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哪一個朝代最適合拿來作為武俠小說的時代背景？有位網友說：「個人認為，最適合寫武俠小說的歷史時期，應該是各種矛盾激化最為激烈的年代。皇帝、忠臣、奸臣、宦官、錦衣衛、東廠、西廠、倭寇、百姓、民間組織、幫派，每一個元素之間都存在矛盾，都可以當做寫作的材料。」顯然，他說的這個時期就是明朝。
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金庸十五部武俠小說，除了架空歷史背景的《連城訣》、《俠客行》、《笑傲江湖》、《白馬嘯西風》我們這裡略過不談，《越女劍》的故事發生在春秋末年，《天龍八部》發生在北宋後期，《射鵰英雄傳》發生在南宋寧宗朝，《神鵰俠侶》發生在理宗朝，《倚天屠龍記》從南宋末年寫到元朝末年，嘎然止於朱元璋建立大明前夕；《鹿鼎記》、《鴛鴦刀》、《書劍恩仇錄》、《雪山飛狐》、《飛狐外傳》的故事背景均為清朝，明確以明代為背景的，只有的一部《碧血劍》，但那也是明王朝快滅亡的時候了。
金庸為什麼不寫明朝前期、特別是朱元璋時代的江湖與武林？這或許跟金庸個人的好惡有關，但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會發現朱元璋時代的江湖——如果那時尚有江湖的話——是多麼的寂寞，波瀾不興，根本不適合江湖俠客與綠林好漢生存。
我們常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其實未必。江湖的形成，需要很多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流動性。江湖永遠是流動不居的，所以江湖中人才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叫做「走江湖」、「闖蕩江湖」。熱愛冒險的遊俠、出沒不定的盜賊、繁華的市井、過往的商旅、押送貨物的保鏢、暫時歇腳的客棧、遊戲人間的浪子、漂泊的劍客、遊方僧人、遊手好閒的城市閒漢，等等，構成了永遠也平靜不下來的江湖。沒有流動的江湖客，便不會有江湖。
但江湖社會的這一特徵，是朱元璋無法容忍的，他建立明王朝之後，馬上就鎮壓社會的流動性，以舉國之力建設靜止、安寧、井然的社會秩序。朱元璋相信，「上古好閒無功，造禍害民者少。為何？蓋九州之田皆繫於官，法井以給民。民既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要恢復這個他想像中的「上古」秩序。
為此，朱元璋全盤接過元朝的「諸色戶計」衣缽，將全國戶口按照職業分工，劃為民戶、軍戶、匠戶等籍，民戶務農，並向國家納農業稅、服徭役；軍戶的義務是服兵役；匠戶則必須為宮廷、官府及官營手工業服勞役。各色戶籍世襲職業，農民的子弟世代務農，工匠的子孫世代做工，軍戶的子孫世代從軍，「不得妄行變亂，違者治罪」。
朱元璋又要求，士農工商「四民務在各守本業」，農民必須老老實實呆在農田上，不可脫離原籍地與農業生產，想棄農從商？那是絕對要禁止的；「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他們平日裡，每一天的活動範圍，都必須控制在一里之內，「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就算碰上饑荒，逃荒外出，地方政府也有責任將他們遣送回原籍；從事醫卜之人，也「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
居民如果確實有出遠門的必要，比如外出經商，必須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當時叫做「路引」、「文引」。法律是這麼規定的：「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軍民無文引及內官內使來歷不明，有藏匿寺觀者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凡離鄉百里，就需要向申請通行證，經官府批准之後方許啟程。
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後果很嚴重，被官方發現、抓獲的話，輕則打板子，重則處死。洪武六年六月，常州府有一個居民，因為「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來不及申辦「路引」，結果途中被「呂城巡檢司盤獲」，「送法司論罪」。朱元璋得報，說：「此人情可矜，勿罪釋之。」感謝皇上開恩。
還是洪武年間，朝廷「燕脂河，大起工役」，這個工程，累死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挨到工程完工，有一個工人卻絕望地發現，他的「路引」不小心弄丟了，「分該死，莫為謀」。只好等死。幸虧督工百戶可憐他，跟他說：「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替他求情，朱元璋說：「既失去，罷。」再次感謝朱皇帝開恩。但是，如果皇帝未開恩，恐怕那名工人就要被處死了。
除了外出之人必須攜帶「路引」，鄰里也必須掌握出遠門者的日程，他們何日離家，出外幹什麼活，按計劃何日歸來，都要心中有數，如果發現有人日久未歸，需要向官府報告。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的一則榜文這麼規定：「今后里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務。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鄰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體遷發充軍。」
農村中，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之人，成了朱元璋嚴厲打擊的對象。他親訂《大誥》，告知天下萬民：「此誥一出，所在有司、鄰人、里甲，有不務生理者，告誡訓誨，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鄰人著限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間，仍前不務生理，四鄰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來，以除當所當方之民患。」
如果鄰里對游食之人坐視不理呢？朱元璋說：「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里，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民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好可怕！
城市中的游手也受到朱元璋的殘酷鎮壓。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鳥者、游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又下令：「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作賣買的，發邊遠充軍。」蹴圓，即踢球。軍人學踢球，竟然要斫掉雙腳。
經過朱元璋苦心孤詣的努力，社會的流動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明初果然是一派寧靜、死氣沉沉，「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明末歷史學家談遷回憶說，「聞國初嚴馭，夜無群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餘人，誠使人凜凜，言之至今心悸也。」
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紀社會，還有哪一個人敢出去「闖蕩江湖」？此時就算還有一個「江湖」存在，也該是多麼的寂寥、平靜！
直到明代中後期，隨著「諸色戶計」制度的鬆懈，「洪武型體制」的逐漸解體，海外白銀的流入，商品經濟的興起，「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社會才恢復了兩宋時期的開放性、流動性及近代化色彩，江湖才重新活了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