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蘇盛鑫，筆名林有森，今年41歲，單身，現在居住在北京豐臺。
第一次暈倒
2020年9月11號，下午四點半到五點之間，我在在辦公室突發腦溢血，暈倒了。
我當時在一家藝術類雜誌做主編，也做副經理的工作。
說實話，2020年我們公司的情況不是很好。從疫情剛開始，我在日本還沒有回來就接到總公司電話，要我跟下面的所有的員工談：所有的薪水全部發最低的基本工資。
因為我是最高管理層，很多同事私下裡來找我，問我什麼時候能恢復工資，他們房租交不上，都已經沒錢吃飯了。
下面的員工來找我，我只能轉過頭跟老闆匯報這件事。
做一個承上啟下的管理層是非常難的。你幫下面做的很多事，下面人不知道，你幫上面解決了很多麻煩，上面人不知道。所以那段時間我心理壓力很大。
就是那時候開始出事的，出事的前兩三天，我整個後背到頸椎都特別疼，但是我沒有當回事。
出事那天是星期五，我當時想著，明天周末可以好好休息，哪裡都不去，也不加班了。
但是那天我見完一個客人之後，在辦公室剛坐下喝了一口茶，就突然毫無徵兆地什麼都不知道了。
下一秒睜開眼睛，我人已經在醫院了。
事後我能記住一些片段，比如說救護車來了、我上救護車，我想嘔吐、男同事就陪我去衛生間，但是我不記得我是怎麼被拉到醫院，以及怎麼被檢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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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病的名字叫海綿狀血管瘤。
醫生告訴我，這種病是先天的。有人一輩子不發病，有人從一歲就開始發病，有人發病只是頭疼，沒有其他問題。
而我腦內的瘤正好長在功能區，在左側的額葉和枕葉之間。這是語言和行動的功能區，非常危險，所以顱內的出血才會造成我意識的喪失和輕微的癲癇。
我看過幾個醫院，醫生都說需要做開顱切除手術。風險是可能造成失語、視覺盲區的後遺症，甚至有右肢癱瘓的風險。這個風險對我來說太大了，我想先保守治療，先喝段時間中藥看看。
前幾次看病，是我的財務陪我去的，倒數第二次去看專家的時候，是老闆陪我去的。
之前我跟老闆關係還算很好，況且我是在工作崗位上暈倒的。但老闆了解到我的病情之後，她覺得我不能再替她熬夜、幫她管理團隊、承受更大的壓力。
如果我在工作中腦內再次出血，她也要負很大責任。
因此，我老闆讓我別復工，每個星期只用來一次，周一開一次例會，再安排一些工作。相應的，她要給我降薪，只發基本工資。
我當然不同意，她就決定把我裁掉。她沒有直接說裁掉我，但是給出來的工資條件很低，都是最差的。
當時我很生氣地說：「你還不如裁掉我。」
老闆說：「那我們就談條件吧。」
大概有一分多鐘，我一個字都沒說出來。在利益面前，可能什麼都改變不了。
當時她沒有給我談條件，只是讓我回去想一想。
我是一個心事很多的人，跟老闆談了兩次以後，整夜睡不著，熬到凌晨兩三點。
那時候我剛剛腦出血，還處在應急恢復期，這樣熬下去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復發，所以後來她給我了個差不多的條件，我立即就簽字了。
突然間，我就沒有薪水了，我需要付房租，還需要吃藥、看病，在北京的生活壓力很大。
當時我希望三個月能恢復到大概，再有半個月能完全恢復，那時候我就可以出來工作了。
然而，後來去醫院複查發現，病情恢復的效果沒有達到我心裡的預期，於是我漸漸地陷入了抑鬱情緒。
尤其在2021年過年期間，我有了一些輕生的念頭。
那天北京開始飄雪，吃完晚飯出去散步，我在一個過街天橋上往下看，看了很久，那時候，輕生的念頭很重。
具體原因當然不止生病這一件事，生病導致的失業以及對未來的悲觀，讓我難以承受。
