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官營鄉是村里人趕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鋪都沒有開門。我扔了自行車，打了一輛面的，說我要去北京，讓他拉我去有車的地方。車主要等拉滿了人才走，我說給你三十塊錢，快拉我去。車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個有很多長途車的地方就叫停車。
「下了車就慌忙上了一輛。一會麵包車又轉了回來，說，你不是到北京嗎，這不是上北京的車，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長途車站吧。
「我買了十塊錢的車票。車子老不開，我怕上來認識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來了。開車後我暈車很厲害，一個勁地吐。在良鄉司機停了車要我下去吐，我說你們千萬要等我，可我一下車車子就開跑了。
「我又花了三塊錢租了一輛三輪車讓他帶我去良鄉派出所。我撕開了棉衣拿出了戶口本和結婚證。」
小丫這才知道她逃了6年的回家路只有43塊錢這麼長。
媽媽接到小丫從良鄉打來的電話怎麼都不相信電話的那頭是自己的女兒：「口音全變了，和小時候說話的聲音一點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張氏夫婦看到女兒時驚呆了：女兒竟然還穿著6年前的紅校服！只不過那紅色已變成了紫黑色。頭髮髒亂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體抖做一團。
「派出所的人找來電暖氣開到最大，小丫還是不住地發抖。我一看這孩子腿上還是穿著6年前的一條毛褲。早都是大洞了。毛褲裡面什麼都沒穿，連一條小褲衩都沒有。你說她能不冷嗎！」小丫的媽媽把孩子緊緊地摟在懷裡。
劫後
張小丫：「我回到家，家裡什麼都沒變，比我6年前走的時候更破了點，爸爸為找我把我的遊戲機都賣了。」其實這個家一切都變了，尤其是她。回家檢查身體，她患有乙型肝炎、膽囊炎，不但沒長高，還從1·54米降到了1·52米。夜夜發燒，以打點滴度日。因為治病所吃的藥有副作用，回家三個月體重一下子長了快三十斤。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6年前斷裂了，沒法再續上了。
對門的同班同學已經上大學了，來看她，問她，你怎麼這麼長時間才回來？
學校給她發了個初中肄業證，其實她初中一年級都沒有讀完。「在北京這樣的文化程度是沒法就業的。」全國婦聯權益部的李同志說。一家人愁她的將來。爸爸為她報了個電腦學習班，這是她第一次看見電腦，上面的26個字母她背不下來。又報了一個少兒劍橋英語，兩個小時的內容，她用了一個星期才全部把單詞查出來。只好放棄了。
現在她整天去練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
還有官司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打下來，聽說要發回高碑店市檢察院，小丫已經哭了好幾回了，再回那個地方對她來說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給她辦了戶口、結婚證、生育指標的機關，找了幾個律師，人家都勸他別告官，就是告贏了也不知要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而她家裡欠著債，連看病的錢都成了問題。她已經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軌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個同學。這個同學裝做沒有看見小丫徑直走過去了，並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後議論著小丫的事，這讓小丫很傷心：「我們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騎車去買郵票，我們幾乎整天在一起。她見了我竟不打招呼。」她沒有朋友，朋友們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裡。她一個人在家裡繡花，不敢出門，怕田家的人又來了。
更讓人擔心的是她獨自承受著的6年來受的苦難。最痛的事她連媽媽都不說。媽媽還是第一次在記者採訪時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啞巴，知道她也想孩子。畢竟那孩子伴她度過了最寂寞的四年。
每當說起6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車的經過，她都會加上一句：要不是發燒難受，我也不會上那輛車的。好像有人在責備她犯了錯似的。（應被訪者要求，文中張小丫為化名。）
電影《盲山》裡，被拐賣的女大學生白雪梅九死一生，想盡所有辦法，最終也沒能逃出像地獄一樣困住她的大山。
一個女大學生活生生被賣到深山，那裡有各種各樣的人，大家都知道這件事，為何她就是逃不出來。人們的眼睛都幹什麼去了？法律的威嚴何在？人性的良知何在？
難道人們的眼睛真成「亡目」了嗎？
不是白雪梅沒有智慧，而是中國落後農村宗族群體性犯罪像大山一樣阻斷了她逃跑的路。囚禁白雪梅的不是那一個家而是那一個村，同樣，囚禁北京張小丫的除了田志賓還有高碑店市肖官營鄉頓豆夏村，囚禁雲南小花梅的除了董某民還有徐州市豐縣歡口鎮董集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