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塔利班指揮官用槍炮奪取權力時，3800萬阿富汗人只能屏住呼吸，等著看他們最新的征服者將如何統治。
這種拿不準的態度在外國的首都——從華盛頓到北京——也很明顯，但由於該組織在1996年至2001年上任期間的極端主義和暴行記錄與其今天的溫和承諾之間存在深刻矛盾，這加劇了這種不確定性。
歷史可能會給我們一些線索。塔利班是現代歷史上第六個（或第七個，看你怎麼定義）接管國家的反叛組織。雖然沒有任何兩個反叛組織完全相同，但它們的統治方式已經出現了某些模式。
有些學會了有效治理，甚至實現現代化，還有一些則在混亂或重新爆發的戰爭中崩潰。有些執政後變得更加殘酷，對臣民大肆宣洩，讓他們感到恐懼和不安。還有一些則溫和治理，但主要是為了尋求合法性和外國援助。
而它們似乎有一些共同點：
一種嚴密的官僚威權主義，儘管有時允許一定程度的政治開放。專注於控制或脅迫被視為與舊秩序相關的社會元素，有時是通過令人驚駭的暴力。而且會尋求外國的支持和承認，以克服用槍炮奪取政權的激進分子所面臨的被遺棄孤立的地位。
這些習慣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鞏固權威。這幾乎總是反叛組織的統治者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往往明白，奪取政府大樓與成為執政政府不同。
內戰學者泰倫斯·萊昂斯(Terrence Lyons)寫道，這個長達數年的過程既是由勝利者對「戰後合法性和鞏固權力」的需求決定的，也是由「獲勝叛亂組織的性質」決定的：強硬、紀律嚴明和意識形態。
叛軍的治理
奪取政權的叛軍往往會迅速將自己轉變為一種非常特殊的政府：基於政黨的威權主義。
想想曾經的反叛者、1949年掌權的中國共產黨吧。他們緊密團結，內部等級森嚴，在官僚組織方面駕輕就熟，幾乎不能容忍異議。
反叛組織選擇這種模式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就是這樣組織起來的。
「一個成功的反叛組織同時是一個政黨、一個軍事組織和一個企業，」萊昂斯博士在一篇關於反叛者如何治理的論文中寫道。
在權力方面，反叛組織的紀律性和凝聚力往往使他們的政府比其他類型的威權主義更穩定、更務實，甚至可能壽命更長。
萊昂斯博士發現，即使他們聲稱代表民眾解放，他們也傾向於表達「對民主的矛盾心理，甚至敵意」。他們在戰爭時期零和競賽中的經驗使他們將和平時期的競爭——選舉、抗議、異議——視為一種威脅。
毛澤東掌權後，他曾邀請知識分子、記者和其他人批評新政府。但他顯然對他們的批評大吃一驚，許多接受他提議的人被送進監獄或殺害。
儘管如此，雖然反叛政府的施暴能力可能很強，但多年來躲藏在村莊和山口的經歷讓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培養民眾支持的價值。
許多反叛組織執政後繼續這種做法，尤其是那些代表特定種族或宗教團體的人，比如塔利班，他們可能希望讓其他群體放心。
1986年占領烏干達的反叛軍向舊秩序的支持者提供了大赦。1991年掌權的衣索比亞激進分子在全國各地主持成立了「和平與穩定委員會」(peace and stability committees)，試圖表明他們打算代表每一個人。1994年，當圖西族民兵在自己的族人遭遇大屠殺後控制了盧安達時，他們承諾和解並建立一個泛民族團結政府。
這三個反叛組織都舉行了選舉——儘管主要是為了作秀，並在嚴格控制的範圍內允許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
但毫無疑問：叛亂分子通常會以獨裁者的鐵腕牢牢抓住政權，警惕又多疑，害怕失去他們辛苦贏得的權力。
大清洗和大出逃
叛亂政府往往圍繞著擔心遭到公眾拒絕、前政府的殘餘勢力破壞甚至是來自內部的叛亂，來組織早期的統治。
作為回應，他們往往會尋求控制和脅迫，甚至會暴力清洗被視為與舊秩序結盟的整個社會階層，這些階層可能仍然對文化、經濟和政府官僚機構存在影響力。
毛澤東的第一批行動就包括清除農村地主，這是一個被視為經濟上強大的右翼群體。
他的勢力抓捕了成千上萬的人，並鼓勵當地村民剷除殘餘勢力。許多人被送到勞改營或當場被毆打致死。毛澤東估計死亡人數為200萬，但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死亡人數為20萬。
在毛澤東的運動中，這樣的暴力是不尋常的，但其規模並不罕見。
1959年上台後，古巴革命者明確表示，他們把主要支持舊政府的中上層階級視為敵人。大約25萬人逃離。他們的離去永久地改變了古巴社會。
塔利班表示，他們希望在阿富汗避免發生這種情況，並警告，如果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出逃，那就會出現「人才流失」。過去兩周里，當數萬人撤離時，該組織沒有阻攔，但表示希望與留下來的人合作。
在冷戰的極端時期，叛亂分子很容易贏得超級大國對大屠殺的支持；此後，叛亂分子已學會了迎合國際社會的期望。
烏干達表現出了溫和與包容，雖然只是表面上的，卻避免了戰後最可怕的互責。
尋求認可
為了尋求合法性，說服國內民眾和國外政府將其視為合法政府，統治者通常需要尋求社會和宗教領袖的公開承認，甚至包括戰敗者的承認。
在塔利班向喀布爾進軍的報導中出現過這樣的場景：當地領導人或鐵腕人物歡迎塔利班，以示接受。
但反叛組織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國外。外國勢力的承認可以帶來合法性和援助——這對內戰後的重建至關重要——並且避免被孤立的威脅。
盧安達和烏干達的叛軍領導人與西方外交官坐下來談判，並承諾聽從命令，儘管他們的軍隊仍在為奪取控制權而戰。
塔利班的外交接觸活動幾乎是逢迎的，他們甚至對印度等長期敵對的政府也表示了讚揚。對於這個庇護基地組織的組織來說，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並不容易。
還有一些國家可以說遭到了更冷淡的待遇。毛澤東的政府花了22年才獲得聯合國的承認，又花了幾年時間才贏得美國人的承認。
這段經歷很有啟發性。儘管毛澤東掌管著一個世界大國，但叛亂者統治的固有弱點造成了對承認的深度需求，足以使他徹底改變其外交政策以獲得承認。
面對國際社會的謾罵和潛在的毀滅性經濟危機，塔利班的需求可能更大。
阿富汗學者巴尼特·R·魯賓(Barnett R. Rubin)在今年春天寫道，該組織「對獲得認可和最終獲得援助資格的追求，為其他行為體提供了一些影響該組織最重要的籌碼」。
然而，中國政府只是按照世界要求的方式做出了改變。1972年，當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抵達北京時，他的東道主正在進行現代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政治清洗之一。他們叛亂者的天性和習慣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