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辛棄疾
王賢才，一位賢才，一位怪才，更是一位奇才。他的傳奇式坎坷經歷，像一部大書，讀之催人淚下，令人感奮。他的人生之路，簡直就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寫照，是幾十年來我們共和國歷史的一面鏡子。
他的命運又緊緊地和一部大書《希氏內科學》聯繫在一起。還是在大學時代，他就對這部「洋書」有了嚮往。可惜，風華正茂，年僅23歲的王賢才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鋃鐺入獄，妻離子散，背井離鄉，幾乎雙目失明。他在二十多年淒風苦雨中，一直迷戀著他的《希氏內科學》，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獨自一人譯出了這部世界醫學巨著，手稿一千多萬字，相當於十部《紅樓夢》。從而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翻譯出版這部醫學瑰寶（第15版）的國家。
一
50年代初，王賢才從江西九江考入山東大學醫學院。這位雅儒文靜、學習勤奮、成績拔尖的學生，深得醫學教育家穆瑞五教授的青睞。在一次傾心交談中，穆教授鄭重地向他推薦了一部「稀世珍寶」——世界醫學名著《希氏內科學》，這部大書是1927年由美國著名醫學教學家內科專家希塞爾主持、集眾多國際知名醫學專家共同協作寫成的內科全書，後來正式命名為《希氏內科學》，每隔三至五年修訂再版一次，風行全世界，被譽為「標準參考書」。
作為一個醫科學生，王賢才恨不得馬上看到這部巨著，他到學校圖書館登記借閱，等了將近半年，總算把書借到手，他是用雙手，他是用雙手把這部十多斤重的大書抱回宿舍的。
從那以後，他就埋頭讀書。「希氏」的豐富內容和論述風格，使他像一個無知的孩子，突然闖進一座雄偉的宮殿那樣，眼花繚亂。一個周末的夜晚，在同學們都出去玩的時候，他卻一個人貪婪地閱讀這部巨著。當月亮從東窗升起的時候，王賢才忽然萌發了一個奇異的念頭：「這麼好的書，為什麼不把它譯成中文呢？既然至今沒有中譯本，我能不能把它譯出來呢？」應該說，這個想法是很不現實的。因為各國翻譯這部巨著，都是組成龐大的集體班子，一個普通的大學生，從哪方面來說，都是難以勝任的。他思之再三，還是下了決心。他想，理想就應該高於現實，否則叫什麼理想呢？儘管實現這個理想將要走很長一段艱辛的路，他還是充滿了勇氣和信心。
他馬上開始了「練兵」活動。選了英國歐文斯教授寫的20萬字的《臨床外科須知》，悄悄地試譯起來。每天早上三四點鐘就輕手輕腳地起床，踏進他「發現」的一個貓著腰才能進入的小小閣樓里，一工作就是幾小時。由於他在中學裡就造就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是一個拔尖的醫學院學生，《臨床外科須知》被他順利地翻譯完成，並大膽地送到了上海科技出版社。譯稿雖然在出版社壓了半年多，總算在1957年正式出版了。「試點」的成功，給了他極大的鼓舞和信心。這一年，已經分配到北京豐臺鐵路醫院工作的王賢才，揣著參加工作後第一個月得來的工資，興沖沖地跑到王府井外文書店，喜滋滋地抱回了第一次屬於自己的「珍寶」——《希氏內科學》（第9版），並立即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浩繁的翻譯工程。
1958年，是一個荒唐的年代。「反右派」鬥爭的烈焰無例外地燒進了王賢才所在的豐臺鐵路醫院。一個大學畢業不久年僅二十出頭的小大夫，還沒有資格參加「鳴放座談會」，這場烈焰似乎不會燒到他的身上了。但不久，災禍還是降臨了。醫院在「反右」鬥爭的末期，已經進入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階段，忽然宣布繼續「反右」，因為這家醫院的右派人數沒有達到上級規定的指示，必須「補充」三名，於是，顯然是經過布置的大字報又貼滿全院，接著就是批判會，三名「右派」產生了，其中就有王賢才，在一次大會上他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主要「罪狀」是，他曾經流露過這樣的思想：蘇聯醫學不見得就是世界最先進的，我們應該學習國際的先進經驗，不要只是學習蘇聯一家。他估計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因為他確實有這種想法——被自己所頂禮膜拜的《希氏內科學》可沒有蘇聯人參加編寫啊！自然，這種大逆不道的說法明顯地犯了「反對蘇聯老大哥」的「罪」！因為在毛主席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識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中就有這麼一條：一切言行應該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而他的這個言論是在「破壞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團結」，不是右派是什麼？毛主席的話就是真理，說這樣的話真是愧對毛主席。從這一點上，王賢才感到自己確實有罪。
