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一章，想著重說說郭仁傑之死。
郭仁傑是上海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副書記，也是寫作班哲學組組長。調到寫作班以前，就是一個有資歷的幹部。他是山東煙臺人，貧農出身，解放前就參加革命，後來進入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解放區搞過地方工作。解放後進城到上海，先在復旦大學哲學系擔任系總支副書記，後被調到華東政法學院去做哲學教研組組長。他的革命經歷、黨齡都比我和朱永嘉長，所以寫作班在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哲學思想時決定成立一個哲學組，就把他從華東政法學院調來擔任哲學組組長。
他為人直率、豪爽，表里如一，有什麼意見都要說，而且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比如說，在文革造反前他調到寫作班後始終堅持一個觀點：對毛澤東思想也要一分為二。這在當時是個十分敏感的問題，那時正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頂峰」的時候。他在學校里就堅持這個觀點，到寫作班來以後還是堅持。當然他說的毛澤東思想要一分為二，不是說毛澤東思想有正確的和錯誤的一面，而是說毛澤東思想在現階段達到的高度還有局限性，還要不斷地發展，不斷地突破，不斷地提高。他的「毛澤東思想要一分為二」的命題在學校里曾受到過批判，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到寫作班來以後，我們認為他的觀點是對的，並且贊成他可以保留自己的見解。
郭仁傑成了市委寫作班造反的帶頭人
自從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公布以後，復旦學生緊跟而上，也貼出很多大字報，逐步形成揭發復旦黨委的一股力量。郭仁傑就從市委寫作班返回到復旦去了。當時郭仁傑對復旦黨委是不滿的，他做過系總支副書記，算是中層幹部，所以不能沖在前面。但他跟紅衛兵造反派的關係很好，支持他們起來造復旦黨委的反，而且在教師中是比較早支持學生造反的，所以他跟復旦紅衛兵，特別是最早最大的學生造反組織「紅革會」（全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以復旦的大學生為骨幹）這一派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開玩笑說：「你簡直是『紅革會』的『軍師』了。」
「紅革會」確實把他當成顧問，凡是重大的活動都要徵求他的意見。在復旦學生、教師紛紛起來造反的時候，郭仁傑並沒有受到任何衝擊。當時校、系一級的黨員幹部受衝擊的很多，他倒成了革命造反的一方。後來朱永嘉被復旦打成「牛鬼蛇神」的時候，也是他帶了歷史系的幾個人，根據姚文元給我的電話指示，把朱永嘉救出來的。由於他是我們這批人中造反最早的一個，我們稱他是「老造反」。
後來，他又帶我去復旦看大字報，我稱之為「留學」，推動我起來造反。哲學組的另外兩人程綺華和謝宗范在他的策動下，成了寫作班造反的中堅力量。郭仁傑把紅衛兵的話轉送給我：「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親。」並用這個主題鼓動我打出市委機關造反的旗子。
