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的生命空間和時間，我是很滿足的，有時有賺一筆的感覺。因為有可能在1966年夏天，我就可能死於非命。一個偶然的事件，我差點戴上「惡攻」（惡毒攻擊偉大領袖）之罪名的反革命帽子，今天想起來仍有些後怕。
那年夏天，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發起，誰也不知道這場革命的最終目的，我因為一張不足百字的「呼籲」大字報（內容僅是呼籲知道內情的人提供一些供批判的資料），被當時市委派來的工作組定為「逆流」分子。
好在他們模範執行了不准「學生鬥學生」的指示，我並沒有被剝奪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
一天上午（下午？）的課間（當時的課就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組織的大批判課）休息期間，我百無聊賴走到教室黑板前，撿起一個粉筆頭在黑板上亂畫起來，我的素描還算可以的，幾筆下來一支步槍畫好了——槍桿子的潛意識表現？
畫完我回到教室後排我的座位，與我身邊的一位平常還談得來的好友Y君聊天。聊了一會，當Y君注意到黑板上的槍桿子時，突然臉色緊張起來，問我，「黑……板上，那是誰……誰……畫的？」Y平常說話就有些結巴，此時就更結了。我隨著他的目光往黑板上看去，我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了——黑板上畫的槍，槍口斜對著掛在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這在教室後排看得特別明顯。我心裡也一下緊張起來，但仍然面不改色地說是我畫的——一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樣子。他卻不再理我，忙匯報給班文革小組、團支書等去了。我無奈地等待大禍臨頭，儘管我可以趁機擦去黑板上我的「罪證」——但是我選取了不作為，我不認為我有罪，由他們說去吧。
很快，先是班上的幹部後來是學校的文革小組成員帶著驚恐的面孔來到我們教室，接著那支槍被報紙糊了起來——保護現場。
我等待對我的處理，我心中支撐我的除了我心底的坦然——我沒有有意去畫那桿槍，再就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因此我躲開那個現場，一個人到操場上打起了籃球。
當我再回到教室，我發現我的課桌上貼上了白紙黑字的對聯，上聯是：反黨反團反革命，下聯今天已記不清了，橫額是「心是好的」——緣於我成為「逆流」分子後的自我檢查。我一看就知是Y君所為，他雖然出身不是很硬（好像是小商），但極力想成為左派，不擇手段可能就伴其終生（80年代他因車禍成為我們班最早去世的）。
「兩條根本的原理」使我平安渡過這個非常事件，此事後來就不了了之。黑板上的報紙揭了下來，我課桌上的對聯，我刻意保存很長時間，我認為它足以見人心。
然而，事情並沒過去。記得當文革籌作為「保守勢力」與造反派論戰時，此事又被提出作為「惡攻」事例成為射向造反派的炮彈，但此時文革籌的勢力已是強弩之末，此事作為笑談了。但假設文革籌又勝利了呢？此段歷史不知又寫成什麼樣子。
我能逃此大劫，一是我所在的學校處於郊區，亂得不利害；一是當時文革籌的領導是比較講政策的，我印象中有一個全校唯一的學生黨員叫王桂林的就比較有頭腦；再就是我在班上的人緣比較好，左派右派都有朋友，是他們爭取的對象，沒這幾條也很難想像我的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