那個時代的青年太單純了！
他真心實意地認罪，老老實實地改造。他慶幸自己沒有被開除公職，沒有被下放農村勞動，而是留在醫院裡「監督改造」。只是工資沒有了，每月發給32元的生活費。生活十分艱難啊！那時，他父親已經去世，在九江原籍還有無生活來源的母親和一個上小學的妹妹由他撫養，每月寄走16元，其餘16元就是他的全部生活費。就這樣，王賢才還是感到滿足了，因為他仍能從事心愛的臨床醫療工作。
不久，他所在的醫院奉命遷往內蒙古，規模擴大了，並改名為呼和浩特鐵路局中心醫院。
1960年，醫院由於工作上的需要，認他擔任了「代理主治醫師」，但對他說明：在技術上、工作上可以指導下級醫務人員，但在政治上不要忘記自己是「右派」，要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改造。他成惶誠恐，小心謹慎。每天早晨，帶著醫生、護士查房，給他們講課，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查完房後，別人回到辦公室，他則再回到病房，給病人拿大小便器、送飯、送水、擦桌子、掃地，忙個不停，他要「立功贖罪」，早日回到人民隊伍。為了表示和「白專道路」徹底決裂，在一個朔風呼嘯的塞外的夜晚，在醫院附近的一塊荒地里，他把自己花多少個日日夜夜一個字一個字寫成的四十餘萬字的《希氏內科學》（第9版）譯稿忍痛燒掉了。那跳躍的火舌，灼燒著王賢才的心。「黛玉焚稿」只是閒情逸緻，而眼下是親手毀掉自己心血的結晶，他的雙手在顫抖，一顆心在不停地抽搐。他寬慰自己：只要能早日摘掉右派帽，「回到」人民隊伍里來，一切都會好的，到那時會有新的版本問世，可以重新開始。確實，此後不久，國外出版了第10版《希氏內科學》。他無法克制內心的衝動，一心想把它抱回去，無奈，囊中羞澀，只好偷偷賣了400毫升血，書是抱回來了，但不敢動手譯它，連「地下工作」都不敢，生怕影響改造。
王賢才的「老老實實」和「辛辛苦苦」終於換來了夢寐以求的這一天。1961年11月27日，院黨委在全院大會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當晚他興奮得一夜沒有睡覺，覺得眼前重新展現出無限美好的前景。第二天下午，破天荒享受了半天補休，上街理了發，照了一張相，還在小飯館裡痛痛快快地幹了一杯，以慶賀自己的「新生」。
青春的活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寫小說、作論文、舉行學術報告，在內蒙逐步小有名氣。正好，第11版的《希氏內科學》又擺上了書記的貨架，他大大方方從書店買回來，又不遮不掩地在集體宿舍里向這部巨著進軍了。禁錮多年的「能量」一下釋放出來，譯稿又快又好，又一個四十萬字的「希氏」基本翻譯完成了，他好像已經看到學生時期的夢想就要實現了，心頭湧起了一股幸福和自豪的熱流。
時代啊，你總是那麼變幻莫測！一個單純正直的年輕知識分子又被你攪得暈頭轉向了。
「四清」運動又開始了，工作組進院。運動一開始，王賢才就成了首批「運動員」。工作組找他談話，警告他：「要夾緊尾巴做人，不要讓資產階級成名成家、白專道路反動思想惡性膨脹，再一次滑到與人民為敵的深淵。」還說：「你要記住，右派分子的帽子可以摘，必要時還可以再戴上的！」一聲驚雷，使王賢才不寒而慄！他又被羅織了一項項嚇人的「罪狀」：平日他熱情地幫助青年醫務人員提高業務，被上綱為「和黨爭奪青年」，工作組批判說「為什麼青年醫生願意跟著你走呢？我黨是一面大紅旗，號召青年走又紅又專的道路；而你是一面白旗，吸引一部分思想不堅定的青年走白專道路，他們每離白旗近一步，就離紅旗遠一步，你不是在與黨爭奪青年是什麼？！」對此，他一時想不通，「我又不是台灣派來的特務，爭奪青年幹什麼？我把技術教給他們，不是使他們能更好地為黨工作嗎？」一想到自己是「白旗」，他只好真誠地告訴那些接近自己的青年醫生與自己「劃清界限」，斷絕往來。加給他的另一個「罪名」是：不務正業，走白專道路，翹尾巴。這分明是指他翻譯《希氏內科學》的「錯誤」。王賢才絕望了，在一個朔風呼嘯的夜晚，他又一次來到荒野郊地，又一次把剛好也是四十多萬字的第11版的手稿點火燒掉了。這次「焚稿」和上次很不相同，上次，他是抱著希望這樣做的，摘了帽子就好了，痛苦的後面是希望，而現在呢？帽子摘了還可以再戴，這條路已看不到盡頭。眼前燒掉的不止是一部譯稿，是把他的希望一齊化為灰燼了。