這些事也不能跟別人傾訴，我身邊只有父母，不能再讓他們擔驚受怕。也沒法跟朋友說，因為每個人生活都很不容易。
-3-
父親的變故
這種抑鬱的情緒一直持續到2021年4月份，但在4月份突然就好了。
變好的原因是，我第二次複查的情況好了很多，我的海綿狀血管瘤小了70%。
那是4月5號清明節那一天，春暖花開的時候，突然心情就好起來了，覺得自己度過了困難時期，開始要積極面對生活了。
我也開始給別人寫稿子，回到工作，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
5月初剛過去一星期的時候，我還帶我父母去了趟青島。之前，我從沒帶他們去旅遊過。
其實，我冥冥之中預感到了什麼。
帶父母去了青島玩了三天，那三天我爸媽其實很開心，雖然有疫情，我也帶他們去了。我對我爸媽說：「等疫情再緩一緩，我帶你們去其他地方再轉一轉。」
一個星期之後，6月1號當天，早上我起來以後，父親說要出去一趟。當時，我有種不好說的預感。
我一皺眉，也沒有說什麼。
不到一個小時，就接到了派出所的電話：「蘇先生是您父親嗎？」
我說是。
他說：「現在他摔倒了，120也到了，但是他不願意去醫院。」
我讓他們把電話給父親，讓我父親第一時間去醫院，我很快就到。
我第一反應是有些生氣，因為之前父親已經騎自行車摔過三次了。我一直勸父親，不要再騎自行車了，太危險。但他總是偷偷地騎。
我趕到北京三院的時候，父親已經躺在擔架上了。當時我心裡想，可千萬別出現大狀況。
但是，醫生給我開單的時候說；「你現在必須得讓他進行排查，我懷疑他已經下身癱瘓，而且處在高危階段。」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腦子炸了一下。但很快鎮靜下來了，我告訴自己，不能慌。
首先，我的腦溢血雖然過去快9個月了，但是我還是一個病人。而且，現在父親這種情況，我必須要先管他。
如果我自己的身體再出問題，就可能家破人亡，我母親一個人不可能照顧兩個人。
所有的結果都出來的時候，已經下午2點了。急診醫生告訴我，父親的情況是從骨頭外面看沒什麼事，但裡面的脊髓受傷了，所以才導致他下身的癱瘓。他的情況非常嚴重，需要儘快手術。
做完手術後，父親一直昏迷。他被直接推進了ICU。在ICU第十八天的時候，我們已經花了大概20萬的現金。
我跟我媽說：「咱倆能夠動用的錢不多了，我在大群里說跟家族說一聲。」
這時候幾個親戚都給我們轉了錢。
在此期間，我一個朋友說挺久沒見我，讓我去他家坐坐。
那時我父親在還在ICU，我情緒特別低落，他一眼就看出來不對，問我怎麼了。我把我父親的事告訴了他，他一直在開導我。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一看，他在早上6點鐘給我轉過來1萬塊錢。
我知道當時他還準備要二胎，我說「這錢我不能要，你在準備要二胎。」
他說「我從我哥那拿到錢了，我這錢夠，你先用著。」
其實，我當時能挺過來，也是因為這些事。
再次暈倒
後來我父親醒過來了，轉到了石景山區的一個康復醫院。但是在普通病房需要有人陪護。這個重任，只能交給母親。
我母親在陪護的時候沒有病床，只能睡在一個像小沙發的椅子上。我父親發燒，我母親還得半夜起來，給他換東西，給他餵水，給他導尿管。
■母親在康復醫院照料父親
這時候我非常心疼父親，也特別心疼我母親，怕母親累病倒了。但當時我腦子中血管瘤又大了，我沒辦法替她去陪護，否則我可能也會倒下。
所以，那時候我的心情是焦急、無奈、無助。
雖然不能去陪護，我還是想盡點責任。我每天早上起來，給父母煲湯，再搭一個半小時的地鐵把湯送到石景山。
但是有一天，我自己在家的時候，又發生了狀況。
那天，我給父母送完吃的，回到家，坐在電腦前喝了一口茶，又再次什麼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過來之後，我感覺明顯地噁心、想吐、頭暈，站不穩，想上廁所。
