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歷史人物的評價本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而論斷一個剛剛走進歷史的人物則尤為不易。中國人所常說的「蓋棺論定」其實大有斟酌的餘地。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說人的言行表現至死而告終結，不再能有反覆而已。但對於死者的看法則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得到「定論」，而且既「定」之後，仍難保不再發生反案的情況。我首先聲明這點意思，以表示本文關於毛澤東的評論只是個人的一種偏見，絕不敢自視為「定論」。
毛澤東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之大已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但這種影響的性質究竟如何則迄今尚在討論的階段。回顧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的輿論變遷，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極顯著的客觀趨勢，即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包括中共官方在內）是愈來愈低；而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發展之中。
這裡便透露出一個極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澤東和其他二十世紀的大獨裁者如希特勒、史達林一樣，其生前那種使人不可逼視的「偉大」，完全是由現實的權勢所烘托出來的。權勢隨生命以俱去，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虛。不但如此，毛澤東的死後命運較之希特勒、史達林尚還有不如。
此中關鍵即在於他是中國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傳統，希、史兩人雖各在人間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標準言，終不失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資後市欣賞之風姿。中國的傳統則不重視英雄，對死者的情感端視其人是否留有足夠的德業可供人去後之思。這恰好是毛澤東生命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
思念他的人當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東興、陳永貴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過好處的人現在自然會對他倍加懷想。但是這些「攀龍附鳳」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以中國十億人口而言，毛澤東最後二十年中對他們所留下的記憶除了災害與苦難之外實在別無他物。如果我們承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和絕大多數人心分不開的話，那麼毛澤東的終極的歷史命運是不能樂觀的。
在這篇短論中，我不準備、也不能全面地評論毛澤東的功過問題。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只想是從中國史的觀點來估定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毛澤東在生前一直以「革命」為標榜；通過他的一些極左的言論，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擁有一個最徹底的革命領袖形象。
但是如果我們稍稍留心這四年來中國大陸所不斷暴露出來的有關毛澤東晚年的言行，我們便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最後並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著他的正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那一部分——君主專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統而是相當於傳統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勢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賢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黨羽自然是諸呂、諸武一流的勢力了。
以行為而論，中國歷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徵如遠賢臣、親小人、拒諫飾非之類，毛澤東實無一不備，而且其程度則遠過之。因為他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
我並不是說，毛澤東一切的思想與行為都在中國傳統的籠罩之中。他確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個最徹底否定傳統的革命者。但這只限於他在自覺的思想狀態之下為然。在潛意識裡他則不折不扣地是傳統的俘虜。傳統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詩詞中已有清楚痕跡，不過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後才全面地爆發出來。阿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蝕人」到現在為止依然是一個有效的政治原理。
一九四九以後，在絕對權力的腐蝕之下，革命的毛澤東逐漸讓位於傳統的毛澤東了。這絕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事實上環繞在他周邊的幾乎沒有人不把他當作開國皇帝那樣奉承。不說別人，當我們讀到許多有關周恩來如何「忠於毛主席」的小故事，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們之間只有傳統的君臣關係，而不是革命同志的關係。中國大陸上這幾年來才開始反省中國「封建」傳統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問題，實在未免遲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們為了應付黨內的困難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為了重新建立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是大體上把毛澤東的政治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
現在我們先談談應該怎樣估價他的「開國之功」。今天中共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強調「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正確與否是要看我們如何理解「新中國」這個名詞。如果說「新中國」是指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那麼這句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如果所謂「新中國」涵蘊著一種價值判斷，以為沒有毛澤東則中國今天將仍然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那麼這個論斷則是很成問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舊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蘇俄的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所以，亞非地區大大小小無數的舊殖民地或被壓迫的民族都一個個地獲得了解放、並建立了新的國家。中國人民近百年來一直在尋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之道，毛澤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人。
但是在第二次大戰之後，中國事實上已擺脫了舊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而且至少在名義上已成為聯合國的「五強」之一。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只有對中國共產黨才是有開天闢地的意義；對於中國人民而言，則不過是一個新的政權而已。這個新政權的成立頗藉助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國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卻並不是從一九四九年才開始的。
從建立現代國家這一方面說，毛澤東的業績不但沒有超越過孫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魯在印度獨立運動上的貢獻。客觀地分析，毛澤東的「新中國」在社會革命方面所表現的意義是遠大於民族革命的。
毛澤東接受了「五四」以來反傳統的思想洗禮；在自覺的層面，他是和傳統全面決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澤東並沒有真的跳出傳統的藩籬。以思想的內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卻把「封建」發展到了從來未有的高度。換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他所運用的建築材料全是新穎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國則依然是陳舊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新中國」竟成為「封建主義」無限泛濫的重災區。這樣的國家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是沒有「新」的意義可言的。
由此可見，就毛澤東的所謂「開國之功」而言，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評價和一般人民的評價是大有距離的。這和漢代朝廷與民間對漢武帝的評價之截然異致，先後如出一轍。漢宣帝要頌揚漢武帝開邊的功德，特別下詔為武帝立廟作樂。但是當時有一位儒生夏侯勝竟持異議，他認為武帝雖有廣土斥境之實，其代價則是「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