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置信，在這樣一個枕戈待戰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百廢俱興、經濟騰飛的時代，魯迅的眼裡，竟沒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殺和正在準備大屠殺；魯迅的眼裡，竟沒有國民政府於內外交困之中竭盡全力挽狂瀾於既倒的努力！在魯迅的百萬雄文中，居然沒有一個字眼的抗日言論！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魯迅說：中國就像一個鐵的黑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會更加痛苦，還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這屋子打破！（大意）
這樣的話是什麼意思呢？難道是說中國人沒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領殺害才能有生機？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魯迅說：「費厄潑賴（FAIR PLAY，公正遊戲規則，即科學文明制度）應該緩行，對資本家的乏走狗（指國民政府）應該痛打落水狗！」我們就不明白，魯迅在那樣一個民族生死維艱的關頭，怎麼就不號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魯迅對國民政府的一切活動都無不竭盡冷嘲熱諷挖苦誣衊之能事，諷刺「新生活運動」，諷刺文藝界「國防文學和抗日文學」的口號。我們不明白，文藝家身為時代的記錄者和表演者，怎麼可以對日本的巨大威脅無動於衷？當時軍隊在備戰，人民在奉獻，藝術界發起「抗日賑災義演」、「慰軍演出」、「抗日話劇」。文學界雖然有「國防文學」、「抗日文學」之爭，但都是在盡國民的責任，為什麼所謂的「族魂」，卻這樣冷酷無情地諷刺嘲諷這一切的努力？
甚至，魯迅的作為，均是在諷刺中國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藥中醫，包括傳統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輝煌歷史和科學貢獻，包括衣食住行，沒有一樣看上眼的。什麼，「決不看中醫」，什麼「中國的書縫裡，只寫著兩個字：『吃人』」！甚至，要徹底廢除中文，什麼「中文不滅，國無希望」……
很遺憾，看魯迅的書，只有兩個感想：
一是國民政府真寬容，可以讓他那些「反動透頂罪大惡極」的文章橫空出世，公然在《申報》等中國大報刊上發表（即使如此，魯迅並不滿意，出版《偽自由書》，以進一步揭露和嘲諷國民政府的偽自由）。據我們所知，在1949年後的大陸，無論你怎樣變換筆名，都絕不可能有一句類似魯迅的過激言論發表出來。不等政府動手，身為共產黨一分子的編輯，就已經掐死了你的文章。比如，我的這種文章就只能在網絡上發表，絕無可能登上大陸！
二是中國完了，沒希望了，很消極，很壓抑！看看阿Q，居然被學者認為中國人──人人都是阿Q。但是，阿Q是那樣地無賴無恥，怎麼可以代表中國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國人有一半是阿Q，我們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滅亡了！而魯迅的眼裡，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國被滅亡的命運，在魯迅看來，就是「黑暗的鐵的牢不可破的屋子，裡面的人阿Q一樣地在熟睡中悶死過去」！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說，用共產黨今天的話說，沒有一個「符合主旋律」，沒有一個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範」。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傷逝》裡萎萎縮縮的小知識分子；看到的，只是《祝福》裡不能抗拒悲慘命運、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一句話，魯迅是揭露了中國社會的黑暗面。不過，魯迅只給我們看「黑暗面」而已，僅此而已。看了之後，你會感覺渾身無力，覺得那個時代一片黑暗，你絕對不會想到為國捐軀奮鬥。出路是：要麼推翻政府，就像共產黨所做的一切；要麼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就像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那樣。
我曾經懷疑，周作人和魯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國，周作人迅速成了漢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經受魯迅的影響頗深？因為，如果魯迅是個堅定的抗日主義者，以魯迅的威望名聲，在文章里對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擊，我想在當時的民族精神上，該是多大的促進，該會激盪多少年青人保家衛國的心？
同時我又想到，魯迅長居上海租界，與日本人內山書店老闆相好。而在戰爭陰雲密布下的中國上海，內山書店是否名為書店暗中卻搜集中國情報？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的瞎聯想罷。然而，在全國一片抗日形勢下，在人民拒買日貨焚燒日店的形勢下，魯迅先生卻躲在日本的書店與老闆喝茶，談中國「5000年只寫著『吃人』兩個字」，談中國社會的黑暗醜惡與沒有希望，談「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談痛打「資本家的乏走狗」──國民政府……，不是也太奇怪了嗎？
