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一個山村小學教師，在一座破廟改成的只有兩個教師的學校教書。三年後因工作努力調中心校，兩年後碰上整風運動，被劃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後回學校教書一年，1980年調重慶市巴縣文化館作群眾文化工作，1999年退休。業餘從事兒童文學和科學文藝寫作。
現在還不想寫全面的回憶錄，因為我的記憶從小就很差，上小學連乘法口訣都背不熟，現在老了就更不行了。因此我只想寫幻想的東西，寫回憶錄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回憶、查證，整理、實在太麻煩了。現在寫一點點雞毛蒜皮的事，只是為了備忘。從生活中我感覺到，有的東西是不應該忘記的，儘管回憶起來很痛苦，除了自己痛苦還要刺激別人也痛苦，何苦呢？這個活兒有點像母親生孩子，不經歷陣痛，新的生命就出不來。如果你想要人丁興旺，想要發展、發達，就必須經過陣痛這一關。
為了簡潔和敘事的方便，我直接把文件的要點摘錄並加以評點，評點的文字放在括號內。
七根「雞毛」把我打成右派
到底犯了什麼大罪要受21年的懲罰，我一直搞不清楚，直到1979年3月14日，四川省巴縣（現在的重慶市巴南區）文教局黨組向巴縣縣委呈報的《關於黃繼先同志錯劃為右派的改正結論》下達以後，我才算弄明白了。
文件是這樣的——
【黃繼先，男，生於1939年，家庭出身偽官吏，本人成分學生，初中文化程度，四川璧山縣人，1953年3月調燕雲小學任教員，原工資36元，1958年3月劃為右派分子，給予留校監督使用，降薪至11級處分，1961年摘帽，1972年2月從中垻農場調石崗農場勞動生產。
黃繼先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據是：
在鳴放時說：「《教師報》批駁右派分子王××過火了。她有愛黨之心，不應該劃為右派。」結論為支持、同情、讚揚右派分子。（結論錯誤。文教局黨組比小右派的認識晚了21年！）
黃說：「農業社黨領導不夠，農民生活一般不高，社員有時不出工，有時怠工。」結論為攻擊農業合作化。（結論錯誤。「農民生活一般不高」至今還是事實，小右派的意見提得客觀又客氣，可文教局黨組的帽子戴得又大又高又刻薄，完全是在往死里整。）
黃在鳴放會上說：「統購統銷不合理，農民分糧不夠吃，對我們學校也不利。」結論為誣衊統購統銷政策。（意見同上。）
黃說：「專賣局是資本主義經營，糧食釀酒是浪費，專賣局是『zhuaimai』局（方言：強行賣東西的機構）。」結論為攻擊誣衊市管會。（這一句反映了小右派還沒長大，還很幼稚，對如此幼稚的語言也要上綱上線，文教局黨組太不人道了。）
黃在《重點回答》一文中寫道：「問：什麼是重點？答：顧名思義，重點者，無非是比一般學校人員多，校舍好，排場大，領導強。多則大，大則強，強則好，好則一躍而為重點也。」結論為惡毒攻擊重點校。（這證明，不成熟的小右派還有點「先見之明」，50年後的重點學校不依然如此嗎？這也是「惡毒攻擊」嗎？）
黃在寫大字報《欺騙——領導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一題中說：「領導分配工作用縮短里程和金錢來引誘。」又說：「整風領導小組長肖××的報告是王大娘的裹腳。」在《替整改小組修修詞》一文中說：「領導態度不堅決，常用『儘可能』一詞耍花招。」結論為攻擊領導幹部和整風運動。（上面引用的三篇大字報都是領導再三動員後寫的，所反映的內容不管是當時和現在都沒有什麼錯。如果要說錯，恐怕應該算成「引誘青少年犯罪」吧？）
黃繼先同志在整風期間對統購統銷政策，重點校等問題發表過自己的意見，認識有片面性，不屬右派言論。（又錯了！「認識有片面性」的不是我）按中發[78]55號文件精神及中央劃右派分子的標準，不應劃為右派，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安排工作，工資訂為40元。
1979年3月27日，巴縣縣委《關於對黃繼先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改正的批覆》是：
「《黃繼先同志錯劃為右派的改正結論》收悉。經縣委研究，屬於錯劃，給予改正。撤銷原降薪處分，恢復名譽，安排工作。工資定為行政24級，即40元。此復。中國共產黨巴縣委員會（蓋章）」】
對巴縣縣委的批覆，我有兩點看法：
第一、不誠懇。縣委批覆上的關鍵詞「屬於錯劃，給予改正」，他們對自己所犯的錯誤過於輕描淡寫。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當農奴整了21年，無數次的批鬥、抄家、戴帽、假摘帽、判刑、挨餓、打死老虎、不准結婚……進行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株連兄弟姊妹（下面單獨談），怎麼連個道歉或自我批評的話也沒有？！這也叫「改正」嗎？
