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公民社會，在維基百科中的定義是：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它不屬於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屬於盈利的私營經濟的一部分。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
著名媒體人笑蜀，作為一名多年來始終研究、鼓吹公民社會建設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形容公民社會"是一個國家的植被。"是的，在國家的巍峨建築之外，在單獨的個體生活之間，還有一個廣闊無邊的領域，這就是公民社會。它們由那些為了特定的社會需要，為了公眾的利益而行動起來的組織，諸如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社區組織、專業協會、工會等組成。在這個領域，公民們自己聯合起來，通過自治與合作，使得社會更加美好，並通過這種有品質的公民生活，增進了整個社會的公共理性，使社會共識更容易形成。
和以往任何一個時期不同，如今是轉型時代，也是微博時代。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對公共事務進行力所能及的最大關注和最大參與，這就意味著中國走向公民社會有了一個可能的嶄新路徑。從這個意義上，告別傳統的啟蒙與革命，共同呵護支持正在發育中的公民社會，最終形成堅實的社會底盤，走向真正的公民社會，就是我們今天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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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啟蒙的進程。今天的中國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國，文明、理性已有很大進步。但如果橫向比較，對這種進步就不可高估。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依舊沒有脫魅，沒有告別蒙昧。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堅守公民社會信念？或者換句話說，公民社會在中國為什麼必不可少？我想舉發生在我們周邊的兩個例子來說明。
一個是藥家鑫案件。藥案有個風雲人物叫張顯，名不見經傳，但他居然可以利用網絡，一度成功地引領了輿論，可見我們的社會之缺乏公共理性到了何種程度，民心易被操縱到了何種程度。另一個例子是915事件。無數打砸搶暴徒似乎一夜之間從地縫裡鑽出來，昨天還風平浪靜，一切都是好好的。現在我們知道，這股打砸搶浪潮背後也有少數人在操縱。
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一個啟蒙的進程。今天的中國比之三十年前的中國，文明、理性已有很大進步。但如果橫向比較，對這種進步就不可高估，中國並不是沒有了"一夜回到WG"的可能。可以說，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依舊沒有脫魅，沒有告別蒙昧。
與這狀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們身邊的華人社會。同樣是保釣散步，深圳發生了多起打砸事件，而跟深圳僅有一河之隔的HK，整個保釣散步井然有序。
台灣也如此。台灣"倒扁"運動中的紅衫軍，主體是中下層群眾。在一般人看來，中下層群眾往往比較缺乏理性與文明，但就是這樣的一個群體組成的紅衫軍，在整個抗爭中的表現恰恰極其理性、極其文明。曾經，紅衫軍內部有過一次爭議，有人向紅衫軍領袖施明德建議，"倒扁"大軍與"總統府"僅百步之遙，為何不乾脆衝進去把陳水扁趕走呢？但這提議沒列入議程，施明德沒有接受，紅衫軍始終表現出高度的克制。
更可貴的是，克制的不只是紅衫軍，而是對抗的雙方。當時陳水扁方已經知道紅衫軍有衝進"總統府"的提議，但他的對策是下令所有衛兵，如果紅衫軍衝進總統府，任務只有一個，那就是跑。
不論紅衫軍，還是陳水扁，都怕衝突、怕流血、怕死人。雙方的政見可說南轅北轍，但在這點上有高度共識。我為此請教過台灣學者錢永祥老師，錢老師說，你知道紅衫軍是怎樣的一群人嗎？他們是那種即便在浩浩蕩蕩的遊行中，遇到紅燈亮了，所有人也會自覺停下來等綠燈的一群人。
這些情況，如果放在中國大陸，是很難想像的。當然，大陸也發生過一些克制、理性的抗爭，比如廈門反PX事件、廣州番禺反垃圾焚燒事件、大連反PX事件等。但它們有一個共性，就是都屬於都市抗爭，都是城市中產精英的抗爭。當下中國，大多數中產精英的抗爭表現得這樣克制而理性，而很多抗爭捲入了底層民眾，一般都伴隨著不可控的巨大風險。
差別很明顯，同樣是華人社會，公共理性的水準、文明的水準，很容易就能判若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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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時代，但是文明距離我們其實很遠。什麼是文明？在我看來，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沒有過上公民生活，那就沒有資格說你生活在文明社會裡。
回頭說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即公民社會與法治建設。我們往往強調法治而不提公民社會，實際上，公民社會建設是法治建設的前提，沒有公民社會建設，所謂法治建設無從談起。
還是以HK為例。HK是有法治的，但HK的法治並不是依託於民主，而主要是依託於公民社會。HK的公民社會完整而發達，哪怕是一個貨運司機，也可能屬於多個公民組織，而所有公民組織都是完全自由、完全自治的。HK的法治社會，就建立在充分發達的公民自組織基礎之上。
台灣也不例外。台灣法治到什麼程度？有個小故事很說明問題，有次馬英九乘車出門，剛從車窗里探了個頭，就被交警發現，馬上罰款。可見台灣的法治名不虛傳。
跟HK一樣，台灣也是充分發達的公民社會。只要有充分發達的公民社會，就一定有健全的法治，這是鐵律。道理很簡單，法治是公共理性，公民社會也是公共理性；法治社會與公民社會，因而必然兩位一體，相輔相成。