我知道，又出血了，因為跟第一次的感覺很像。我自己去醫院做了核磁共振，確診是二次腦出血，而且這次出血比第一次還要嚴重。
我心裡想：「沒辦法，必須要做開顱手術了。」
於是，我下了決心把我父親和母親轉移回老家。
我當時做了最壞的心理打算：我母親在這照顧我父親，我做手術如果再出現什麼狀況，我母親怎麼辦？
起碼我得把父親轉移回家，她的精力會放在我父親身上。我做手術雖然很緊急，但是她不用親眼看到我的狀況。
所以，我包了一輛救護車把父親母親送回老家鶴崗，把四叔從廣州叫來照看自己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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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的幫助
8月3號的時候，我攝影圈的一個好朋友去世了。
他是原來三影堂的藝術總監毛衛東，我們總在一起喝酒。他也給我了很多藝術方面的幫助。
我最抑鬱那段時間，毛衛東給我打過電話叫我出來喝酒。但因為病情，我是不能喝酒的。我沒有跟他說我的病情，只是說過幾天我再約你，但我沒有再聯繫他。
等我下一次接觸到他的信息，就是他去世的消息。我非常的難過，而且很愧疚。
當時攝影圈的一個朋友找我說：「你知道毛衛東去世了嗎？」我說：「知道，我情況也不太好。」他問我什麼情況，我就大致講了講。
他可能是通過某個攝影群說了我的情況，有三四個朋友來找我，尤其一個朋友直接跟我說，「雖然我們很久沒見了，但我們是朋友，你有什麼事怎麼能自己扛著？」
我說我不想因為自己的事麻煩別人。
他說：「你不應該自己扛著，我們都到這個年紀了，誰都需要幫助。」
這中間還發生了一件事。
我父母回老家了以後，當時我父親已經花了接近60萬，母親就發起了水滴籌。前同事幫我轉發的時候，我發現，前老闆也捐了5000塊。
我當時心情很複雜。我其實知道老闆當時裁掉我，是出於公司利益不是她個人利益，我也能坦然接受了。
但是看老闆給我父親捐的5000塊錢的時候，心裡非常五味雜陳，一是感激，另一個是就放下了所有。
所以這也是我決定我要錄一個視頻的原因。在那個視頻里，我向幫助我的朋友都表達了感謝。
視頻發出之後，我收到了170多條留言，也有很多朋友給我轉帳打款過來。我做了一個Excel表格，把幫助過我的人，和金額都記錄下來，等將來回報大家。
只是這個時候，我還不確定自己能否能順利走出手術室。
我寫了一封遺書給我母親，然後快遞了給我朋友，說：「一旦我出什麼事兒，比如不能說話或者怎麼樣，你把這封信交給我母親。」
我親手給我母親寫的信，內容大致是：
「媽媽我很愛你，我也很愛我爸。雖然我有時候脾氣不是很好，很多時候會惹你們生氣，但我從來都是很愛你們的。如果你看到這封遺書的話，可能我不能說話，可能不能動，可能有更壞的情況，但我請你好好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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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
說一件好玩的事兒，就是做手術千萬別害怕。
進手術室的時候，我感覺我們都是豬肉。
那天，天壇醫院有80台手術同時開，我們都像豬肉一樣擱在那兒，一人一床，然後會有護士喊，誰誰誰多少號，就被拉走了。
每個人都睡在鐵床上，房間裡冰冰冷冷的什麼都沒有，只有護士在那打罵說笑，你躺在那兒，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運。
其實做手術並不可怕，進手術室前一天我發完那個視頻，得到了朋友的祝福以後，我就沒有再害怕了。
尤其推進手術室時，躺在手術台上，我也沒覺得心裡慌，而是覺得總算到這一天了，一切該做的都做了，就是來面對最後的結果。
