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在烏克蘭軍隊收復首都基輔外圍城市布查（Bucha）時，發現大批平民死傷的慘絕人寰的場景，據信是俄軍占領期間的戰爭暴行。「布查大屠殺」立即震驚世界。
布查位於基輔市西北，是基輔州的一部分，即「大基輔」外圍衛星城，距離基輔市中心約30公里處，人口不足四萬。
俄羅斯在2月24日發動全面侵略烏克蘭的戰爭。進攻目標之一就是從烏克蘭白俄羅斯邊境向南而下分進合擊地包圍和進攻基輔。俄羅斯的首要戰略目標就是安托諾夫機場（Antonov Airport），這個機場就位於布查以北只有5公里左右的小鎮戈斯托梅利（Hostomel）。俄軍在2月27日控制機場之後，再南下進攻布查。儘管武力差距懸殊，但俄軍直到3月12日才徹底控制這個小城。烏克蘭軍民在布查之戰中的頑強抵抗，有力地延緩俄軍直取基輔的企圖。在戰爭初期，俄國車隊在烏克蘭公路上擺開著名的延綿65公里的「一字長蛇陣」（Russian Kyiv convoy），就從邊境沿著Prybirsk、Ivankiv等城鎮，南下到布查前線。
在控制布查後，俄軍再進攻其南方緊鄰的小城伊而平（Irpin），但始終沒法完全控制伊而平，俄軍在基輔西北的戰線就停留於此。3月下旬，伊而平的烏克蘭守軍開始反攻，逐漸奪回多個被俄軍控制的地區。3月29日，俄國宣布「第一階段作戰計劃已結束」，開始從基輔外圍撤軍。4月1日，烏克蘭軍隊收復布查。這幾場戰鬥分別稱為「安托諾夫機場之戰」、「戈斯托梅利之戰」、「布查之戰」和「伊而平之戰」，屬於基輔圍城戰役的一部分。
收復布查後，記者發現大量死傷平民的案例。綜合目前各家媒體報導，目前有幾類事件。
1）大街上有眾多死去的平民，他們穿著日常衣服，在死前似乎正在進行日常工作，如撿木材生火、遛狗或提著購物袋等。屍體外觀完整，似被槍殺的而非炸彈炸死。還有寵物和主人一起被槍殺。有很多屍體雙手或雙腳被綁，看起來是被行刑處決。
2）在俄羅斯人離開後發現了一個埋有300人的「亂葬崗」。此外據當地居民所言，還有另外57具屍體埋在另一座亂葬崗里。布查市長阿納托利·費多魯克也說，該市至少有280名遇難者必須就地埋葬在亂葬崗中。
3）一些具體案例如下。3月4日，俄羅斯軍隊殺死了三名手無寸鐵的烏克蘭平民，他們正為犬只看守所運送狗糧。3月5日上午，俄羅斯士兵發現一對載著兩個試圖逃跑的家庭之汽車駛向奇卡洛娃街。俄羅斯軍隊繼續向車隊開火，打死了第二輛車上的一名男子。前車被槍擊中著火，兩名兒童和他們的母親被燒死。在一個地下室里發現了18具被謀殺的男人、女人和兒童的殘缺不全屍體。屍體顯示其生前飽受酷刑的證據；耳朵被剪，牙齒拔掉。一張照片顯示，一名男子和兩或三名赤身裸體的婦女屍體蓋在毯子下，俄羅斯士兵試圖在逃跑前在路邊燒掉她們的屍體。
4)）根據布查市的倖存市民口述。當時很多人一直躲在地下室躲避俄羅斯人，不敢出來。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數周沒有燈火，也沒有電力，只能用蠟燭來燒水和做飯。他們還描述了當時俄軍的惡行：士兵挨家挨戶地詢問人們，破壞他們的財產，並搶劫他們的衣服並穿到自己身上；平民在離開家園尋找食物和水時遭到槍擊；儘管當地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缺乏水和熱等基本必需品，但占領阻止他們離開；狙擊手向平民開火；武裝車輛隨機向該市的建築物開火；俄軍拒絕向受傷的平民提供醫療援助等等。
以上案例未必全部屬實，也很可能還有更多案例浮現。但目前慘況已顯示，在俄軍占領期間，大概率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大屠殺事件。這令人心痛，更令人憤概。
布查大屠殺事件會令戰事向長期化發展。（美聯社）
俄軍占領期間，相信已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大屠殺事件。（美聯社）
值得注意的是，布查大屠殺只是俄軍侵略期間的「慘案」之一，在俄軍的其他占領區和攻擊區，已不斷傳出「慘案」指控。比如俄軍圍城長達一個多月的馬里烏波爾（Mariupol），原人口數十萬，目前整個城市被炮轟為一片廢墟（但俄軍依然沒有控制全城），發生「慘案」是大概率的事。