市委寫作班造反以後，他成為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二把手。當時市委機關聯絡組勤務組實際的排名是：徐景賢，郭仁傑，王承龍、程綺華。朱永嘉當時曾被復旦打成「牛鬼蛇神」，還有點小辮子被人家抓在手裡，不能擔任造反的領導職務，所以實際上是郭仁傑在勤務組裡輔助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開始時，機關聯絡站的全盤的工作都是由我跟郭仁傑商量，程綺華負責機關內部事務，王承龍負責對外聯絡。寫作班造反要開全市大會時，由郭仁傑主持會議和籌備工作，我當時沒有經驗，會議怎麼組織？主要批判哪些人？包括口號的提出，他都很細緻地跟我商量。那時，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自己的發言稿上，所以寫作班的造反是他起了主要的作用。
「一月奪權」過程中張春橋、姚文元來上海以後，郭仁傑全力以赴抓緊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會的籌備工作。我記得，大會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上海市市長，勒令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七天內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請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級幹部堅守崗位等三個通令都是他具體策劃的，並由他和作家協會來的戴厚英和高玉蓉一起執筆起草。他在造反過程中一直是起著組織者的重要作用。
奪權以後，他和我一起商量怎樣把大批判深入下去，我們共同設想搞一個電視鬥爭會，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電視鬥爭會上。這個電視鬥爭會在全國也是一大創造。因為一個對市委領導的小範圍的批鬥會要讓全市廣大人民群眾都來了解，單靠報紙是不行的。當時張春橋已經開禁了，說一月六日的大會他們要看電視。這樣一下子把電視運用到批鬥會上來。上海的電視鬥爭會有主題，比如說反對經濟主義的，專門揭露市委領導人是刮經濟主義妖風的罪魁禍首，然後把各種各樣與「經濟風」有關的曾經簽過字的部、委、辦、局的頭頭，都弄到會場上來，叫他們交待、揭發，拿出罪證，當場批判。我們設想把會議放在上海展覽館的宴會廳舉行，因為與外隔絕，把當權派拿到那裡去批判秩序比較有保障，大會揭發到什麼人，就把他拉上來要他交待、進行批判，氣氛很熱烈。當時電視機雖然沒有在全市普及，但各單位都有電視機，大家可以在單位里集中收看。群眾能看到在市一級的批鬥會上，哪些人出來揭發，哪些人出來交待，哪些人屬於態度比較惡劣、應該打倒，哪些人表現積極、準備解放出來，在電視鬥爭會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郭仁傑和我一起策劃、主持了電視鬥爭會，但每次主持他總是縮在後面，把我推到前面，照他的說法：「我這個人不要名，不想做官。」這樣，他在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的威信比較高。
第一場電視鬥爭會很轟動，我記得，鬥爭會開到一半的時候，張春橋、姚文元就打電話到會場說：「你們在批鬥會中間休息的時候到我們這裡來一下。」我和郭仁傑就從上海展覽館乘專車直奔興國路招待所，張、姚看了電視轉播，說：「這樣做很好。讓他們狗咬狗，使他們內部產生矛盾，讓各種人都出來表演，不要怕。」我跟郭仁傑得到他們的指令以後，重回會場，索性放開了：誰願意上台揭發都可以上台，不加限制。這樣，市委書記處的馬天水、王少庸都上去揭發了，市委辦公廳的主要領導，曹荻秋、陳丕顯的秘書們都上台搶話筒，紛紛作為知情人站出來揭發，揭發的材料很有質量，有些材料我們事先都沒有掌握。這一來，全場震動，全市轟動。鬥爭會以後，郭仁傑建議，把電視鬥爭會的內容出專刊發行，把會上所有的發言及反映會場情緒的場面、當權派的表現等照片都刊登出來，還配發評論。專刊賣三分錢一張，很暢銷。有的人看了電視後覺得不過癮，還要看細節；有的人沒看到電視，都去買專刊報紙看，在上海一時「洛陽紙貴」。
