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納說：「在美國，我們看到，比如臉書、YouTube，相關的算法試圖讓用戶一直停留在它們的網站上，讓你點擊，讓你的眼睛鎖定上面的新聞提要，這可能導致算法去推薦，在某些情況下，推薦會讓用戶變得激進的內容，如果用戶容易受此類內容吸引的話。」
她說：「我認為美國的例子在媒體上得到了更廣泛的討論，我想中國正在看到類似的問題正在出現。我認為他們正試圖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並讓平台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為這類行為負責。」
萊登大學的克里默斯認為，中國政府清楚地意識到，他們遇到了與西方國家類似的網絡空間導致的社會問題，但認定自己可以拿出一套比西方制度更有效的做法。
他說：「這部法規的真正目標似乎是那些巨頭、大型網絡巨頭，例如阿里巴巴騰訊。有意思的是，這些規定不是憑空而來的……他們的意義是重新平衡消費者和科技公司之間的關係。」
中共創新環境緊縮，「權力清單」越拉越長
對於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來說，數據是幫助計算機提升算法能力的關鍵資源。因為掌握了龐大數據資源，中國的人工智慧行業曾被認為具備無與倫比的優勢。有分析認為，隨著政府對技術平台數據處理限制的不斷加大，中國消費型科技企業的技術發展將受到嚴重製約。
即將生效的算法條例規定，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應當向用戶提供不針對其個人特徵的選項，或者向用戶提供便捷的關閉算法推薦服務的選項。也就是說，用戶有權要求技術平台停止分析和追蹤個人信息，有權要求網絡商家停止通過算法分析個人數據、以「先入為主」的既定印象向用戶推薦商品和服務。
但批評者認為，科技企業並非執掌大數據算法技術的唯一主體——政府本身時時刻刻通過數字監控分析公民的個人信息、掌握百姓行蹤，沒有AI算法技術，「智慧城市」、「城市大腦」這樣的數位化管理框架模式不可能實現，但政府如何使用算法卻絲毫不受監管制約。
「中國技術威脅」（China Tech Threat）網站共同創辦人、丹麥電信行業諮詢公司Strand Consult高級副總裁羅斯林·萊頓（Roslyn Layton）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這些規則在某種程度上與歐洲算法政策的措辭相似，反映了政府的傲慢態度，即決策者可以調整算法以改善結果，例如保護消費者。通常，從商業角度來看，這些策略會降低算法的效率，並會降低終端用戶得到的效用。」
萊頓還指出：「我只想問，誰會保護中國人民不受政府的傷害？監管者誰來監督？」她說：「要注意到的是，這類政策不適用於政府用來處理用戶信息的算法。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數據處理，但對公民沒有任何保護。你無法選擇不讓政府處理（你的數據）。」
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對科技公司算法出台新規，是近年來加緊科技業管制的整體趨勢的寫照。
對於政府對新興產業越來越多的介入，體制內人士也提出了諫言。據鳳凰網報導，中國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紅天講席教授、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高西慶去年12月在一場公開活動上說，對政府監管部門要有足夠的制約，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的作用。
他說，要限制政府的「權力清單」，也就是說「政府的監管部門所能做的事情要有個確定範圍，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不過，中國政府的「權力清單」似乎越拉越長。去年，中國政府和官方統管的研究機構制定和下發了多項有關人工智慧運用標準和規範的文件和指導意見要求。與此同時，官方對科技企業的打壓也毫不手軟。
2021年3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起「可信人臉識別守護計劃」；7月，信通院發布《可信人工智慧白皮書》。
2021年9月，網信辦等九部委下發《關於加強網際網路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中國科技部也在去年9月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倫理規範》；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了中國科技部起草的《關於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
而對於那些被官方認為過度支配市場、不符合安全標準、對主旋律弘揚不力的科技企業和社交媒體，中國政府更是直接出手，高調打壓眾多知名公司。
中國政府去年公開阻止了搭計程車軟體公司滴滴出行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7月禁止滴滴註冊新用戶，下令其應用程式下架，並對其展開網絡安全調查結束。另外，中國政府幾乎全面取締了網上課外教育和輔導行業，理由是希望降低學生負擔、降低育兒成本。
去年9月，阿里巴巴因涉嫌壟斷被處以182億人民幣的天價罰款。10月，外賣網站美團因類似罪名被處以34億元的罰單。據《紐約時報》統計，從去年1月到11月，新浪微博共被處罰44次，電影和書評網站豆瓣被罰20次。
市場規模達近三千億人民幣的網路遊戲行業也遭當局整頓。官方媒體去年8月痛批網路遊戲是「精神鴉片」，政府同時發布命令，限制青少年的網路遊戲時間。
習近平特色的科技強國路
華盛頓一家著名商業諮詢公司的科技與地緣政治戰略分析專家認為，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科技產業的利潤是次要的，國家權力的鞏固才是最主要的，這是中國科技創新和商業環境必須面臨的挑戰。
這位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說：「正如你所知道的，中國並沒有像歐洲和美國資本主義那樣創造財富——不是我們假設的那樣，以為創造財富是遊戲的終點。國家主席習近平清楚，權力的積累才是最終目的，財富的積累只是權力的一種表現。」
萊登大學的克里默斯說，算法管理規則中的某些方面體現了習近平提出的「共同繁榮」理念，但也關乎中國共產黨對於其執政穩固地位的安全考量。
他說：「（共同繁榮）的這一理念是要改變經濟結構……現在有一部分人迅速富裕起來，該讓其他人也變得富有了。當然，這裡還有因素與保護中國共產黨及其所掌政權的重大安全利益有關。在這份其實非常簡短的文件中，你可以找到中國共產黨試圖實現的許多不同目標的種種例證。」
至於算法規定如何實施、如何影響科技企業運作，專家表示還需拭目以待。克里默斯說：「公司監管中的一個大問題一貫是如何去打開那個『黑盒子』，因為公司往往不願意讓外人知道它們的黑盒子裡有什麼。涉及到算法，顯然情況就更糟了，因為算法本身是公司的核心智慧財產權。問題是，（這部規定）對政府獲取這一非常重要的智慧財產權意味著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