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仲組長命令工作隊員將李秀英拉下去。參加會議的社員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馬××！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說他裝蒜，命令他跪起來，不准躺在地上，並用腳踢他。仲組長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開會，馬××有被當場打死的可能。於是他站起來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明天下午繼續開。並故意大聲對馬××說：馬××，你聽著，回家後好好準備，明天徹底向貧下中農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徹底向群眾交代清楚了，求得群眾諒解，才有出路。
群眾散了，工作組員走了，馬××卻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仲組長叫一位社員通知馬的家人，將他攙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員早起出去挑水，發現馬××吊死在昨天開會的場基旁邊上的一棵榆樹上。
憤怒的群眾並不因為馬××自殺而善罷甘休，要求繼續對他進行批鬥。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要求批鬥他更強烈。他們找工作組說，如果不答應，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會議。
仲組長召開工作組員開會，討論如何辦。3個大學生堅決反對鬥屍體；軍人和農林廳幹部不表態，只有公社秘書贊成。
仲組長說：如果我們不答應群眾的要求，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下一階段對敵鬥爭就很難開展。再說，馬××確實是混進黨內的壞人，全大隊餓死那麼多人，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生活腐化墮落，亂搞女人。這樣的人死了活該，不值得同情。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貧下中農一邊，這可是階級感情問題啊！
仲組長這樣說，其他人不好說什麼，只有公社秘書明確表示贊成批鬥屍體。
但是，如何批鬥呢？
仲組長說：開會時我們工作組派兩個人把屍體扶起來站著，讓社員批鬥。誰願意扶屍體？
誰也不說話。仲組長說：小沈（排長）、小路（公社秘書），你們兩個人負責扶屍體。
仲組長知道那3個大學生是肯定不會幹的，只好叫他們倆。
沈排長不願意，但是他不直接說，找藉口。他說：現在階級鬥爭這樣尖銳複雜，要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報復我們。工作組只有我一個人有槍，我要保證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讓我扶屍體不合適。
秘書小路接著說，要工作組的人扶屍體不太好。鬥屍體是群眾要求的，應當由他們選兩個年輕人來幹這件事。
3個大學生隨聲附和。仲組長改變主意，決定選2個苦大仇深的群眾來干。
人選好了。仲組長找他們談話，說明幹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並告訴他們，每人發1瓶白酒，開會前喝，以便壯膽。
開會那天，會場戒備森嚴，派民兵把守，不准隨意中途退場。
儘管是群眾要求批鬥屍體的，但是真正開批斗大會時，許多人藉口不來，派人催了好幾次，有些人仍然沒有來，來的人儘量坐在後面。
隨著仲組長「把死不改悔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馬××拖出來批鬥」一聲令下，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裡把馬××屍體拖出來（馬××死後屍體一直放在大隊羊圈裡），花了一分鐘時間將屍體扶起站立。絕大多數社員不敢正面看，低著頭，有的用眼睛掃視一下，馬上離開。有的社員悄悄站起來，弓著腰，想溜走，被民兵擋回。兩個喝過酒、臉色通紅的扶屍體的人，一邊一個站著，抓住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頭扭向一邊，不敢正面看馬××的尊容。
工作組唯一的女大學生對我說，她當時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沒有敢看屍體。她聽沈排長講，馬××死後醜陋無比，舌頭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長，她接連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老做噩夢。
工作組計劃批鬥會開一個小時，四個人發言，每人15分鐘。可前面兩個人發言，每人只用了5分鐘，而且站得離屍體比較遠，不敢看，對著群眾講話。
等第三個人上去批判發言，剛開口講話，扶屍體的人失去平衡，兩個人都摔倒了，屍體壓在右邊那個人身上，只聽他慘叫一聲：「救命啊！」然後兩個人爬起來拔腿就跑。在他們的影響下，整個會場像炸了鍋一樣，社員們驚叫著，奮不顧身逃離會場，有幾個民兵試圖阻攔，被推倒在地。仲組長站起來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肅靜！可是誰也不聽他的，只幾分鐘，會場上只剩下跪著的「四類分子」和站在一邊的「四不清」幹部。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兩個扶屍體的社員由於驚嚇，當晚發燒，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回家後精神恍惚，半個月後才恢復正常。我在調查時曾單獨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願意扶屍體，為什麼又倒了，為什麼害怕？他倆說，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幹這件事，家裡人更不同意他們干，可是群眾選他們，仲組長找他們談話，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他們是硬著頭皮幹這件事。由於多年沒有白酒供應，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頭重腳輕，站立不穩，加上害怕，手腳抖擻，所以就倒下了。聽老人說，人死了不安靜就會詐屍，所以倒下後，害怕死了，趕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然後受涼發燒。
批鬥屍體的場地從當天夜晚起，沒有人敢從那裡走；晚上社員家早早關門，工作組通知開會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頓狀態。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筆者調查時，沒有見到她。
馬××死時43歲，祖輩都是僱農出身。他從15歲開始，就給化隆縣的一個大地主家當沙娃（淘金沙的工人）、當長工，1948年被馬步芳部隊抓去當兵，忍受不了軍官打罵，兩個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個佛教寺廟打雜。青海省49年後，他回到家鄉，積極參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1952年入黨，是新莊大隊最早發展的三個黨員之一。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從他的簡歷可以看出，他歷史沒有問題，是共產黨在農村的依靠對象。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沒有像他這樣的人是不行的。當大隊書記既不是自己篡奪的、也不是壞人混進來的、更不是拉攏腐蝕上級而得到這個位置的。