但緊接著卻發生了「一·二八炮打事件」，致使郭仁傑最終陷入了滅頂之災。
張春橋密談毛澤東對「紅革會」的指示
關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紅革會」等群眾組織炮打張春橋、姚文元的事，我在《十年一夢》中已作了介紹，讀者不妨參閱；這裡單說說與郭仁傑有關的幾件事。
同年三月間的一天晚上，張春橋把我和郭仁傑找到興國路招待所，談話的地點是在五號樓的客廳，姚文元沒有參加，在場的還有張春橋的妻子文靜。那天，張春橋看了幾份市委機關聯絡站的簡報，也看了市委機關聯絡站由郭仁傑、朱永嘉組織人編寫的《「一·二八」炮打逆流大事記》，認為這些材料把「紅革會」和有關組織炮打張春橋、姚文元的日程和細節寫得很詳細：年、月、日，上午幹什麼，下午幹什麼，炮打經過，怎麼組織反炮打，哪些人做了交待，怎麼交待，寫得明明白白。對此，張春橋很欣賞，並關心地問：「你們收集了很多材料，『紅革會』炮打的大體眉目出來了。最近的反逆流情況怎麼樣？」
這項工作是郭仁傑一手抓的，他原來就是「紅革會」的顧問，又感到對於我被「紅革會」綁架這件事，他也有責任，因此覺得由他把反逆流的事查清楚，是應該的。中央文革發來特急電報後，「紅革會」派人到北京去查問此事是否屬實，當他們發現電報是真的時，就搞了一個請罪活動，各學校的「紅革會」組織了卡車遊行，打出標語：「『紅革會』戰士向中央文革請罪」、「『紅革會』廣大戰士向上海人民請罪」。張春橋當時就對我們說：「紅革會」廣大戰士無罪，不要搞這樣的請罪活動。所以，我們在反炮打「逆流」的過程中，儘量讓「紅革會」戰士解脫，只是讓那幾個頭頭出來作自我檢查。
郭仁傑主持的大會，我去參加過一次，有「紅革會」戰士發言，批判「紅革會」頭頭：復旦大學馬立新、師範學院李功佐（女）等都是批判對象，最後我就根據張春橋的指示精神，發言說：「廣大戰士本身是無罪的，錯的是少數頭頭。他們做了檢查，我們表示歡迎。」
郭仁傑那天在興國路招待所向張春橋匯報了各學校反對炮打「逆流」的情況，他說還組織了一個反逆流聯絡站，便於查清「紅革會」頭頭的情況。少數頭頭最後準備給予解脫，宣布回到群眾中去。其他「紅三司」、「炮司」等幾個卷進炮打不深的組織仍很活躍，郭仁傑主張應該實行紅衛兵的統一大聯合，將來再建立一個全市的統一的紅衛兵組織。
張春橋認為：紅衛兵運動最終要實行按班級、按學校的大聯合，歸口鬧革命，複課鬧革命，決不能繼續發展分散的跨學校的組織，山頭林立，各行其是。等到各學校實行了紅衛兵的大聯合，全市召開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時機就成熟了。
張春橋對我們前一階段反炮打的工作點頭表示認可。但那天他臉色很嚴肅，很嚴峻，他說：「你們的材料我已經看過了，但我總懷疑『紅革會』有背景。比如說，他們『紅革會』究竟與原市委的那些人有沒有聯繫？有沒有人在幕後指使他們？又比如說，中央文革來了特急電報後，『紅革會』的一些頭頭居然跑到東海艦隊機關里去，用艦隊的紅色保密機向中央文革打電話，究竟是什麼人給他們提供這種條件的？有一些頭頭又趕到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在中央文革的接待站里又有什麼人表態同情他們？我總懷疑還有長鬍子的人在幕後策劃，這些事情好像都沒有查清楚。」
張春橋說話的時候，文靜在一旁插話：「當時楊西光在復旦大學掃廁所，那兩天也不去掃了，活躍得很。」