前面講到的華人社會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根本上說，是有公共理性的社會形態和沒有公共理性的社會形態。也就是說，我們跟他們的根本落差，在於我們的公共理性嚴重匱乏。
為什麼會嚴重匱乏？公共理性不是天生的，要像港台那樣公共理性充分發達，就必須建立在充分發達的公民生活基礎之上。
老是有人說，中國國情和國民素質決定了不能搞民主。實際上，素質是個偽概念，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而任何歧視都是侮辱，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但如果我們跳出素質範疇，轉換為素養、技能、經驗，那麼民主生活、公民自治、公共理性當然都需要這些元素支撐。而素養、技能和經驗統統來自後天的訓練，來自於後天的日常生活。
你有什麼樣的生活，有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你就積累了什麼樣的素養、技能和經驗。如果不能過上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訓練就會是一片空白，公民生活的素養、技能和經驗就都只能是零。
中國大陸所有社會問題中，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從沒有過上最基本的公民生活。據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時代，但是文明距離我們其實很遠。什麼是文明？在我看來，公民生活就是文明。如果根本沒有過上公民生活，那就沒有資格說你生活在文明社會裡。
當下中國，在公共理性的培養方面嚴重欠帳。經濟在騰飛，但社會的公共生活品質不但沒有提升，反而有下降趨勢。人們對公共生活的品質越來越不滿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幾乎每個人都是公共生活品質的持不同意見者，甚至包括很多既得利益者、很多權貴，甚至他們也對公共生活的品質強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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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這樣的公民組織，給人們提供的本質上都是嶄新的生活方式。說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會，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公共生活的嚴重匱乏，公共生活的品質之差，是中國社會的最大危機之一。
我去美國，發現美國人的公共生活很豐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充分發育的小共同體，每個公民可能同時分屬於幾個不同的小共同體。美國將近三億人，NGO組織則多達兩百萬個，平均一百多人就有一個NGO。這些NGO不只做公益慈善，不只提供公共服務，更重要的作用，是安放人心，它們實際是建立於人心中的小教堂，使得每個人的精神都有所寄託。
我去台灣，發現台灣的小共同體同樣發達。跟大陸不一樣，台灣有很多全職太太，因為老公一個人工作就能養活全家。她們家務不多，但日常生活並不空虛無聊，空餘時間幾乎全做義工。醫院、車站、博物館、學校，在台灣的任何一個公共場所，你都會發現義工遠遠多於本職人員。我住在一位台灣朋友的家裡，他母親已是72歲高齡，依舊天天做義工。有次把腿摔斷了，打上夾板才過一個星期，就在家坐不住了，要去做義工的醫院上班了。我很不解，問她為何不多靜養幾天？老人告訴我，在家她是閒人，沒有人需要她。必須到醫院做義工，和需要她的病人在一起，她的心才能安定。
這就是台灣的公共生活，這種公共生活讓台灣人過得很充實。台灣還有很多我們聞所未聞的公民組織，例如"時間銀行"，它可以讓人們把時間攢起來，需要用的時候再提取出來。每個這樣的公民組織，給人們提供的本質上都是嶄新的生活方式。說到底，公共生活、公民社會，都是新生活，都是新的生活方式。
而在大陸，我們的公共生活還是如此貧瘠。不少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而是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修長城"、搓麻將等自我麻痹的娛樂活動中。從搓麻中寄託自己的精神，寄託自己的人文關懷，生長出愛與善，這些難道是可以想像的嗎？這樣低品質的公共生活，能夠生長出我們最缺乏的公共理性嗎？
我們之所以缺乏高品質的公共生活，根本原因是我們沒有公民社會。甚至，有時候公民社會往往成了敏感詞，被當做陷阱。公民社會意味著什麼？就意味著公共理性、意味著愛、意味著善。
公共理性的不健全、不發達，本質上是精神層面的不健康。我們這個社會是精神不健康的社會，這種不健康寫在不少人的臉上：焦慮、著急、絕望……我們可以對比台灣，台灣當然也有極端的例子，但普遍來說，台灣人的臉是一張張健康的臉，平和的臉，從容的臉。這其實是兩種精神狀態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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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進公民社會建設，人們就不會過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會過上真正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不過上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會回到精神正常的狀態。
中國社會需要轉型，我們處在轉型時代。
人們通常所說的轉型，都是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文化轉型，其實我們還有更為重要的轉型，即精神轉型。中國社會不論怎樣轉型，首先要完成的就是精神轉型。而這轉型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唯有一條路就是公民社會建設的路。