不出所料地，俄羅斯辯稱，這些事不是俄軍做的，而是烏克蘭和西方媒體「栽贓」。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表示布查的情況是烏克蘭方面意圖詆毀俄羅斯政府的「虛假的攻擊」，被西方國家和烏克蘭在社交媒體上報導的屍體都是刻意偽造的。在中國，更有不少網民急不迭地幫俄羅斯辯解，認為「從邏輯推理分析，俄軍沒有必要這麼做」。
從侵烏戰爭開始，這種「指控」vs「栽贓」的輿論戰就貫穿整個戰事。事實上在其他現代戰爭中，這類輿論戰也絕非罕見。
對事實的最終求證，只能有賴具權威性的中立機構依據獨立調查而獲得。當然，再權威的機構得出的結論也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事實，但可認為這種調查都比任何單方面的聲稱更接近事實，也更有權威性。權威機構的介入應該立即進行。
但調查尚需時日，在結果出來前，我們也必須對這類事件有一種基本的立場。
「從邏輯推理分析，俄軍沒有必要這麼做」，是一個非常拙劣的洗地方式。筆者研究過現代歷史上不少戰爭罪行的案例，絕大部分都符合「從邏輯推理分析，沒有理由這麼做」的條件。比如，在波赫戰爭中，塞族人有種族屠殺穆斯林的必要嗎？在科索沃戰爭中，塞族軍隊有種族屠殺阿爾巴尼亞裔人的必要嗎？根本都沒有必要，但這些罪行就是確確實實發生了，並在具備公信力的國際法庭上予以確認。更推前一些，「南京大屠殺」有必要嗎？當然也沒有必要。
戰爭的殘酷性就在於：大部分按照正常邏輯推理沒有必要發生的事，甚至不可能發生的事，到最後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因此，用正常時期的邏輯推理，去理解戰爭時期那種「人性被魔性控制」的特殊場合，非常離地。
事實上，這類的戰爭罪行是如此之多，情況是如此之類似，完全可建立一個模式，讓人們在事件被完全證實之前，採取首先相信受害者的態度。作為對比，可以參考在近幾年確立「社會新範式」的「Metoo運動」。當受害者「說出來」時，社會現在會先預設相信受害者。這種「先信任並求證」的態度，正是我們現在應該採用的立場。
布查大屠殺事件成為烏克蘭抗俄戰爭的重要「推進劑」，它對戰局至少有五點影響。
第一，布查大屠殺事件令烏克蘭人更加憤怒，抗俄意志更強烈。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再次呼籲西方繼續升級制裁，提供更多武器。
第二，布查大屠殺事件進一步激起「歐美亞太抗俄共同體」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憤怒。「共同體」所有政府、歐盟、北約都強烈譴責「可怕的戰爭罪行」。美國總統拜登、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強調，必須實質性地「升級制裁措施」。在制裁進入「深水區」，每次升級制裁都會給自己國家帶來難題。但可以預期，共同體人民願意做出更大的犧牲，更大程度支持烏克蘭。
第三，布查大屠殺事件也讓更多國家進一步站在烏克蘭一方。比如沒有參與「共同體」的其他國家，比如以色列、智利、摩爾多瓦等也譴責戰爭罪行。隨著時間推移，俄羅斯面對的國際壓力必然進一步增大。
以色列外長拉皮德（Yair Lapid）發表聲明，譴責俄軍在烏克蘭殺害手無寸鐵平民的戰爭罪行。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同日較早前亦對基輔附近布查鎮（Bucha）的慘況感到震驚，但沒有直接批評俄羅斯。
第四，布查大屠殺事件令「歐美亞太抗俄共同體」的目標放得更大。
在上個星期（3月26日），拜登訪問歐洲時說出「普京不能繼續掌權」（For God’s sake, this man cannot remain in power），一度引發風波。俄國譴責拜登「意圖顛覆」。美國國務院、白宮和其他外交人員連忙「救火」澄清，美國「沒有尋求政權更迭的意圖」，這句「脫口而出」的話，是拜登在與難民互動時「情緒化的表現」，「一個正常人對他當日聽到的故事做出的基於是非觀念的反應」。眾多（西方）媒體都批評，拜登的「失言」或會「影響和平進展」。