張春橋接著說：「這次炮打就算了，可是，我要告訴你們，上次我跟文元一起到北京去匯報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很關心上海炮打這件事，主席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還不是反革命啊？紅革會這筆帳還是要算的。』你們對這件事心中要有底。這次炮打，我認為至今有些事、有些人還沒有查清。但是，毛主席的這些話，我只對你們講，你們不要外傳。」
當天晚上，張春橋當場決定：讓郭仁傑返回復旦主持學校的工作，整頓紅革會的組織，並查明紅革會炮打的幕後策劃者。張春橋總懷疑是陳丕顯等人在幕後挑動。
那天，我們想，我們已經把紅衛兵解脫了，毛主席又說這筆帳還是要算的，究竟怎麼回事呢？我們兩人回來後，感到這麼重大的事情，光我們兩人知道，操作起來有問題。所以我提議，是不是給聯絡站和寫作班幾個最核心的人傳達一下？郭仁傑也同意了。這樣，我和郭仁傑把程綺華、王承龍、吳瑞武、朱永嘉找來，在極小範圍里給他們說了說，同時再三叮囑只給你們幾個人傳達，不得外傳。
郭仁傑同情「紅革會」挨整
郭仁傑以市革會教衛組負責人的身份到復旦去主持工作，是一樁苦差事。他要求寫作班歷史組的吳瑞武和他一起去，吳不想去，就來找我。我只好對郭仁傑說不要勉強他。後來吳瑞武同意做郭仁傑的聯絡員，郭仁傑才肩負著毛澤東要算紅革會這筆帳的使命，單槍匹馬地到復旦大學去了。
當時，張春橋對我們很信任，我至今也還相信：張春橋傳達的毛澤東有關「紅革會」的話是真實的，因為當時毛澤東對張、姚非常器重，而且姚文元後來也和我說過同樣的內容。但是到後來，毛澤東的話在上海一部分紅衛兵中傳開了。我很奇怪，這么小範圍里講的話，怎麼會在外面流傳呢？我一查，才發現因為郭仁傑跟「紅革會」的一些頭頭有著難以割捨的感情，是他向他們透露的。
郭仁傑在造反的時候跟復旦「紅革會」頭頭共同宣誓過：「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所以感情非常深厚。「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姚文元後，郭仁傑是恨鐵不成鋼。他剛回復旦時，曾經斥責紅革會的頭頭搞炮打是「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叛變投敵」。但當紅革會的頭頭挨整以後，他又流露出對他們非常惋惜的情緒。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紅革會」在裡面沒有一個委員，郭仁傑說，要是他們沒犯錯的話，「紅革會」應該在裡面占好幾個席位了。另外，他一直認為「紅革會」是老造反犯錯誤，應當幫助他們重新站起來，他在思想上同情「紅革會」，希望他們能夠東山再起。他當然是為他們好，但是忘了張春橋對我們兩人的警告，把密談的內容透露給了「紅革會」，特別是復旦「紅革會」的那些人。他不但把毛主席的講話透露出去，還連續不斷地到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師範學院、上海鐵道學院等「紅革會」力量較強的單位，跟他們商議在市「紅革會」解體以後，是不是要搞一個「紅革會」市級聯絡站的問題。後來，真的搞起了一個全市性的紅革會大批判聯絡站，「反逆流」的問題無疾而終。郭仁傑在外面活動的情況，被不斷地反映到市革命委員領導層中來。
市革命委員會建立各組、辦後，郭仁傑是教衛組領導核心之一，教衛組主要負責人是老幹部陳琳瑚。郭仁傑很少留在教衛組，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大學負責鬥批工作，但他在沒有徵得我們同意的情況下，重新支持「紅革會」東山再起，這個消息很快給兩方面捕捉到了：一個是游雪濤小組，裡面有反對郭仁傑的譚啟泰等人，反映說郭仁傑在外面四出活動，與「紅革會」那些人串連；第二是王承龍抓的市革命委員會辦公室下面的聯絡組，專門出簡訊的，把郭仁傑和「紅革會」的動態在小範圍的簡訊上登了出來，簡訊都是由文靜定稿的，我也看到了。這些事情令我非常憂慮。