第二、沒行動。22年的奴隸生活，超時間、超負荷勞動，經濟上遭受巨大損失，批覆上僅僅是「撤銷原降薪處分……工資定為40元」就完事。整風前我是36元，21年後只增了4元，這正常的嗎？21年的經濟損失、身體損失和精神損失誰付？
最讓人不解的是：明明99.99%都搞錯了，一貫光榮、正確的某些人還在堅持「反右鬥爭的方向是正確的」，右派問題只是「擴大化」而已。30前這樣說還有一點「理由」，為的是給犯錯誤的大人物一個台階。30年後仍然堅持「擴大化」的理由就顯得太缺乏人性化了！怎麼能拿451萬右派（最新解密檔案）22年的農奴生活去換取毛澤東一個人的虛名呢！迴避歷史真實的結果，我擔心會造成《國王長著驢耳朵》的更大災難。
四瓣「蒜皮」判處「無期管制」
文化革命開始不久的1966年7月8日，巴縣人民法院以我創作的四個優秀劇本判處我三年管制。1967年5月11日，從未離開過重慶市範圍的我冒險逃離農場，第一次途經內江、成都、西安、鄭州、洛陽，於6月1日到北京上訪。196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秘書廳文化革命聯合接待室讓我捎回一紙信函：
「重慶市革委籌備小組：黃繼先來訪……判處三年管制，至今未給平反，上述問題如果屬實，請你們根據十六條和中央有關政策規定，認真研究處理。」
該問題一直拖到1978年12月15日，即判處3年管制的12年以後，巴縣人民法院才下達了「認錯」的《刑事判決書》——
【申訴人：黃繼先，又名黃文星，男，現年四十一歲，四川省璧山縣人，現在巴縣石崗農場勞動。
上列申訴人曾因抗拒改造罪（應該是堅持真理罪）判處管制三年（說謊。1966年判的是三年，三年中我並未做錯什麼，為什麼到1978年後還沒撤銷？還要「多次申訴」才重判？這到底是三年管制還是無期徒刑？）此後以定罪事實有出入，家庭成分不是地主等為由，多次申訴來院，要求複查處理。現今依法再次審理終結，查明：
黃繼先的家庭是屬偽官吏（解放時評定的是貧民。明明是個簡單成分問題，到派出所查一查就水落石出，法官先生都不願查，如今又弄個「偽官吏」來證明他們的判決沒有全錯。1967年到北京上訪前，我曾到璧山老家定林鄉訪問，那裡有一個村多數人都姓黃，一位長輩告訴我，我家在祖父一代就很窮了，除了有一點很薄的坡地外，生活來源主要靠祖母紡紗織布。臨走時湊巧碰上我的堂叔從永川回家休假，他回憶說：「記得你父親的姐姐出嫁時，陪嫁的棉絮都是在我們家借的。」——這就是毛澤東的階級論造成的結果），本人是學生，於1953年參加工作。1958年3月因整風中犯錯誤被劃為右派分子。下放中垻農場勞動。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此後曾根據「安徒生童話和故事選」等文藝作品，改編或編寫《皇帝找到了繼承人》（這是一篇作品的題目，作品還沒有寫出來，法院就「未卜先知」地認定為有罪）、《皇帝的新裝》（我是根據人教版課本改編的「課本劇」，為的是讓學生在輕鬆愉快中加深對課文的理解。如果要判罪，應將編課本的人列為第一被告。該文至今還選入初中教材。中央電視台2005年春晚網絡版徵稿時，我將劇本《皇帝的新裝》寄去，有幸被選中，至今仍在央視國際網刊載）、《聰明勇敢的阿凡提》（新疆民間故事阿凡提是老幼皆知的優秀文化遺產，我的改編完全忠實於原作）、《新娘抬轎》（這是根據《四川日報》上的同名報導改編的，內容是提倡移風易俗、婚事新辦，是為政府宣傳）等小說、劇本等文藝作品，原認為是誣衊攻擊我黨不實，定罪科刑不當，為此，應予糾正。特依法改判如下：
「撤銷1966年7月8日院刑（66）字第219號判決書，宣布無罪。」】
宣布無罪就完了嗎？12年管制比坐牢還難過，你們知不知道？在文革中，被管制的「牛鬼蛇神」誰都可以打你、辱罵你、支配你。還可以半夜三更派你去不熟悉的山村送通知……該不該給點「青春損失費」？由於管制期「未滿」不能結婚，我結婚晚，退休10年後還在負擔小女的高額學費。
近三十年來生活有所好轉，可那二十多年的苦難往事，依然時時在夢中重現。我做得最多的一個夢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家的路總是漫長而艱險的，翻過一嶺又一山，不是懸崖陡壁，就是天黑迷路，茫茫宇宙找不到一個問路的人。走得精疲力竭後如果被什麼原因驚醒，那是最幸福的一刻：我終於「回家」了！當猛烈的心跳恢復正常以後，我常常思考，到底是什麼成了我揮之不去的夢魘？一次偶然翻閱《聖經》時發現，基督教有一「原罪」的說法，說是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因偷食禁果而犯了大罪，這罪將傳給後代子孫，成了人類社會一切罪惡和災難的根源。我覺得，用「原罪」一詞比用「右派罪」、「抗拒改造罪」和「家庭出身罪」更合邏輯，比用「血統論」和「擴大化」等的解釋更具有說服力，而且還可避免鬧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類的國際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