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供銷社臨川轉運站的陳清泉也有類似的意見，他說：「秋後把口糧都賣得去，以後又買回來，一反一復，非但耽誤了生產，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價格上也多少有些差價，相差五毛錢一擔，這使得農民對我們國家、黨有不好的印象。建議政府應除下口糧來買餘糧，不應把人家口糧買得去，以挽回農民對我們黨的印象」。
臨川縣溫圳糧食公司的喻瑞波說：「可能帶普遍性都是這樣：報喜不報憂，違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本來購餘糧不購口糧，周轉糧還要批准。農民說：『明明我是夠吃戶，硬要賣糧，上半年又要買回去。賣6.25元，買6.75元，這不是國家硬要我們吃點虧！』就拿白城鄉一戶農民賣糧來說，我問『為什麼要賣？』他說：『幹部要我賣啊！』而今年買進口糧，這是勞民傷財，耽誤農民生產」。
臨川縣供銷社幹部沈中基的話，更是一針見血：「統購是層層擴大數字，統銷是層層留指標，弄得農民吃不上飯」。（同上，第47頁。）
臨川縣商業局長吳仁華反映說：「目前農民生活仍很苦，群眾反映很大。有一個農民對我說：『農民一擔谷僅賣得七元多，而一擔谷釀成酒則要賣我們幾倍的價。政府比土匪還惡，如果我們有槍桿子，一定要和政府幹一場』。」他憂心忡忡地說：價格問題「如不及時研究解決，農民是會算帳的，『匈牙利事件』應作為我們的教訓。」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統購統銷不僅是農民不滿，城市居民也不滿；不僅縣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滿，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滿。這裡輯選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滿言論，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買不到農副產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開區稅務分局黨員幹部郝金耀說：「統購統銷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統購統銷以後生活沒什麼提高。我不同意人為的制度，一個月跑一趟派出所領油票、糧票。是真供應不上呢，還是人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編印：《本市機關、學校右派言論輯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頁。）
大沽化學廠共青團員邱清芳說：「統購統銷搞糟了，搞的市場買不到副產品。」
塘沽區人民銀行張伯旋說：「過去串親戚不帶鍋，現在串親戚得帶鍋（指糧票）」。
工會聯合會虹橋辦事處共青團員李松春說：「黨的統購統銷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農民賣得多，我大舅不樂意賣，鄉幹部動員。買糧食去只（給）賣幾天的，所以說太苛薄。……解放前糧食夠吃，解放初期還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後便不行了。」他還大膽提出：「黨要改變一下統購統銷政策，這樣買賣糧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關於農業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論
關於農業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論，全國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異。大同是都反對輿論宣傳對農業合作化的頌揚，不承認農業合作化的「優越性」，不承認農業合作化是自覺自愿的等等。小異是論證合作化「搞糟了」的個體經驗是不同的。
1、否認農業合作化有什麼優越性
來自山東的言論說：「農業合作化以來農民缺糧，要求退社，有的搶糧鬧事，到底是優越不優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農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堅決說不優越。農民不參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份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2頁。）
安徽的言論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糧食局保管組長楊培成說：「農村里從貧農到上中農，都對農業合作化有意見」。合肥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王義超說：「有農民說：現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幫工，以前還能吃飽飯」。（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份子的反動言論資料》，第43頁。）
浙江基層幹部的言論，除了一般性地說明合作化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外，對合作社和單幹的優劣做了詳細比較。如定海縣有幹部說：「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糧食浪費多，三、生產懶漢多，四、盲目急躁推廣先進經驗多，五，砍伐森林多，六、爭工分吵架多，七、負債多。（六缺是）一、養豬缺，二、糧食缺，三、產量收入缺，四、燒柴缺，五、零用東西缺，六、零用錢缺。」
遂昌縣的幹部具體說了合作社空頭收入多的問題。即：「一、造水庫化工分多；二、社務開會誤工多；三、調換種子差價多；四、打稻機等廢物花錢多；五、搞副業損失多；六、社內開會旅費多；七、旱災減產空頭收入多；八、技術推廣工分浪費多。」安吉縣有幹部形象地說了合作化後的農民負擔重的問題：「一個農民種五棵稻：一棵是給國家種的，一棵是給社長種的，一棵是給會計種的，一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一棵才是給自己種的。」諸暨縣有的幹部說：合作社看不到優越性，單幹倒有十大優越性：「不用開會、不賣餘糧、不交農業稅、勿用排生活（即生產）、勿用評工分、用錢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橋鋪路不管。辦好了合作社還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臨川縣的幹部對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臨川縣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傅瑞林講：「轉社後比過去增產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長得缽子大，過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擔穀子，入社後禾長得還沒點點大，收入減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毒草彙編》第二集，第40頁。）
2、關於農業合作化搞「冒進了」的言論
在整風鳴放中，各地「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山東的「右派言論」講：「中央說農業合作化成績是基本的，這是睜著眼說瞎話……我看缺點是基本的」。（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份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頁。）
安徽的「右派言論」也是如此。如《安徽日報》在1957年7、8月間刊登的一些言論說：「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規模大了。」「入社後產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報上所載糧食增產數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謝競成說：「農業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報告沒幾天，全國合作化都搞起來了。這是一陣風，哪有那麼多的自願參加的，不少都是拉進來的。」蕪湖市警局的宋治安說：「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報告，是走幹部路線來的」。（中共安徽省委宣傳部編：《右派份子的反動言論資料》，第45頁。）
江西臨川縣的幹部對合作社高潮過快的問題是有切身體會的。溫圳供銷社的塗元怡說：「我村里原初級社都沒有，而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就將幾個村子合併一個高級社，領導能力薄弱，缺乏經驗，社裡的農具經常擺在外面無人照管。過去一樣農具能用五六年，而現在到社裡只能用一兩年。社員到田裡去做事是不願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湊數，派人下田。」
省供銷社臨川轉運站的蔣金華，講了親身經歷的農村搞合作化的情況：「五五年我在資溪搞農業合作化工作，當時去的時候還是互助組，後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報告，批判了有些幹部小手小腳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來。縣委書記到地委開會回來後向區委布置：你這個區限十天內要搞起來。區委書記作報告：你們發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評，說我們小手小腳。這樣一下就合作化起來。要真正做到農民口願、心願、全家都自願是不可能的。……（農民）不參加怕扣落後帽子，怕買不到東西，不得不參加。好多地方連初級社都沒有建立起來，就建高級社」。（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毒草彙編》第二集，第41、43頁。）這段親歷者的話，非常具體地反映了當時各級幹部貫徹上級指示，違心地強迫農民合作化的情況。
三、關於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論
山東的言論反映：「總的說農民生活是苦的，他們勞動強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遠。如果農民負擔不減輕，工農聯盟就成問題。現在農民千方百計進城，國務院限制農民進城。這是消極辦法，積極辦法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生活改善成問題。」「中央不關心農民生活，於心有愧，是忘了本」。（山東省委整風辦公室編輯：《右派份子言論匯集》，1957年7月8日，第13頁。）
河南的言論反映：「從理論上說農民生活提高了，個別的有所降低，實際上大部分農民生活沒提高，不但上中農沒有提高，有的貧農也沒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農民困苦的言論中，許多言論還用數據說明了工農生活不平等，城鄉差距大的問題。如金華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職工說：「為什麼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華12尺，農民只10尺。糧食杭州30斤，金華27斤。食油城市5兩，農民2兩。總的工人好，農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公室：《右派言論彙編》，1958年5月，第14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