寫作班「老戰友」和郭仁傑集體談話
我趕快跟程綺華、朱永嘉商量，說郭仁傑這樣下去，一定要出事，而且會給我們大家惹事的。程綺華也感到了事態嚴重，說：「老郭畢竟和我們一起殺出來的，我們不能看著他製造麻煩，造成被動。」我們就把他請到榮昌路（後改德昌路）六十號專題寫作組，程綺華、吳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陳冀德等原寫作組的人已經等在那裡了。
我問他有沒有把毛主席的講話透露到外面去？為什麼「紅革會」都在議論？我說：「我到幾個單位去開會，他們逼著問，毛主席有沒有這個講話，說炮打張春橋、姚文元是反革命？毛主席有沒有說『紅革會』這筆帳是要算的？他們還到北京去核對這件事，春橋同志為此很惱火，我被搞得很被動，既不好說毛主席有這個指示，也不好說毛主席沒有這個指示，我只好對他們說『無可奉告』。」我說：「毛主席的話是在內部說的，春橋同志個別向我們交的底，你怎麼可以捅到外面去？你這樣做，『紅革會』的廣大戰士會對毛主席產生一種什麼樣的想法呢？」
他不得不承認，說只是提醒他們：「你們要注意，毛主席都講了這樣的話，不然的話，你們要倒霉的。」
我說：「你也不能用傳達毛主席指示的這種形式去跟他們講嘛。」郭仁傑承認自己不對。另外我問他有沒有到各個學校「紅革會」那裡去說了許多同情老造反的話，有些人要變相成立「紅革會」總部，設聯絡站，你也表態同意了？
郭仁傑顯出一臉苦相，很尷尬，結結巴巴地說：「主要是同情他們，感到他們是我造反的老戰友，現在卻落得這樣的處境。」
我說：「他們回去後，不也一樣在學校掌權嘛。」
他說：「他們本來是全市有影響的大組織。」
我說：「現在打算用全市統一的紅衛兵組織來代替各派紅衛兵，而你這樣做法，完全是不對的。今後決不能再和『紅革會』頭頭暗中有串連，要公開地搞全市紅衛兵的大聯合。」
郭仁傑當時還同情上海柴油機廠的「聯司」組織，「聯司」已把矛頭指向了市革會，郭仁傑卻對「支聯站」的人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天談話時，我當面問郭仁傑：「你說的『虎』是指什麼人？」他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就是指張春橋。
我和寫作班的同夥們都倒抽了一口冷氣，覺得他已經和我們分道揚鑣了。但那天我們還是嚴肅而又耐心地勸他懸崖勒馬。
他當時雖也在口頭上答應，但已不能自拔，會後他到外面又和那些人接觸，那些人也不斷去找他，來往非常密切。
王承龍本來和郭仁傑不和，多次發生爭執，現在正好抓住郭仁傑的把柄，他把郭仁傑的動向編了一期內部簡報，包括他誤傳毛的指示，他和「紅革會」聯絡，準備拉出市一級的組織等等，報給張春橋。張春橋大怒，說：「這簡直不可容忍。機關內部竟有這麼一個人！」
接著，王承龍在外面造輿論，「紅革會」的對立派就在外面貼了很多大標語，稱他是「郭小丑」，標語說：「郭小丑支持『紅革會』東山再起，絕沒有好下場！」「徹底揭穿郭小丑的真實面目！」等等。
郭仁傑與市革命委員會教衛組的關係也搞得很僵，陳琳瑚批評他，郭仁傑認為自己是老造反，陳琳瑚是自己把他解放出來的，所以不服帖，頂撞陳琳瑚。在市革命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又與王承龍衝突起來。這樣，教衛組和辦公室兩個機構都要求批判郭仁傑，逼我表態，他們說：「郭仁傑走到這地步，春橋同志已發火了，必須批。」
