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際背景、國內環境、人民需求、歷史任務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中治西亂」「東升西降」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但同時也要看到，只要階級還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挑釁、分裂乃至侵略等圖謀還存在，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棄之不用。尤其要看到，現時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國際資本壟斷集團以各種方式剝削全世界工人和勞動人民的本質並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資本家與工人及廣大民眾的階級關係和階級矛盾也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要深刻說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剝削本質和運作機理，衝破其所型塑的剝削和壓迫機制，解決世界範圍內的「再無產階級化」問題，尤需藉助階級分析方法、旗幟鮮明的人民立場和直抵本質的思想鋒芒。這一點恰如渡邊雅男所言，「身處新自由主義掌握霸權的現代社會，在直視差別和不平等蔓延的現實，並且從中需要直面個人的無力與絕望時，用具有深層意義的『階級』來思考這些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三是發揚科學的探索精神，將階級分析方法與其他研究方法更好地協調起來。故步自封、排斥異己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馬克思主義始終強調要以博大的胸襟接受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階級分析方法所強調的，是從歷史發展的本質和根本層面、從社會形態發展和變遷的角度對歷史進行分析，它並不排斥其他的史學研究方法。例如階層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使用過階層概念，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各個歷史時代時，明確指出：「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他們在這裡明確認為，在一個階級的內部還包含著不同的階層。只不過，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當世界歷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資本邏輯和商品交換體系席捲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它消滅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出身、身份、地位、宗教等因素導致的地位劃分，結果只能是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因此，資產階級時代「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毛澤東同樣使用「階層」概念來探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問題。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將當時中國的社會力量具體分為以下幾種：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以及遊民無產者。其中，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即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毛澤東明確指出，「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餘盛」，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第三部分則是「生活下降的」。對「半無產階級」，他進一步進行了細緻劃分。「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雖同屬半無產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對其中的「貧農」，根據其受地主的剝削程度，「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可見，毛澤東在對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進行分析時，在總體上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同時，又進行了更加細緻的階層劃分。
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二者不僅不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更精細地反映了那一時代中國的現實狀況，並且更加準確地揭示了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態度和對革命的接受程度。范文瀾在20世紀50年代修訂《中國通史簡編》時也曾明確說：「階級鬥爭的情景即是那樣複雜，要了解它，不僅要分析各個階級相互間的關係，同時還得分析各個階級內部各種集團或階層所處的地位，然後綜觀他們在每一斗爭中所起的作用和變化。如果只是記住了階級鬥爭而沒有具體分析，那就會把最生動的事實變成死板的公式。」這同樣表明，要對階級內部進行具體分析，就需要綜合運用階層分析等多種研究方法，否則就不是彰顯而是損害了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性。總體講來，階級分析依據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這是最根本的判斷標準，因而是一種宏觀、概括、一元的分析；而階層分析可以依據職業分工、薪資水平、教育背景、家庭負擔、閒暇時間等多個標準進行分類，因而是一種更具體、細緻、多元的分析。對這些不同研究方法，我們應當在唯物史觀的整體視野內予以補充、協調、統合和發展，更好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時代中國史學理論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