然而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後，拜登對普京的口頭攻擊並非第一次，其對普京認知非常一致。早在出訪歐洲前（3月17日），拜登就認為普京是「戰爭罪犯」（當時同樣引發爭議）。在布查大屠殺事件被揭發之後（4月4日），拜登更在接受新聞採訪時，再次明確說出「這次戰爭最新，（普京）應受追究」。
與前兩度「拜登失言」引發的擔心不同，在布查大屠殺被公諸於世後，拜登態度得到更多認同。前世界棋王俄國政治家（普京的批評者）卡斯帕羅夫4月4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評論文章《拜登說了真話，普京必須下台》就斷言「如果西方的道德混亂讓俄國有了重整旗鼓的機會，那麼烏克蘭的犧牲都會被白費」（Ukraine’s sacrifice will be in vain if the West’s moral confusion gives Russia a chance to regroup.）
第五，由於以上種種，事件當然也令談判前景進一步悲觀。由於此前盛傳俄烏談判「有進展」，一些人覺得「和平在望」。筆者即指出《重大歧見難以解決俄烏談判不容樂觀》。其中，除了俄國提出的「六大條件」中有難以逾越的障礙之外，筆者還特地提及「戰爭罪行、戰爭賠償」等問題，都是談判的重要障礙。布查大屠殺事件正屬於這類「戰爭罪行」。如果在「協議」中沒有對這類戰爭罪行的追究條款，烏克蘭人不會「收貨」；但在俄國一方，只要戰爭發動者普京在台上，俄國就不可能答應。
由此可見，布查大屠殺事件會令戰事向長期化發展。
「從邏輯推理分析，俄軍沒有必要這麼做（屠殺烏克蘭人民）」，是一個非常拙劣的洗地方式。（美聯社）
最後再簡要討論一下國際法的問題。
在布查大屠殺事件和其他戰爭罪行中，國際法庭等工具完全有必要介入。對俄國戰爭罪行的追究，可以有四條途徑。
第一，沿用南斯拉夫模式的海牙國際法庭途徑，設立「烏克蘭戰爭特別法庭」。在1990年代的克羅埃西亞戰爭、波士尼亞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等系列戰爭中，聯合國安理會通過827號決議，由聯合國相關機構海牙國際法庭，建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審理在以上戰爭中的戰爭罪行。如果該事件證實是俄軍所為的大屠殺，那麼普京就可和（前）南斯拉夫聯邦的總統米洛舍維奇（因相關罪名被起訴，在判決前死亡）齊名了。
第二，依照1998年的國際刑事法庭（ICC）羅馬規約，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起訴和審理個人涉及的「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等四大罪行。需要論證的是國際刑事法庭對俄羅斯的管轄權。俄羅斯在2000年簽字加入羅馬規約，但一直沒有提交國會批准。到了2016年，在國際刑事法庭對俄羅斯人在烏克蘭戰爭中的戰爭罪行調查的期間，普京通知聯合國，俄國的意願是「不再成為羅馬規約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同樣在2000年簽字，但在2001年退出（美國稱為「反簽字」unsigned）。表面看，兩者情況差不多，但俄羅斯的「退出」與美國的「退出」不一樣的。美國退出時，並沒有任何涉及針對美國的調查，退出完全是國家意志的自願。俄國退出時，屬於正在調查期間的「輸打贏要」。這種「退出」是否能免責，非常值得質疑。而且，現在的烏克蘭戰爭不是孤立的戰爭，而是從2014年就開始的烏克蘭「抗俄戰爭」的一部分。2016年時的調查當然也可以和現在的戰爭罪行合併成一個全面的案件。
第三，以海牙國際法庭，以烏克蘭起訴俄羅斯的形式進行。此前，烏克蘭已經贏得了「臨時裁決」。當然，這種形式主要是針對國家行為，而不是個人罪責。
第四，在極端的情況下，可用「紐倫堡法庭」模式審理，即繞過聯合國安理會機制，設立特別的軍事法庭，審理戰犯。
毋庸置疑，如果俄國不承認失敗，普京不下台，國際法很難實際上真正追究俄國和普京的責任。這是國際現實使然。然而，這不等於國際法是「沒有用的」。國際社會必須以國際法為武器，在國際關係、輿論和道德上施加壓力和做好準備，為正義的最終來臨提供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