我心裡是想保他的，但是我如果不批判他，也有悖於張春橋的意思。所以我同意開一個批判會，當時在市委黨校的底層小禮堂，有一兩百人參加，都是機關內部各部委的造反隊代表，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也派人參加。最後我發言，希望他懸崖勒馬，不要走得更遠。
同時，各大學也紛紛開「郭小丑」的批判會，我聽說復旦大學「紅三司」開郭仁傑批判會時，紅衛兵動手打了郭仁傑。我知道「紅三司」是王承龍支持的，就對王承龍講：「今後批鬥會上不能搞武鬥。」王承龍性格粗暴，在這事上對我很不滿意，他對我瞪起眼睛，喉嚨嘶啞著說：「群眾有氣嘛，打幾下有什麼關係啊！」可見他是支持動手的。
郭仁傑被人揪走了
我覺得這樣弄下去很麻煩，對郭仁傑來說凶多吉少。正在這時，郭仁傑又有幾件事讓人抓住了把柄：他跟黃浦區京劇團的一個女編劇，他的山東老鄉，過去有過交往，人家說兩人有曖昧關係。同時，又傳說他在復旦大學與一個女教師有男女問題，也被傳得沸沸揚揚。有人就要追查郭仁傑的「流氓罪」。
這樣一來，我覺得很難保他。那時「紅三司」準備把他揪走。我對程綺華說：「你給他在黨校找個房間，叫他寫檢查。不要到外面去。」他就在市委機關聯絡站里寫檢查，實際上是想把他保護起來。不久，他的膽結石病發作了，疼痛難忍。程綺華心腸軟，想著如果隨便把他送到一個什麼醫院去，很快會被人家揪走，於是就給他用了一個化名偷偷地送到上海市公費醫院去住院。這件事她沒有告訴王承龍，但對我講過，原寫作班的幾個人也知道，對外是保密的。
誰知道，原寫作班一個人對郭仁傑有意見，他的妻子是「紅三司」觀點的，他回去告訴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在上海工學院工作，而「紅三司」的頭頭張某正好是工學院的，這樣，他們就得到了郭仁傑住院的信息。
一天，「紅三司」的人乘了一輛卡車，衝到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公費醫院，挨鋪搜查，聽說當時郭仁傑用床單蒙著臉，結果被人家把床單揭開，發現了他，「紅三司」就把他綁走了。
王承龍得到消息，拍著手，哈哈大笑，對我幸災樂禍地道：「哈哈，原來是有人把他藏起來了。現在有好戲看了！」
郭仁傑被搶走後，一直沒有音信，也不知道他被關在什麼地方。我知道王承龍肯定是知道的，就問他：「郭仁傑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人不見了，應該派人找一找。」
王承龍對我神秘地笑笑：「接受群眾的審查嘛！」
當時，王承龍和王少庸兩人分管市革命委員會專案辦公室，前面我對他封鎖了郭仁傑到公費醫院住院的事，現在輪到他對我也封鎖了郭的消息。
一天晚上，我在市革會康平路大院辦公室值班時，辦公室有人報告，說：「上海工學院『紅三司』負責人張某，送一份絕密件來。一定要市革命委員會領導同志親收。」
我想，既然是送絕密件來，我當然可以收的。我就讓辦公室的人把它拿來，原來這是一份《專案審查報告》，是送給王少庸和王承龍審閱的。裡面有郭仁傑和各大專院校「紅革會」頭頭的接觸情況，還有下一階段準備深入追查郭仁傑男女關係問題的打算。署名是「一〇二專案組」。
這時我才知道，原來對郭仁傑的問題已經設立了一個專案組了。當時市革會專案辦有兩種專案：一種由市里直接抓的，幾個市級領導的專案，如陳丕顯專案組、曹荻秋專案組，以及上海特別重大的案件；一種是用群眾專案的形式，先由各群眾組織自己先設專案組，然後到市專案辦來掛鈎。這個專門審查郭仁傑的「一〇二專案組」屬於第二種情況，即由他們自己審查，然後把審查的經過情況以及審查結果向負責專案的王少庸和王承龍匯報。至於郭仁傑關在什麼地方，報告中沒有透露。不過，既然送報告來的是「紅三司」頭頭張某，我知道，出面搞專案的一定是上海「紅三司」那批人，幕後指揮的就是王承龍。這是毫無疑義的。