周圍的人又開始像躲瘟疫一樣地躲著他，他也有意識地躲著別人。他多麼想像喜兒那樣，一個人到深山老林里生活，在那裡可以自由地生活，不再見到歧視的目光。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發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使神州大地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清」運動尚未結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爆發了。曾經戴過右派帽子的「運動員」王賢才又順理成章地被推上了前台。他從「代理主治醫師」轉為打掃馬路和廁所的清潔工。一次，他打掃完廁所挑起兩筐髒紙要去倒掉，經過貼滿大字報的樓道時，不小心把兩張大字報劃破了。這還了得，他立即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被抓了起來，先是送進「牛棚」，後又送進看守所，被遣返原籍九江。1968年4月27日，他被五花大綁押解到呼和浩特，正式以「現行反革命」被判刑12年。為了不讓妻子和兒子受到牽連和歧視，他主動而堅決地和妻子離了婚。老家的妹妹初中畢業就下放了，只剩下年邁的母親，孤苦零丁的住在九江。
1970年中蘇邊境發生「珍寶島事件」，王賢才和其他勞改犯一起由內蒙古呼和浩特轉移到山西太原市，並繼續在勞改隊的醫療單位服刑。他能在監獄裡繼續拿著聽診器做醫療工作，應該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太原監獄裡關押著一千多號犯人（全是男犯），反革命犯和刑事犯約各占一半，其中不少「反革命」犯是作家、工程師、教授甚或導演、音樂家，形形色色的人才應有盡有。王賢才一人集監獄衛生所（對外稱「勞改醫院」）所長、醫生、護士的大任於一身，還擁有為犯人開具兩天病假及住院證明的權利，他每天在門診小屋上班，不用去工地勞動。在這「地獄」中的「天堂」里，他覺得自由自在，不用再考慮政治風浪的威脅，不會再坐「噴氣式」，更不必為柴米油鹽操心，只一門心思干醫療工作。得益於他全面的醫療知識和紮實的醫療技術，以及苦幹巧幹，這座不起眼的「勞改醫院」很快變了面貌。他親手培養的化驗員、護理員能獨立操作了，從顯微鏡到光電比色計擺上了操作台，注射用的蒸餾水和葡萄糖水自行配製出來了。漸漸地，這裡不只是犯人求治的地方，監管幹部及其家屬有了病也往這裡跑。在外面醫院查不出的疑難病他給查出來了，外面沒治好的病他給治好了，而且服務態度特好。這個小天地里的人們開始向王賢才投去敬重和讚嘆的目光，他長期低著的頭在鐵窗下抬起來了，久已失去的知識分子的尊嚴似乎又回到他的身上。
日子「平靜」下來以後，他對妻兒、老母的牽掛日益撕心裂肺……妻子和兒子卸掉了「反革命家屬」的黑鍋處境該好轉了吧？孤苦無依的母親現在用什麼填飽那可憐的肚子？一分不花攢下每月兩元錢的零用錢，到年底也只能郵去一張二十多元的匯票，還不是杯水車薪麼？！掛念思戀親人的痛楚，使他無以自拔。對於「希氏」的嚮往，也同時從心底泛起。一個深夜，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土，凝望著從窗外透進來的一縷明淨的月光，不覺萌生了一個奇異的念頭，現在不正是我譯書的時候麼？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他冷靜地分析了當前的處境，我已失去了一切，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再說，我在負責整個犯人的醫療工作中一直小心謹慎，兢兢業業，沒有出過一點差錯，勞改隊的幹部對我是信任的，甚至是尊重的。有可能說服勞改隊的領導，取得他們的支持。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勞改隊政委李恆文來勞改醫院看病，王賢才躊躇再三，還是鼓足勇氣拿出了第13版《希氏內科學》，李政委看了有點吃驚：「好大的書！是本什麼書？」王賢才誠懇地向他做了介紹：「這確實是本好書，我們國家需要這樣的書。我想把它譯成中文，您看怎麼樣？」李政委沒有直接回答，順手把書打開，隨便地翻著。這位五十多歲、抗日時期參加工作的工農幹部，雖文化水平不高，最後卻做出了令王賢才一生難忘的回答：「既然是本這麼好的書，你就譯吧。就在這裡譯，我們支持你。將來譯出來沒有地方出，我們拿錢給印。」人說，王賢才遇到了好人，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裡面，從政委到一般監管人員，都成了他第三次向《希氏內科學》進軍的後盾。政委派人給他買來了翻譯工作最必需的工具書和參考書，擠出經費給他訂了醫學雜誌，以幫他掌握國內外醫學發展的最新動動態。稿紙全是勞改隊給的，要多少給多少。
王賢才撫摸著這部嶄新的大書，再一次從心底感謝已被釋放出去的「反革命」朋友程大路（後平反），是他熟知王賢才對「希氏」的感情，賣了衣服，借了債，從書店裡把書買下，送到勞改隊。男兒有淚不輕彈，王賢才是流著淚接下了這部書的。而今，如願以償了，他一頭扎進了《希氏內科學》的王國。
白天，晨曦初露，他已埋頭案邊：晚上，高牆裡一片寂靜，除了荷槍的解放軍戰士在巡邏以外，就只有病房邊上那間門診小屋裡還亮著燈光，有時直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