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亞子有兩枚印章，不但引人注目，以後還生出是非，說來話長。一枚的印文是：「兄事史達林，弟畜毛澤東。」典出《史記・季布傳》，其意是說能以敬佩和愛護的態度事主。另一枚的印文是：「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史達林，小兒毛澤東。」這裡大兒、小兒的「兒」，乃「孺子」、「男兒」之意。鄒容在他的《革命軍》一書里，也用「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崙」的句子，柳亞子在這裡用以表示對西方兩個傑出人物的尊崇。
中國人既不善對偉人以平等精神稱兄道弟，也缺乏歷史知識和文字修養，所以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這兩枚印章都感到難以接受，甚至引起誤解和責難。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文革」中，所謂博古通今的康生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看到印章的印文，竟接連三次批文，大罵柳亞子「反動之極」，印章也隨即被毀。慶幸的是柳亞子本人死在五十年代，免遭厄運。
這種真性情使他不但「自負」，還表現為「不滿」。要命的是它們竟以牢騷的方式體現出來，而且牢騷不斷。國民黨當權，有牢騷；共產黨掌權，也有牢騷。這就是說柳亞子的牢騷並非是政治立場所致，而是個性中一貫的反抗精神，當然，牢騷也與自我評價相關。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文中寫道：
「對於中共，做它的朋友，我雙手贊成。但要我做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
又說：「我自信我有科學的預見，並不在毛先生之下。」
這些話太嚇人，特別不適合大陸人看到，所以文章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柳亞子行書杜陵詩（原稿8頁，此最後2頁，私人收藏∕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柳亞子在《華商報》以「新的開始」為題發表談話。他說：
「兩年前，毛澤東先生在重慶的時候對我講過一番，勸我不要天真地樂觀。他說過：『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不相信，便把他的話倒了過來，對他講道：『照我看來，應該這樣講，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吧！』他微笑不言。」
顯而易見，非要把毛公的話倒過來，恐怕這也是在展示自己的高明。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柳亞子、宋雲彬等幾十個知名人士應中共中央的邀請，從香港啟程，一路經過煙臺、濟南、滄州等地抵達北京。一路上他們興高采烈，作詩、打牌，有的還唱崑曲。柳亞子也是處在興奮狀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歡迎大會上致答辭。哪怕是主人家沒有安排，他也要站出來講話。講話的末尾還要高呼：
「擁護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帝國主義！」
剛進入紅色政權，柳亞子興奮過度，又自信過度，認為自己的才幹不在毛先生之下。一些言行也有失分寸，比如因為吃黃瓜，能搧人耳光。他的情緒除了興奮，還有牢騷，這是很多人沒有料到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上午，許多民主人士得到通知：下午一時半，由李維漢召集座談會，討論「統戰問題」，為了鄭重，特別發了入場券。下午二時許，座談會開始。李維漢宣布毛主席將於四時許到北平，請同往西郊機場歡迎。原來所謂的「座談會」是假，「接駕」是真。三時半，大家乘坐巴士赴西郊機場，後又改乘卡車，約二十人一車。五時許毛澤東抵達機場，之後軍樂大奏，放照明彈，舉行檢閱。
以上情景，柳亞子在日記里這樣寫來：
「下午，赴飛機場迓毛主席，以代表名義去者三十人，余亦其一，與衡老（沈鈞儒）、任潮（李濟深）、伯鈞同乘第一號車……夜，毛主席派車來迓，赴頤和園飯局，共兩席，主人外余與叔老、鼎堂、初老、奚若、德珩、東蓀、寰老、季龍、任老、丕老、乃器、衡老、伯鈞、澤老、夷老、平老、賢初、任潮、恩來、羅邁，共二十人。飯罷，馮夫人來，坐談至一時半，始乘車歸，抵寓已二時許矣。」
共和國尚未宣告正式成立，便使喚眾多民主人士（歲數都比毛大）「接駕」，從下午一點半耗到次日凌晨，像柳亞子這樣的人，心底能平靜嗎？
果然！
三月二十五日與三月二十六日的兩天時間，也就是在他來京後的一周，就有了柳亞子在宋雲彬處與胡愈之的長談。胡愈之是中共中央老特工，有著雙重身份（即中共黨員與民主人士）。所謂「長談」，當然不是聊天，是奉命給柳亞子做工作。
「（胡）愈之談及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為一沉重之包袱，不將此包袱丟去，未有不流於發革命者。」
