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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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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之間的交鋒,更是毛氏家天下與黨內官僚集團黨天下之爭的序幕。周與劉、鄧、陳等諸多黨內大佬,聯手逼退毛澤東的發難,迫使毛揮淚斬馬謖,反手將高崗置於死地。

上圖左:鄧穎超;中:孫維世;右:周恩來(資料圖片)

香港是個政治八卦書籍的發散地,但蔡詠梅《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卻並非八卦,而是嚴肅得有如《晚年周恩來》,儘管在學術分量上不及《晚年周恩來》那麼厚重,況且頗多爭議,但不管怎麼說,畢竟提供了一個思考的角度,選擇了有關這個歷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筆者八十年代最早評說湖南毛的《論毛澤東現象》,庶幾就是從毛在北大當圖書館員時遭受當年北大知識領袖不經意的冷落之後所產生的心理反彈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學創建以降的二十世紀人文研究,這種探索方式在歐美世界可說相當風行,只是在漢語世界顯得有些另類罷了。

蔡詠梅對周恩來的這種性心理分析,讓我想起民國學者孫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一文中有關屈原是同性戀的探討。孫先生文章發表之後,在學界掀起了不小的波瀾。因為與周恩來一樣,屈原也是一個碰不得的偶像級人物。周恩來是一個清廉革命家的象徵,屈原是一個愛國主義標兵。儘管事實上屈原的同性戀傾向遠比所謂的愛國主義標兵要真實得多,因為在屈原時代根本不存在愛國觀念,但世人就那麼鐵板釘釘地認定,屈原,就等於愛國主義,從而絕對不能容忍有人將他說成是弄臣,並且還是同性戀。

因此,孫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討也罷,蔡詠梅女士的周恩來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罷,都讓所謂的學術界感到尷尬,從而引起諸多號稱學問家們的不滿甚至憤怒。尤其是在這二個同性戀個案都無法確切證實而只能從他們的言行中加以推測的情形底下,周恩來的同性戀傾向與屈原作為一位同性戀弄臣由於失戀而成為《離騷》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遠處在爭議之中。

不過,同樣作為歷史人物,在周恩來與屈原之間有個重大的區別,周恩來儘管也將其情感訴諸過文字,但更多的卻是轉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發在文字裡,而周恩來的情感卻更多地發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詠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論,僅止於其性心理探討,那可能還不夠。倘若讓我來選擇周恩來情感方式探究的話,我更傾向於選擇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

在周恩來研究當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乃是,周恩來為什麼在毛澤東面前那麼的委屈求全那麼的忍辱負重?對此,《晚年周恩來》一著認為,是因為「周恩來內心深處一直有著強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認為,「周恩來沒有家庭原罪感」,「所謂原罪,不是來自家庭,而是來自於不為社會容忍的,更不為其黨所容忍的同性戀隱私」。這兩種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認為,周恩來之所以始終在湖南毛面前那麼低聲下氣,關鍵的心理原因在於對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對自己名不符實的恐懼。

我曾經在《百年風雨》中說過,周恩來的人格特徵在於他的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說周恩來什麼都是,他當過演員,做過學生領袖,投身政治之後,做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領導過兩次城市暴動,組創過中共的情治系統,擔任過中共的軍事首領,主持過中共的統戰,成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終身的總理之職。說周恩來什麼都不是,他求學時代沒有讀書能力,整天沉溺於演戲,或者與同學纏纏綿綿,無論到日本還是到法國、英國,都沒有留學的求學能力,最終不得已,才投身政治。成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並非是資歷很老能力過人,而是憑著共產國際頭領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紹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參與並領導的兩次暴動,全都以失敗告終。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統的創建過程當中,差點全軍覆沒,幸虧有個錢壯飛,才得以死裡逃生。至於在所謂蘇區的反圍剿之中,周恩來的軍事指揮能力更是平淡無奇。周恩來最拿手的應該是他的統戰本事,事實上,周恩來對中共的最大貢獻也就在於他以過人的統戰能力為該黨凝聚了廣泛的人脈。周恩來在人際關係上的凝聚力,在中共歷代首領中無出其右。只是那樣的統戰,說穿了無非是哄騙、籠絡、收買、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腳踢開,過河拆橋。這不要說在旁觀者看來不上檯面,就是周恩來本人也並不以此為榮。至於作為總理的治國能力,周恩來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鄧小平實幹。即便作為紅色外交家,其實也是徒有虛名。張聞天秘書何方的回憶有說,周恩來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塗;說穿了就是只知沉緬於瑣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來這種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的人格特徵所證明的乃是,周恩來其實終其一生都是個演員,能夠將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於那些個角色到底做了什麼實事究竟有無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當中耍流氓比橫,周恩來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這種戲子特徵,天知地知,周恩來自己知毛澤東知。毛澤東深知周恩來的這種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的戲子人格,所以能夠駕輕就熟地拿捏周恩來。這是周恩來終其一身都被毛澤東踩在腳底下欺負的根本原因。

從文化人格上說,周恩來並非是個孤立的個案,而是頗有類型性的文化心理承傳。相比之下,曹操才是真正的管、樂之才,這是諸葛亮自己都在《出師表》承認了的。諸葛亮之所以能夠取得三足鼎立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藉助了東吳諸如周瑜、魯肅之類士族領袖的雄才大略以及孫權的政治立場。至於諸葛亮幫助劉備所獲得的那塊國土,主要是從劉氏宗族諸如劉表、劉璋手中忽悠來的。

周恩來的當世同類,便是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與周恩來一樣,馬英九也了無政治才能可言,而是靠著作秀的本領,贏得了民眾的選票。馬英九的政治眼光和文化視野全都相當庸常,就因為扮相不錯,演技出色,故而獲得成功。但一旦當政,原形畢露,其短視其平庸其僵化,其周恩來式的婆婆媽媽,一目了然。從周、馬兩者的扮相上說,周恩來當然是萬人迷,馬英九人稱師奶殺手,全都具有電影明星般的個人魅力,征服選民是輕而易舉的。不過,就兩者的個人能耐而言,馬英九絕對不是與周恩來同一個等量級的。以馬英九那點本事,要是處在周恩來的人生位置上,早在延安整風年代,就被毛給做掉了。馬英九那樣的作秀,與周恩來的長袖善舞相比,顯得太小兒科了。周恩來歷經的風浪、閱世的深度、人情的練達、待人接物的雍容,全都是馬英九在美國學府里再讀幾個博士學位都學不到的。

也許世人會好奇,這樣的人物假如真的從事表演藝術,能否成為表演藝術家?回答是,只能成為高級票友。假設周恩來從事京劇藝術,絕對成不了梅蘭芳。假如馬英九轉行拍電影,也不會成為李安第二。這類人物的藝術人生,並非天才型的藝術家,而是天生的票友,或者文化票友,或者戲曲票友。雖然他們的人生是演戲,但他們的天賦卻不在表演藝術,而在政治作秀。倘若要問,假設這類人物真的從事文學或者藝術類的事業,會是什麼樣的光景。最現成的回答,便是台灣學者蔣勛。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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