對了，我也差點忘記了魯迅先生的書，曾經就在內山書店出版並由內山書店販賣。如果內山老闆沒有棄暗投明，放棄對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話，那麼，我想魯迅先生的書，肯定不會有鮮明的抗日思想，不會與「大日本帝國的利益」有衝突，才能在日本人的書店販賣！
還有，讓無數魯迅迷們所難以想像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滬抗戰爆發，日本人瘋狗一樣進攻上海，當國民革命軍為保衛家國浴血奮戰的時刻，魯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地躲到了日本人的內山書店。到2月6日，再由內山書店店友（？）護送至英國租界內山書店分店避難，一直躲到4月。就在國民革命軍抗日最慘烈、全國大支援的時候，魯迅卻在避難所整理他的《三閒集》，《二心集》……
儘管無數的學者，可以給魯迅塗脂抹粉，把他描繪成一個所謂的「民族魂」，儘管共產黨可以感謝日本人的侵略給了他們奪取政權的唯一生路，也順便感謝魯迅對國民政府的攻擊；儘管魯迅的文章確實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然而，我要說：魯迅，絕對不配當中華民族的「族魂」！
一個對中國的文字都看不慣揚言要徹底消滅的人，一個把中國的歷史看成是一片垃圾的人，一個對中國的古代一切文明傳統都看不順眼的人，一個對正在抗日救難的國民政府努力進行著冷嘲熱諷的人，怎麼有資格做中華民族的「族魂」？！
我們今天的人很難想像，一個偉大的導師，在國家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卻可以在文章里不發一言。魯迅如果不是無知，如果不是漢奸，至少，他也是一個親日的「墮落文人」，是一個大漢奸的親哥哥！
不是有很多年青人至今還盲目崇拜魯迅嗎，那麼，就讓我徹底來打碎這個神像：
魯迅，在和許廣平小姐結婚後，許廣平這個北京女師大的學運和抗日領袖，在魯迅的約束下，竟然成為一個不能參與社會活動的家庭婦女。為此，魯迅和許廣平曾經發生多次嚴重衝突，幾度面臨離婚處境（其實只是長期同居而已，魯迅早於1905年有髮妻，但未盡丈夫義務，與許同居卻又沒有給其夫妻名分）！而「族魂」魯迅，在日記里這樣記載：某月某日晚，「洗腳」一次；某日晚，再「洗腳」一次……「洗腳」者何？和許廣平做愛而已也！
把和妻子的做愛形容為「洗腳」，這是怎樣的侮辱與傷害？這是怎樣的高傲與自大？
本人不才，遍閱史書，魯迅先生所視為糞土的人物們，似乎還沒有人對自己的妻子有過這樣的污衊。倒是日本男人，對自己女人的鄙視與高傲，與魯迅先生的「洗腳」頗為類同，從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務中，我們可以聯想一二。
還有一個光環，是魯迅自述說：在日本留學期間，看到日本電影，看到麻木的東北民眾，要麼做了被殺的木頭，要麼做了無賴的看客；因此，他認為，強健民族體魄是無用的，醫治心靈尤為重要，所以憤而退學，開始創作，云云。
我們一向認為那是真的。直到我讀到一篇回憶錄，才知道魯迅很會撒謊。那篇回憶錄說，大約在1918年，身為國民政府教育部官員的38歲魯迅，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裡。作者作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當時的周樹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無所事事，旁邊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該凡人向教育部撰寫的公文。作者看了覺得不錯，就勸他說：既然你無事可作，不如寫寫文藝作品發表。周先生就懷疑地說：「寫作有用嗎？」作者就鼓勵他，然後……我們就知道了，現代史上的神──「魯迅」誕生了！但是，我們也就知道了，所謂在日本留學輟學，是因為看電影受刺激發憤著作以醫治國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為按照時間推算，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已經是留學日本之後十幾二十年了，魯迅為何還沒有專業寫作？為何到現在還沒有認識到寫作的精神醫治作用？還擔心「有用」嗎？
何況就算魯迅當時真受了電影刺激，要寫作，也完全沒有理由在絲毫沒有寫作基礎和經驗的基礎上，忽然輟學專門寫作！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初出國門的青年，忽然放棄留學，專門寫作以「醫治國民精神」，除非他瘋了！何況，作為寫作行內人來說，沒有足夠的文學修養和生活閱歷，根本不具備寫作的能力，也根本達不到他想要的「醫治國民精神」的效果。這就是魯迅為何在回國十幾年後任職教育部閒暇有空之時才能寫作的原因！
而魯迅輟學的原因是什麼呢？據個人推測，一是因為我們眾所周知的魯迅家庭發生變故，父親早死，經濟困頓，難於繼續支持魯迅留學；二是魯迅所就讀的仙台醫專，是一個私立的偏僻鄉下的野雞類學院，魯迅的日語還沒有過關（魯迅散文《藤野先生》裡交代他交上去的作業，幾乎布滿了紅XX，藤野先生不僅要改他的答案錯誤，也要不厭其煩地修改其日語語法和單詞的錯誤），而學習成績也頗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負責和善待魯迅，他所教的那一門課魯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個及格，其它科目就可想而知），根本申請不到獎學金。雖然有藤野先生熱心幫忙，也難有起色。這嚴重挫傷了魯迅的自尊心。魯迅既經濟困難，也開始對醫學學習有畏難情緒，覺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結婚之機輟學回國幾個禮拜，之後居然就滯留東京長達5年之久。這期間，魯迅的行蹤成謎……除了剛開始的幾個月要辦一個雜誌而沒有成功；之後，魯迅從來沒有交代：他在生活費昂貴的東京，到底是怎樣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下生存下去的！最後，他回國擔任師範教員（魯迅自稱：因為母親和其他人渴望得到他的經濟資助，所以回國任職）。