等護士給我戴上一個面罩以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我是被護士拍醒的，說，「手術結束了。」
我當時只覺得腦子有點疼。被推出手術室時，第一眼就看到我四叔，我叫了一聲叔，然後用右手捏了捏他的胳膊，我就放心了。
看到四叔的時候，我的視野是180度，叫他時我沒有失語，右胳膊能握住能用力。我覺得這手術沒問題了。
10月2號左右，我拿到手機，開始逐個給大家回復，跟大家報平安，說一切都OK。
在10月8號，我發了一個朋友圈：「要在40歲之前離開病房。40歲之前要離開結束這段噩夢，跨出人生接下來的幾十年。」
7-
父親去世
雖然剛出院不久，還需要人照顧，但我不好一直麻煩四叔。就給四叔買了機票把他送回了廣州，我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調養身體。
而且因為租的房子到期，我已經失業一年了，要節約開支，我還自己拖著病體搬了家。
我在北京的家搬到豐臺了，巧的是我十五六年前剛來北京的時候，租的第一個房子就在豐臺方興園三區。
我想一切又重新開始了。我的狀態跟剛來北京時揣700塊錢、一個行李箱沒有太多區別。
但這個時候出現了最讓我撕裂一件事情。
今年一月份，我母親跟我說：「你能回來嗎？」
其實我也想回家，我母親照顧我父親太累，我父親住院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去照顧我父親。
但是醫生不讓我回去。
你知道東北今年零下30度特別多。我剛做完開顱手術，還在手術恢復期，而且之前有癲癇。這樣的天氣對我的病情很不利。
但我媽還是希望我能回去過年。我媽說：「這可能是咱們三口最後一次過春節了，你父親不太好，如果你能回來，我還是希望你回來。」
我當時很難受，我是非常想回去的。
但沒想到的是，1月18號，我媽在大群里直接哭了，說我父親已經離開了。
我跟我媽說「我必須得回去了，別管自己會不會出事了。」
我本來打算第二天早上就去做核酸。
但是那時候，北京豐臺已經開始有疫情了。老家朋友說，回來直接隔離，根本回不去家。
確定回不了老家送父親最後一程後，我給父親請了法師點燈誦經。
這時候，我能想起很多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說我40歲了，沒結婚，沒孩子，我父親沒抱上孫子。
我是東北人，我又是我們家族的大孫子，這種壓力一直都有，但因為我的一些自我堅持的、自以為是的價值觀，就一直沒結成婚。
包括十幾年前我對父親發火吼的時刻，我現在都能回想得起來。當我父親去世，所有做錯的事都會湧上心頭，都清晰起來。
現在老家疫情防控很嚴，北京也有疫情，所以我想再觀望兩三個月，找機會回去給父親上個墳。
■清明節插花祭奠父親
雖然我的經濟壓力很大了，但在此之前，我肯定無心工作，也不想在倉促中求職，這樣對新的工作單位也不負責任。所以這段時間，我一直待在家裡寫些東西。
其實我知道現在的工作崗位非常少，而且大裁員的形勢下，即使找工作，也沒辦法有之前的職位和薪資。但現在堅持不找工作，可能是自己最後一次的倔強。
從1月18號到現在，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方圓兩公里。
我一直很自閉，但是我對生活依然充滿嚮往。我希望大家聽到我這個故事以後，別想不開。
這兩年，尤其從2021年6月1日到今年1月18日，7個多月的時間裡，我經歷的事可能是別人幾年或十年經歷的事，它對我打擊也很大。但是我對生活依然充滿希望和嚮往。
尤其在現在的疫情下，大家可能會絕望。但是你要想，已經跌入低谷了，每走出一步都是在向上爬。
不要輕易放棄自己，也不要輕易放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