並在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任教。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1980年應聘為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主編《國外法學知識譯叢·刑事偵查與司法鑑定》，編譯《各國憲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覽·歐洲分冊（下）》。在上海法學研究所受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委託審查部分香港原有法律的任務中，他寫出了《最高法院條例》和《刑事罪條例》的審查報告，作出了重要貢獻。

晚年的蔡晉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就是他的臥室。裡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的奶粉罐，裝著蔡晉全部的"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就連這樣帶件的醫院也是難以入住的。即便如此，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台上。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台一角，而另一角，是照顧他的看護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一同輕輕地放置於他的靈柩內。

三

很多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盧峻的情景。

在盧峻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了出來，欣慰地說："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14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1930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1949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1979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1980年代後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這些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8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而忘我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僅只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盧繩祖先生（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就寫下了2000多字、長達6頁紙的注釋。結果，近90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枏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正常書寫，字跡不好辨認，他便委託80多歲的夫人——1930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書寫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盧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裡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論起來。

王毓驊先生目力衰減，必須藉助自然光閱看稿子，但他家中沒有陽台，每次看稿，都必須前往幾公里外的女兒家。

潘漢典先生（1921—2019），27歲時畢業於東吳大學比較法研究所，獲法學碩士學位。精通英、法、日、德、俄等多種語言。他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1949後仍能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這讓他很幸運地躲過了那場災難。在手術前的48小時，潘先生仍還掛著尿袋審稿。是什麼動力，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編寫詞典的事業中？"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干。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潘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於你父母的中國人。"潘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己任，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的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四

薛波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里，5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10塊錢，老人們都吃得很香。

詞典出版時，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儘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潘漢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盧峻先生時，盧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600元的審稿費盧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過深深的傷害。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近30年。

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裡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

老人們的奉獻，是他們唱響的一曲生命的讚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地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召喚。"

盧峻先生去世後，在他的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晉先生，蔡先生每次看到他，都非常高興，臉上會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薛波：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這也是他人生的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看過老人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昔日風度翩翩的英俊少年，晚景竟如此淒涼。

不是所有的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的法學碩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學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回信簡短，但文字背後的沉痛難以言說。

更令人痛心的悲情來自一位東吳老人，她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乾乾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抹得一點也不剩下？"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