郭仁傑在專案組挨毒打
我當時對郭仁傑的心態很矛盾：一方面覺得他畢竟是一起造反的老戰友，錯誤再大，也不能往死里整；另一方面，又覺得他泄露張春橋跟我們的密談，對外透露毛主席的內部講話等，實在難以原諒。我希望張春橋看到這類情況，能夠出面保護他一下。
過了一段時間，《文匯報》記者摸到了「紅三司」一些人刑訊逼供郭仁傑的情況。情況寫得很詳細，說郭仁傑被關在一個密室里，他走路的時候，腿已經一瘸一拐，情況是用現場記錄的形式寫的：
問：「你跟黃浦京劇團某某人的男女關係怎麼樣？交待！」
郭仁傑答：「我已經講過了，沒什麼。」「嘭」一拳，郭仁傑被打倒了。
又問：「你除了和這個人的不正當關係以外，還有什麼人？交待！」
郭仁傑：「再沒有什麼人了。」訊問者把郭仁傑打翻到桌子下面去。
問一句，答一句，就打一下，甚至還記錄下摔了多少次。
最後是用鞭子抽郭仁傑的屁股，抽了幾十鞭，把皮肉都打爛了。
郭仁傑發出陣陣慘叫，也都記錄在案。
我也曉得，這裡面夾雜著一個很大的問題：上海兩大學生組織的派性。「紅三司」和「紅革會」是對立派，「紅革會」掌權的時候壓過「紅三司」，「紅三司」翻身後，就把對「紅革會」的氣出在郭仁傑身上。這個意圖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未必見得對郭仁傑本身有多大仇恨，但居然用嚴重的刑訊逼供的方式來折磨郭仁傑，這是在發泄一種派性。
我看了材料後，感到很不安，心想要出事了，這樣打下去豈不要出人命？而且郭仁傑即使有男女關係的生活問題，也總是罪不致死吧，何況專案審查的重點不應是生活作風問題。但當時專案是王少庸和王承龍主管的，張春橋還指定由王少庸主持市革會的工作，我覺得很不好辦，只希望張春橋對此事能表個態。我就把打郭仁傑的材料送到張春橋那裡，張春橋對情況是每期必看的，而且對報社送去的情況看得尤其仔細。我希望他能夠寫一個批語，這樣，郭仁傑就可以得救了。但是情況送上去，沒有任何回音。
這時又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機要秘書，叫王鋼，是從上海社科院調來的，跟我們一起在市委寫作班造反。他跟我和郭仁傑、朱永嘉等人都是很熟的。他負責管我的機密文件，也就看到了報社送來的關於毆打郭仁傑的這份材料。過了兩天，他忽然失蹤了。我身邊的人怎麼會失蹤呢？我叫辦公室工作人員趕快到他家去找他的妻子。王鋼的妻子當時在縣裡工作，問她，她才說出王鋼原來在社科院也有過男女關係的問題。王鋼為人非常膽小，他一看郭仁傑給人揪去打得這麼厲害，心裡很害怕。他曾經對妻子說：老郭給人打得這麼厲害，怎麼辦？失蹤前，據說王鋼曾打電話找我，因為我在外面開會，沒有找到，他就找寫作班的陳冀德，告訴她：「你跟老徐說一下，我有一串鑰匙，留在辦公室里。還有一輛自行車放在康平路。」陳冀德很奇怪，一時反應不過來他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以後，王鋼這個人就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
王承龍知道後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說王鋼攜帶機密文件潛逃。他還叫上海市警局下達通緝令，在通緝布告上刊登了一張照片，說上海市某負責同志的機要秘書失蹤。很明顯，是藉機損害我的聲譽。後來又叫機要處來查，是不是少了文件？結果文件一份也沒少。王鋼人很老實，平時言語很少。我分析，他害怕人家要算他男女關係的老帳，所以跟陳冀德交代了後事以後，就找個地方自殺了。後來海運局曾經查過出海的輪船，上船的時候賣出過多少張票，以後清點乘客人數的時候，曾經發現人少了，我們懷疑：王鋼可能是乘長江輪出海時投海了，但是始終沒有找到屍體。為這事，王承龍叫市革會辦公室查了很久，弄得我有一個時期連管文件的秘書都沒有，我自己心裡也很不是滋味：很接近的一個同志，怎麼跟我連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由此可見郭仁傑的事情對王鋼的衝擊是很大的。
