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每天早上9點，雅虎數據科學家金蘊從床邊走幾步到辦公桌前，就可以開始一天的工作。在這裡，效率不是唯一的追求，秒回工作信息也不是鐵律，直到10點，金蘊很多同事才會把系統狀態調成在線，他在9點發給同事的消息，通常能在11點左右得到回覆。
下午5點半前，他合上電腦，就再也不會收到任何工作消息。每天屬於工作和自己的時間，被兩個數字精準分割開。這是一種一視同仁的分寸感，即便在金蘊做實習生的時候，美國團隊的代教員工都會算準時差，不占用他的休息時間。
按照金蘊自己制定的OKR，日常工作通常在每天下午2～3點完成，剩下的時間由自己支配。「閒得長草」之後，他甚至在愛爾蘭國立梅努斯大學讀起了兼職博士。
每周不足38個小時的工作時長還有可能繼續降低，雅虎總部準備嘗試在維持員工年薪不變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這一政策在2015年～2019年在冰島率先實驗，取得很好的成效。
同一時間的中國，996工作制在網際網路行業逐步推行開來，大廠們喜歡「雇兩個人，給三個人的錢，干四個人的活兒」，永遠干不完的活兒，讓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
李米的老東家打卡時間是每天10～19點，但她承認，絕大多數工作日「19點是走不了的」，「就算工作做完了也不行」。直系領導的作息時間成為了更可靠的參照物。
有一天晚上9點，直屬領導拍下空空蕩蕩的工區，在工作大群里問所有人：「這才幾點辦公室就沒人了，你們最近回家都這麼早嗎？」李米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關係。從此以後，臨近下班，她會先確認一下領導的動態，熬到領導先走，她才敢和其他同事一同站起身離開辦公室。
對在另一家大廠工作的程式設計師王滔來說，在裁員招聘並行成為部門常態之後，她無意間得知績效考核要和個人加班時長掛鈎，於是她的最新目標是成為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的人。
研發需求一個壓著一個，為了拿出工作結果，每個產品經理都說自己「是新需求、優先級很高、儘量把功能都實現」，而她應急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加班。除了王滔不善拒絕的性格，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用又快又準的代碼證明自己符合組織對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廢話少說，放碼過來）。」王滔原本很喜歡Linux創始人的這句話，但現在如果有機會，她想問問這位52歲的前輩，寫多少行代碼才能避開裁員的漩渦？
李雙悅也經歷過這種荒謬。武漢疫情復工之後，整個行業就「卷」得很厲害，不僅是自己的同事，從供應商到整個行業上下游公司都在「卷」。那會兒夜裡11:30下班是常態，同事們為了讓老闆看到自己的勤奮，下午去商場排奶茶2個小時，直到6點再緩緩打開電腦。
她不一樣，總是儘量在工作時間內把所有事情高效做完，7點鐘準時打卡回家。但這樣的工作態度，公司並不接受。去年4月，另一個部門的領導把她拉到小屋裡問：「作為一個經理級別的人，你為什麼每天按時下班？」
她好言好語地解釋：「我的KPI都已經完成了，而且我和老公需要自己開火做飯，不可能每天都11點回家。」他立刻反問：「那你們兩家老人是都死掉了嗎？」聽到這句話，李雙悅整個人處在驚嚇的狀態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但來到海外，她又顯得太過勤奮。在瑞典，李雙悅還維持著自己在國內工作的慣性——實時回復、事事同步。
哪怕她正在吃飯，只要聽到辦公軟體的提示音就會扔下飯碗，立刻去回復工作信息。但顯然，海外的同事都沒有患上這種「強迫症」。「我發出的消息，隔兩天才有人回復是常事。」她說，「每個人都會優先自己手頭有時間表的工作，中途進來的需求就是得等。」直到大半個月之後，李雙悅才習慣這種等待。
她的上司們也感受到這種勤奮所帶來的壓力。
李雙悅每天早晨都會用Google Keep記下自己當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一項任務後面打勾、同步給同事和上級是規定動作。來了瑞典，她依然如此。李雙悅每完成一項工作，對方都會立刻收到更新推送。
沒過多久，直屬上級就不勝其擾地告訴她：「不要再把任務表單同步給我，否則打開手機儘是你的工作信息，我壓力太大。」領導委婉地說，工作總結每周更新就可以，她又拿出自己在國內寫周報的勁頭髮了個資料夾過去，對方只好直說：「不不不，我沒有想看。」
超時工作更會被嚴肅勸告。為了樹立優秀新人的形象，第一次獨立交報表之前，李雙悅連續加班了一個星期。直到周五，上司發現她竟然晚上10點還在工作，立刻嚴肅地給她發了消息：這個時間，你應該關掉電腦，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只能尷尬地回覆：「我這就去」。這件「聳人聽聞」的事甚至直接傳到了老闆那裡，對方認真地告訴她：每周工作時長絕對不要超過45小時。