這樣說，可能是徹底地打破了《族魂》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是卻最為可信，接近事實。
再說句很不客氣的話，魯迅如果真的有一點《族魂》的精神，有半點「醫治中華民族」的氣魄，決不至於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重金延聘百般遷就，學生們嗷嗷待哺如影跟隨的情況下，遇到一點點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後呆不到幾個月就開溜！須知，廈門大學是新創辦的，當然不可能事事完備，但已經竭盡所能為魯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學更是可以遷就到聘請許廣平擔任魯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難最需要的時候，他選擇了做逃兵！要不，為什麼他自己也自嘲是「騙人家的錢」？須知，1926年月薪250─300元袁大頭，換在今天，至少相當於月薪3萬元！越看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就越生氣，越覺得他們無聊兼無恥，互相在比賽唱衰自己的學校。全不知道：教育，本來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難，也正好是顯示個人才華的時候！看看南洋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毀家破產為了興學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連玉，一生為了華教而被捕和被剝奪公民權；看看南洋的「新民之父」許崢嶸，為了辦學傾家蕩產甚至不惜向高利貸借款，竟連累後代還債30多年！當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東的武訓，一生行乞辦學的感人情懷……這些人，這些事，和《兩地書》中那個哇哇亂叫、稍不如意就腳底抹油的魯迅比起來，誰，才是真正的族魂？！
魯迅是有錢兼有閒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國是最高薪的職位之一。他的稿費收入在民國達暴富階層的水準（民國時期一篇評論文章的稿費可以讓老舍在北京買一個黃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他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和日本老闆茶餘飯後親密無間合作愉快，享受著和許廣平經常吊著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電影（見許廣平回憶錄），然後回家用許廣平「洗腳」（見魯迅日記）的樂趣，罵著這個給他罵得體無完膚的內外交困忍辱負重的政府，自由出版著《偽自由書》。他還覺得這是《偽自由》。他到底還想怎樣啊？──我們今天的國內文藝人士，有哪個不羨慕國民政府時期的出版自由、學術民主和教育包容的政策啊！
然而，他仍然《出離憤怒》了！他這樣表達對祖國的感情：「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寫在後面》）
「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面前站著一個（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的）中學生的話，我說：第一步要爭取言論的自由」（《答北斗文學社問」》「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青年必讀書──應京報副刊的徵求》）「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本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什麼全都是一樣……」（《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兩三年前，是有過非常水災的，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幾個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騙人》）「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答文藝新聞社問──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國民黨掌權的時候起……是除了大造監獄之外，什麼也沒有了。」（《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
在魯迅的眼中，中國的前途只有滅亡一途：墳！
在魯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過民國大型報刊公開臭罵羞辱政府所享受到的超高額稿費，卻不是自由言論的象徵！
在魯迅的眼中，他認為中國的文化等同於垃圾，中國書會害人殺人！
在魯迅的眼中，中國青年的動輒被日本人殺戮，不是因為日本人殘酷殘忍，而是因為我們不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