胡愈之這番話的用意明確，就是以張申府為例，告訴柳亞子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能以「老朋友」、「老資格」、「老前輩」的身份看待和處理與中共及其負責人的關係。宋雲彬的日記提供了印證：
「今日上午（胡）愈之來，與柳亞老聚談。亞老近來興奮過度，又牢騷滿腹，每談必多感慨，恨無辭以慰薦之也。」
有意思的是──也就從這裡開始，柳亞子的牢騷更甚。
柳亞子致陳去病信札，寄梅堂收藏。（時報出版提供）
牢騷越發越大，幾乎到了無法控制的程度。比如，四月十六日，父親等來京的民主人士在北京飯店聽周恩來報告。晚上，柳亞子在日記里寫道：「聽恩來報告，極滑稽突梯之致，可兒也。」另一次牢騷，竟然動了手：他與夫人去探望宋雲彬，當時宋雲彬住在華北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因為是機關所在，門口有持槍警衛。警衛要二人在傳達室登記後，方可入內。這種衙門的做派，柳亞子異常反感，便徑直往裡走。不料想，這個警衛掏出槍來！這可了得，惹火柳亞子！他抄起桌子上的墨水瓶就扔了過去。瓶子沒砸到警衛，濺了柳夫人一身。
出現這種「暴烈」情況，讓他的家人和朋友極為擔心。焦慮萬分的柳夫人只得找醫生商量：是不是以血壓升高為由，讓他請假休息，謝絕一切活動。原本是計謀，柳亞子真信了，在四月七日的日記里寫道：
「……餘量血壓，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頗有戒心，以後當決心請假一月。不出席任何會議，庶不至由發言而生氣，由生氣而罵人，由罵人而傷身耳！」
第二天四月八日，沈鈞儒即去他家探望，中午雇了三輪車去中山公園上春林飯館，還約了其他幾位女士，飯菜極合他的胃口，飯後還興致勃勃地去看一個婦女代表展覽會。
四月九日，薩空了、歐陽予倩、馬思聰、金仲華又特地趕去和柳亞子一起暢遊頤和園。
這些有身份的朋友於兩日之內，又登門拜訪，又請他吃飯，又同看展覽會，還一起暢遊頤和園，是他們閒來無事嗎？況且個個都是大忙人。如此安排，顯然是出於有關方面對他的安撫。過了十幾天，更大的喜事來了！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齊燕銘來訪；下午，柳亞子夫婦約了幾個好友在相關部門負責人陪同下，赴頤和園益壽堂看房。原來請柳亞子住頤和園。「因齊燕銘言將居我於此地也。結果，非常滿意，遂決定於星期一實行搬家。」在給尹瘦石的一封信里，他寫道：「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頤和園益壽堂，算是給我養病吧。」他還領一些朋友參觀他的頤和園新居，非常滿意地捋髯而笑，風趣地說：「這是享受帝王之樂呀！」
五月一日，下午二時，柳亞子午眠剛醒：
「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訥來訪，先至心清處略談，旋來余益壽堂後軒，談詩甚暢。佩妹（柳夫人）建議，去昆明湖坐船，而未能先加準備，余尚能支持，潤之（即毛澤東）則汗珠流面，頗覺過意不去」。「行盡長廊，始得船兩艘，與護兵分踞之，潤已疲倦，不及長談，登岸即坐汽車返，約定雙五節以車來迓，謁總理衣冠墓於碧雲寺，希望其不開空頭支票也。」
亂世之後，原本的社會等級隨之變化，毛澤東，一個倘佯在橘子洲頭的窮書生，如今站在城樓聽萬民眾高呼「萬歲」。他既能在懷仁堂與各界代表縱談國事，也喜歡和民國詩社盟主昆明湖泛舟、談詩說賦。
五月五日的上午，毛澤東派田家英去頤和園，接柳亞子夫婦等人至中南海。
「毛主席賜宴，客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總司令、田秘書，談宴極歡，三時後以汽車送還。」
一九五○年下半年，柳亞子遷入北長街新居。這是宅第非常好的一座四合院，在北海之南，故宮之西，中山公園之北，東廂房緊鄰筒子河。風景絕佳。他特別滿意，還請我們全家去做客。一踏進客廳，我就傻眼了：四壁全是詩作，一幅挨著一幅，每首詩都有著極為精緻的裝裱。其中有魯迅賦贈亞子先生的〈自嘲〉（即「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有毛澤東題寫的匾額「上天下地之廬」，還有兩幅蘇曼殊的作品。柳亞子指著蘇曼殊條幅告訴父親：「這是榮寶齋老闆送來的，因為知道我和他的關係。」接著又補充一句：「我後來付了錢。」父親笑了。我以後再也沒見過哪家有柳宅滿牆詩作的陳設和氣派。
蘇州吳江黎里柳亞子故居，2016年攝。（時報出版提供）
一九五一年，柳亞子長期所苦的腦動脈硬化症加劇，自己叫停了南明史的編纂計劃。此後的身體就不大好，公眾場合去得少了。不過父親請他吃飯，總是來的，還誇我家的廚子好。記得有一次是在盛夏，他穿著拖鞋，搖著蒲扇就來了。樣子和從前一樣，就是話少了些。
一九五六年，官方隆重舉行孫中山九十誕辰紀念大會，父親看到他被人攙扶登上主席台，非常難過。到了第二年，就發展到「竟日不語」。有人說，這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反右，他的許多朋友、學生，以及曾經的同事都劃為右派，他極為震驚和不滿，以致竟日不語。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離世，那天是陰曆五月初五，也就是端午節。享年七十二歲。
柳亞子寫過這樣一首詩──
胡姬也學祝華封，歌舞昇平處處同。
第一傷心民族恥，神舟學界盡奴風。
那年他剛滿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