「他們都嫌棄我太卷了。」李雙悅說。
而對張森來說，出國之後的工作強度反而更大了。他在半年前加入愛爾蘭亞馬遜雲總部，負責IT支持業務，幫助大客戶尋找伺服器問題。
PIP制度（績效改進計劃）是每個亞馬遜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作為新人，他一度在危險邊緣徘徊。亞馬遜雲的考核標準只有兩個維度——服務客戶數量、客戶滿意度。這要求他必須又快又准地解決問題，每天6～8個小時的工作排得很滿，「不可能像之前的工作還有摸魚的時間」。
他從來沒有想到，大學畢業14年之後，自己竟然回到了都柏林大學的圖書館自學長達900頁的《ECS開發者手冊》。「而這只是其中一個服務，亞馬遜雲可以提供超過200個服務，每個服務的文檔幾乎都是這麼長。」
他的妻子夏曉似乎也感受到亞馬遜雲內部競爭的壓力，「公司里（技術人員）都是高手，他也在追趕別人吧」。
更高的追求
最近李米、金蘊、徐坤總是遇到國內親朋好友和陌生人的提問：「怎麼才能拿到海外大廠的offer？」「有沒有內推的可能？」還有一些人純粹把他們當作許願池，「希望我也能在新加坡找到工作」「學文科的也想留在愛爾蘭」。
越來越多的中國網際網路人選擇出海，這股風潮從兩三年前就開始了，除了技術更前沿的矽谷、高福利的北歐，東南亞是更多人的選擇，語言相近，文化相通，市場廣闊，到處都是機會，特別像十幾年前的中國。
李米當時去新加坡，就是為了陪男朋友，當時他在網際網路金融領域創業，在新加坡更容易融資。現在她已經跟男朋友分手了，但不後悔來到新加坡。
成為下一個李彥宏的念頭深深誘惑著徐坤。李彥宏從紐約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之後進入矽谷infoseek公司工作。1999年，李彥宏帶著彼時最先進的搜尋引擎技術和120萬美元融資回國，創立百度。至此，一個頗具統治力的網際網路巨頭拔地而起。
這是早被證明可複製的成功人生模板，但前提是學到一流的技術。為此，徐坤大學畢業就來到美國，先後轉換幾次賽道，最終選擇在VR/AR領域研究三維模型重建方面的算法。今年3月，他在瑞士蘇黎世參加了Google線上面試，但卻失敗了，接下來打算繼續申請Magic Leap的職位。
徐坤很著急，想要快點找到最頂尖的技術人才合作，掌握最頂尖的技術，5年內回國創業。「2011年出國到現在，我錯過了整個國內的移動網際網路浪潮、房地產浪潮、創業浪潮，我肯定不甘心。但我覺得自己也沒有完全準備好，不只是運氣不夠，而是我還沒有掌握到超一流的技術，沒辦法形成壁壘，創立一家公司。」
更多人選擇離開，只是因為不想當一顆螺絲釘，不想做一台全年無休寫代碼、做產品的機器。
圖源電視劇《矽谷》
在國內，沒有刷過力扣（leetcode）200道題的算法工程師不足以面大廠。把整個程序一句一句寫在白紙上被稱為「手撕代碼」。在金蘊眼裡，「就是考察候選人的背誦能力」。但進入到實際工作中，往往並不需要解決那麼複雜、高難度的問題，而是對已經構建好的代碼大廈修修補補，這讓很多程式設計師覺得沒意思。
在雅虎、亞馬遜雲的面試里，刷題沒有用。
雅虎的技術面試只給了3道題，金蘊除了第一題寫完了程序，第二題和第三題都只寫了代碼邏輯。要做什麼、得出什麼結果、提升什麼功能，「這要是在國內，我肯定過不了」。
有時候國外企業也會拿一些還在研究階段的問題來考察候選人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考察背誦Leetcode題庫的能力。加入雅虎後，金蘊每天有一半的時間用來開技術研討會，真正寫代碼的時間很少，他還申請了兼職博士，雅虎也非常鼓勵員工一邊學習、一邊研究。
國內企業的HR傾向於拿著題庫問張森，「怎麼在伺服器調取某個文件，文件權限怎樣顯示」。但在亞馬遜雲6個小時的面試里，問題變成「談談你如何面對一些棘手客戶？」
一個人過往的工作經驗、思考問題的邏輯，甚至有無種族、年齡、性別歧視都變得格外重要。「這些企業不是想隨便招一個人，而是想招到我這樣的人。」張森確信。
但選擇了詩和遠方，就一定能躲得過生活的苟且嗎？
來到愛爾蘭都柏林，張森一家徹底變成月光族。妻子夏曉全職帶孩子，張森的「收入一半交給政府、一半交給房東，剩下的錢只夠一家人吃飯」。
按照張森的收入水平，每個月有接近40%的工資要交稅，「稅後的薪水應該不會比都柏林普通的藍領高很多」。
《愛爾蘭時報》去年調查顯示，在全球首都城市的租房成本排名中，都柏林位列第六，租金平均每月1643歐，每月淨工資為2960歐。張森居住的地段算是中產社區，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每個月租金高達2350歐，並且按照合同約定，租金將以每年5%的比例遞增。
「從前兩個人工作還能攢錢，現在真的是一分錢都剩不下。」夏曉說。
父母雖然對李米出國工作的決定不置可否，但她知道，他們心裡盼著自己唯一的女兒回國。
新加坡靠近赤道，全年潮濕多雨。在某一個雨天，李米看到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黃錦樹的《雨》。身在異鄉的她記下了這句：
「你還不懂得時間的微妙。它不是只會流逝，還會回卷，像漲潮時的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