這樣一來，我連自己的秘書都管不住，失蹤了。那末，在郭仁傑的事情上，我更不好說什麼了。
郭仁傑終於跳樓自盡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的晚上，市革會領導成員在康平路小禮堂開會，盧灣區公安分局來電話緊急報告說：關在他們那裡的郭仁傑乘紅衛兵提審他的機會，對看守他的人說要一杯開水，把紅衛兵支出室外，等紅衛兵一走出門，他就把門關上，從二樓窗戶跳下去，頓時頭部著地，腦殼破裂，氣絕身亡。
我也鬧不清楚，他怎麼給關到區警局去了。那天晚上，我很震動。王少庸、我、王承龍都在電話紀錄單上圈閱。王承龍圈閱的時候說：「畏罪自殺，通知家屬，火葬。把這事情報告春橋同志。」王承龍搞這個專案組的本身，就是要置人死地的。張春橋肯定不會出面表態，也不會說任何保護的話。
實際上，郭仁傑是上海的幹部中最早跟著中央文革張春橋、姚文元起來造反的人，最後卻死在這樣殘酷的鬥爭中。文革結束以後，人家來問我郭仁傑案的全過程，而且對我說：郭仁傑屬於造反派，不好平反，所以至今也沒有個結論。
從我內心來說，一個支持我的「老戰友」，由於違背張春橋的意志，被摧殘而死，我沒有辦法保護他，為此我一直感到不安。我認為，郭仁傑他不迷戀權力，不想當官，根本不存在爭權的問題。但他這麼死了，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悲劇。悲劇在於他起來造反，卷進這場漩渦以後，他就難以自拔了。文革中一些掌權的人不光對「走資派」、當權派下手很厲害，就是對造反派內部的「戰友」，假如一旦成為異端，馬上就採取打擊、剪除的做法，手段也是很殘忍的。
郭仁傑除了支持「紅革會」以外，他又積極支持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這也是他挨整、受打擊的主要原因之一。「聯司」不斷到市里告狀的時候，郭仁傑代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接待過。王洪文開始時也讓「聯司」與「工總司」掛鈎，承認這個組織，到後來感到「聯司」不符合他們「工總司」的觀點，就打壓「聯司」。王承龍是反對「聯司」的，我當時看到「聯司」反對市革會，對這個組織也非常惱火。郭仁傑接待「聯司」的時候，說了一點同情的話，他感到「聯司」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壓的。郭仁傑對受壓的人總是很同情，他在復旦的時候，紅衛兵受復旦黨委壓，他支持紅衛兵造反；後來「紅革會」受壓，他又支持「紅革會」；這時，「聯司」受委屈，到聯絡站來反映，他又多次表示同情。我對他說：「你不要攪到裡面去，你一插手，事情就複雜了。我們市委機關聯絡站負責人，一派支持這個，一派支持那個，這不是要鬧出大問題了。我們的方針只能是聯合，只有一個方針，不好支持哪一派。」他不同意我的觀點。郭仁傑支持「聯司」的材料又給王承龍和游雪濤弄到簡報里去，都送給張春橋看過，張春橋為什麼不表態保護郭仁傑，與這件事也有關係。
郭仁傑被逼死亡以前，曾經留給我一封信，是用鋼筆寫在橫格紙練習簿上的，大意說：你多次勸我對很多事情不要隨意表態，我沒有聽，現在想來，你的意見是對的，可惜已經來不及了……郭仁傑就這樣地走了。
我想，就算他當時活下來了，按照他那始終同情受壓人們的性格，在文革中難免會不斷地得罪一些人，最後還是不得善終的。
（摘自《徐景賢最後回憶》第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