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無家一滴淚萬里回鄉半步橋」
「1951年7月18日清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里夫蘭總統號郵輪，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置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這是《一滴淚》封底的一段話。書作者巫寧坤，1920年生於揚州。39至41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後投筆從戎任空軍英語翻譯至戰爭結束。46年9月進入美國曼徹斯特學院繼續攻讀英美文學，51年夏於芝加哥大學英文系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應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急電邀請，返國接替一位因韓戰回國的美籍教授。上文提到的政道姓李，是他當時的好友，6年後榮獲諾貝爾物理獎。
當李政道登上華人榮譽光輝的頂點時，巫寧坤身陷大陸黑暗的深淵。兩年前的肅反中，他因「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罪行」，包括38年參加過軍事委員會的抗戰幹部訓練，51年韓戰激烈之際自美回國動機可疑，等等，而受殘酷批鬥，全家被搜身。後來宣布搞錯，將他調到北京國際關係學院。57年鳴放開始後，他起初一直緘口不言，但在副校長一再登門動員後，終於掉進「陽謀」羅網。他的發言主要談了對肅反的意見，並認為「一邊倒」政策未必最符合國家利益。結果在當年「國慶日」前夕被正式定為「極右分子」，受到最重的一類處分：「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從1958年4月17日他被押送北京半步橋勞教所開始，其噩夢持續了21年。中經北大荒的風雪嚴寒，清河農場的餓死邊緣，61年6月病危「保外就醫」，僥倖逃過鬼門關。文革進「牛棚」，70年流放農村，但又不能與家人一起。其間種種艱辛屈辱，均見於《一滴淚》中。該書有英、美、日、韓及瑞典文譯本，中外讀者無不為之感嘆唏噓。
非但本人遭殃，還禍延妻孥。其妻李怡楷，54年畢業於南開大學外語系，多年擔任資料員、打字員一類工作。作為極右分子家屬更備受歧視，59年被貶往安徽大學，69年帶著孩子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達五年之久。所幸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她，雖不從不和人爭論，但意志十分堅強，她排除萬難據理力爭，74年終得與巫寧坤一起，獲安徽師大接收，全家團聚，熬過了文革浩劫。
《一滴淚》封底還寫道：
「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辦理右派改正時，我從報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我想闊別二十八年後重見一面也許挺有意思。於是我『開後門』打了電話給他，我很高興他還記得我。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殍葬身一抔黃土。即便在我們交談時，我的肋條還隱隱作痛，由於在來飯店的公車上受到『紅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突發奇想：『如果在舊金山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不，我絕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
上帝是仁慈的。誠則靈。如今，巫寧坤教授全家都在大洋彼岸，過著正常人的生活。老兩口安居曾於弗州的老人公寓。三個兒女俱事業有成，第三代正健康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