不推進公民社會建設，人們就不會過上真正的文明生活，就不會過上真正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不過上有尊嚴和自治的生活，人就永不會回到精神正常的狀態。如果精神不正常，社會就始終處於高危之中，出什麼事情就都不奇怪。
所以，儘管公民社會建設有很多阻力，但決不能妥協。因為這是底線，底線就是生命線。不堅守這底線，中國永遠無法告別災難，民意隨時會被一些人玩弄於股掌之中。沒有公民社會，就不會有公共理性，沒有公共理性，絕大多數人就不會是自己的主人。只要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就一定會被外力操縱。這種狀態下的轉型，隨時可能轉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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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轉型模式。中國頭號問題是轉型，轉型完成之後才是治理。
回過頭來，我還是想說說台灣。到目前為止，所有轉型模式中，我最欣賞的是台灣模式。現在熱議的轉型模式中，最受青睞的是新加坡模式。但我認為，新加坡模式主要是治理模式，不是轉型模式。而當下的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治理模式而是轉型模式。中國頭號問題是轉型，轉型完成之後才是治理。新加坡模式在轉型上對我們幾乎毫無借鑑意義，它本身就面臨著轉型難題。
我們未來的轉型，要避免突尼西亞那樣的動盪，別無選擇，唯有台灣模式最值得借鑑。當然台灣模式也有特殊性，不可能複製。但它畢竟同屬於華人文化圈，它的一些基本原理還是可以通用的。
台灣轉型至少有三個要素：蔣家政權內部的分化以及領導人的清醒、多少年的社會運動、國際局勢劇變的壓力。我認為第二個要素是最重要的，沒有第二個要素即社會運動的壓力，蔣經國也不會有那麼大的轉型動力。
但台灣的社會運動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台灣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有一個高品質的公共生活、公民生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台灣不僅在蔣經國時代實現了經濟騰飛，而且是在均富的條件下實現經濟騰飛。通過均富，台灣消滅了作為階級的底層，哪怕是計程車司機，哪怕是清潔工，只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就會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就是一個小中產。即均富意味著全民中產化，這奠定了台灣最為寶貴的公共理性，才有了台灣人的從容、平和、理性和文明。
儘管現在台灣人均收入持續14年下降，但依舊沒有動亂。這得益於有台灣強大的社會保障；也得益於全民中產化給每個家庭都打下的堅實的經濟基礎，到現在，台灣還在吃14年前的積蓄。
所以，我們向台灣學習，首先要像台灣那樣，努力創造和平轉型的社會條件，第一是公民訓練、公共生活訓練，第二是均富即全民中產化。沒有這兩個方向的持續努力，就談不上公共理性，就會極大地制約中國的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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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空間存在於每個向善、有愛的公民心中，存在於他們組成的每個小共同體中，他們和他們組成的小共同體，今天已經隨處可見。
中國當下最大的問題是轉型，在轉型上必須堅定不移。但必須同時盡最大努力控制轉型的風險和成本。原因很簡單，中國這樣一個江湖社會，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千里之遙，人心的陰暗、人心的暴戾都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問題當然首先是制度問題，但絕不僅僅是制度問題，也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也是人心的問題。所以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提出過一個概念，叫社會淪陷。
所謂社會淪陷，其深層的含義其實是說，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穩定的底盤。沒有穩定的底盤，不論建什麼，都不過是流沙上的建築。我一直有個主張，叫社會底盤論，主張我們不僅要改造制度，更要重建我們的社會底盤。但這個主張受到很多朋友的批評，其中一個重要的批評，就是現有體制之下，公民社會建設沒有空間。
我不同意這樣的批評。因為它低估了中國社會的彈性，尤其低估了中國社會的複雜性。甚至可以說，公民社會的空間存在於每個向善、有愛的公民心中，存在於他們組成的每個小共同體中，他們和他們組成的小共同體，今天已經隨處可見。
我們今天能夠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與自由，是因為擁有過去所沒法具備的歷史條件。如果把我們比作野生動物，那麼社會就是這個國家的植被與森林。一個國家必須有植被、有森林，才會有完整的生態，如果獨立、自由作為動物能夠存活的前提，一定是擁有植被和森林。一旦沒有植被和森林，土地都是開闊地帶，權力就會毫無阻擋，別說野生動物了，哪怕是一隻兔子都會被輕易幹掉。
今天的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或許有時候體制不能容納一個人，但社會一定會關照他的。所以，我並不認為傳統體制足以強大到完全扼殺公民社會，恰恰相反，我認為公民社會在中國不只是理想，而且一定程度上已經是現實，即中國已經有了公民社會的雛形，或者說初級階段的公民社會。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怎樣把它做大、做強，讓它真正和平崛起。這是必須的。因為，只有公民社會的和平崛起，才是真正的中國崛起，也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的崛起。
——本文為演講記錄稿，原載2012年12月8日《華商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