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四清」運動的目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說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們煞有介事，似乎中國當時真正的危險是修正主義，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復辟。其實不然。當時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失敗，政策的調整，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過去幾年噩夢一樣的日子是怎麼發生的呢？尤其是廣大農民，對「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占、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還人民以公道。可這些基層幹部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在農村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出了這麼大亂子，死了這麼多人，中央不承擔責任，使幹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更加嚴重，以至於在「四清」運動中鬥幹部時，老百姓像土改時鬥地主一樣，有人形容這是第二次土改。由於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在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惡勢力，少數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從「四清」運動中揭露出來的他們的惡行來看，有的比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還要壞。
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在開展這項活動中，幾乎每一個工作組都遇到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事先要教社員如何憶苦思甜，反覆教。可是他們一旦上台，說著說著就聯繫到「大躍進」，幹部如何打他們，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之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他們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據湟中縣警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包括16名脫產幹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其中縣、社幹部45人。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執行中央左傾路線造成了嚴重的惡果，而中央又不承擔責任，群眾放不過他們，「四清」工作組放不過他們，迫使他們不得不走這條路。假如沒有「大躍進」，他們會這樣嗎？現在把「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壞事、餓死人的帳，都算到他們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負責的，首先是「大躍進」左傾路線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級黨委和負責人，最後才是基層幹部。毛澤東也知道在「大躍進」運動中會發生違法亂紀情況，也表示要糾正。但是，不丟掉他的烏托邦的幻想，是糾正不了的。誰要是反對「大躍進」，誰就沒有好下場。所以，儘管他在「大躍進」時期也說過一些不要一味採取高壓政策、不要違法亂紀的話，但是，在根本不改變左傾路線的前提下，這些話只能是表面文章，不會起作用。
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深入，毛、劉發生分歧，毛就通過「四清」運動作為預演，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作準備，徹底打倒劉少奇。
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筆者通過實踐，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由於「大躍進」的毀滅性破壞，短時間內難以恢復。農村、牧區農、牧民的生活狀況仍然非常艱難。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200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要解決農、牧民的溫飽問題，不經過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強能活著，不被餓死外，經過「大躍進」共產風一刮再刮，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的刀都沒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四清」工作隊員沒有下鄉之前，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作團要求每個工作隊員必須執行八條紀律，違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比如，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等等。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同吃就意味著挨餓和得浮腫病。在「四清」工作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省委書記、省長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叫劉維金的貧苦農民家裡。兩間破屋不能遮風雨，還是工作隊出錢維修了一下，勉強住進。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吃的是發了霉的青稞面饃（缺燃料，蒸一次饃吃十天半月），晚上是乾菜泡後用水煮，然後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調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衛人員怕他吃不消，想單獨給他弄點吃的，他堅決拒絕，結果一個月不到，得了浮腫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醫院治療。這一期「四清」運動中，先後有幾十名隊員得了浮腫病。有的隊員實在餓極了，偷著吃餅乾，怕被人發現，夜裡藏在被窩裡吃；有的隊員偷著到平安鎮下館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發現就倒霉了。300多名隊員中，一共有7個人因違反紀律，被雙開（太左）。還有一個工作隊員因經常挨餓，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結果胃擴張，因治療不及時，被撐死。在這麼貧困的農村，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左傾路線，撤換不稱職的幹部，對犯罪的要依法處理，而不是興師動眾，人海戰術，抓什麼階級鬥爭，搞什麼反修防修。隊員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誰也不敢說，硬著頭皮撐下去，反正只要能熬過那幾個月，就沒事了。
《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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