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911年，大清王朝退出歷史舞台的前夕，東北爆發了大型鼠疫，歷時近六個月，約6萬人死亡。瘟疫引起的社會恐慌使得清政府防疫如防虎，處於時代變局中的清廷採取了相對開放的國際合作態度，信息公開、輿論監督與近代公共衛生體制的建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瘟疫傳播的迅猛勢頭。
但是另一方面，隔離、檢測、焚屍等現代防疫措施的開啟，使人類忽視了對自身道德的內在審視，甚至借用科學的名義排斥瘟疫中的人們向神靈懺悔與祈禱。東北鼠疫隱身不久，清王朝隨之退位，而屢屢給人類造成滅頂之災的瘟疫卻不會退位。
源於俄國的巨大災難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是大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冬季，也是最寒冷而又慘烈的一個冬季。
1910年秋，位於俄羅斯赤塔州俄中邊境的達烏里亞小鎮車站附近，中國人張萬壽在那裡經營一所小工寮，9月的一天，工寮內有七人突然發病死去。俄國當局得到消息後，立即燒毀了工寮及一切衣物用品，將三千多華工隔離在破舊的火車皮內。
接下來，俄國依然沒有通知清政府，而是強行將工人驅逐出境，將一萬多名華工用火車運送到長春，途中因饑寒交迫而死的華工無法統計。
被驅逐的華工中，有兩名從達烏里亞小鎮坐火車過境到達中國的滿洲里，下車後住在中國鐵路界內二道街的張木鋪。10月25日，這兩名華工相繼在店內發病身亡。同日，兩名房客相繼死亡。
1911的正月，吉林省榆樹縣大嶺區大嶺村的郭老十臘月末回家過年，突然發燒不止，於除夕夜咯血而死。村民將其屍體停放在家中，親朋好友前去弔唁，數日內，32人得怪病，隨即，全屯死了近百人，正月二十，怪病嘎然而止。
郭老十在街頭開了一個「魁升元」旅店，臘月接待了2位從哈爾濱來的客人，客人住店兩日突然死在客店裡，一名員工也隨即死去。
死亡率90% 疫死總數6萬人
關於疫病的起因，清廷史料有如下記載，「上年秋季俄商收買獺皮，該府所屬地方素產旱獺，工人遂爭往獵取，愈集愈多，九十月間疫乃發見。患者寒熱咳嗽，頭暈吐血，一二日間即不可治，日斃數人，甚至一二十人，勢頗劇烈。後經俄醫考究，謂旱獺時多病疫，工人不知擇別，取皮食肉，以致吸受毒菌，輾轉傳播。」
旱獺一旦染病，會瞎眼、行動遲緩，此病傳染性很強，同類的旱獺都要將其趕到洞外，有經驗的獵人們是不會去碰染病的旱獺的。時俄國人鍾愛紫貂皮毛製作的各類服飾，但紫貂一皮難求。俄國的官員和商人們便招募大量的中國民工去捕獵旱獺（俗名土撥鼠）來仿冒紫貂。1910年的哈爾濱紫貂皮市場上，旱獺產品達250萬件。為利益而驅使的無良商販矇騙了無知的華工，導致了這場巨大的人禍。
「染疫病人，先發燒，次咳嗽，繼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後皮膚呈紫紅色。」此次疫病死亡率極高，達90%以上，傳播速度極快，東三省總督錫良形容：「如水瀉地，似火燎原。」傳播路線以車站為據點，沿鐵路線由北往南爆發式傳播。「疫氣蔓延，人心危懼」「死屍所在枕藉，形狀尤極慘然」。
有學者研究，東北三省染疫達69個地區，疫死5000人以上的有3個地區，死4000人以上的有2個地區，3000人以上的有1個地區，疫死2000人以上的有2個地區，疫死1000人以上的有6個地區。哈爾濱當時全市人口約7萬人，四個月時間，共疫死5693人，占人口總數的8.13%。1910年12月10日至1月6日，每天死亡人數都超過100人。長春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
《大公報》記載，「一家十口或半死於疫，一家數口或盡死於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並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並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並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
據統計，1910～1911東北鼠疫死亡人數達6萬餘名，僅東北地區死亡人數即達5萬多名。而死者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俄國死亡47人。
清政府的應對
晚清政權當時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對於突如其來的鼠疫，一開始的反應比較遲鈍。直到兩個月後，1910年12月下旬，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推薦劍橋大學博士、馬來西亞華僑、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伍連德先生為東三省防鼠疫總醫官。
12月27日，伍連德通過對一名患者進行屍體解剖發現了鼠疫桿菌，從而確定了此次瘟疫是鼠疫。但當時的日本醫學專家北里柴三郎博士在奉天解剖了3萬隻老鼠，並沒有找到鼠疫桿菌。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深入研究分析，得出了鼠疫桿菌的中間宿主是土撥鼠。
在伍連德等專家的建議下，清政府開始組建各級防疫體系、頒布防疫法規，採取了現代傳染病防治手段：隔斷交通，對患者進行隔離與檢測，對疫區進行嚴格消毒，要求民眾戴口罩和傳隔離服，焚燒屍體，將警察功能納入公共衛生防治體系。晚清各級政府在伍連德的倡導下，建立了現代公共衛生防治體系的雛形。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東北鼠疫逐漸得到了控制。
國際介入與美國的無私幫助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政府因國力衰竭而無法積極應對疫情，但自始至終毫不掩瞞疫情，而且積極尋求國際幫助，即便是當時對中國虎視眈眈的俄國與日本，清廷也並沒有採取極端的一概拒絕的姿態，而是採取了較為開放的合作態度，這對疫情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起到了極大的幫助作用。
1910年11月15日，由國際醫生組成的「哈爾濱防疫會」成立，先後召開過八次工作會議，1911年2月28日，「中日防疫會」成立，也先後召開了八次工作會議。日本、俄國和法國的醫生直接參與防疫工作。有的以身殉職，各國援華醫療人員死亡約20人左右，其中包括曾任防疫總醫官的法國醫生梅尼斯博士。
各國在經費上也紛紛慷慨解囊。英租界各行商籌洋50萬元設立防疫醫院，日本南滿鐵道會社捐助15萬日元防疫款。
美國政府應清政府的邀請，派出了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的史紹祺負責防疫工作，並組織防疫專家和醫務人員參與防治工作。俄國當時欲借疫情之際謀東北主權，對此，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和助理國務卿威爾森均予以明確譴責和抵制，指出俄國不應侵犯中國主權。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廷在美國的大力幫助下，組織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來自英美法日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代表參加會議，大會形成的科研成果至今仍被視為人類醫學科學的經典，此次會議被史家和學界稱為在中國舉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學術會議。
美國在會議前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美國紅十字會代表斯特朗博士和助手提格博士早在1911年2月份就於瀋陽的實驗室中解剖了25具鼠疫患者的屍體，獲得了大量的實驗數據，美國代表的艱辛工作為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堅實的科研基礎。「萬國鼠疫研究會」的會議主題成果防疫報告是由美國專家起草的，並於1911年5月5日在馬尼拉公開發表。對此，清政府曾通過美國公使轉達了謝意。
輿論監督與民間救助
清末民初，報紙言論逐步走向開放，鼠疫期間，輿論界對政府起到了監督的作用。當時的報紙對清政府初期防控不力給予了批評。
《盛京時報》發表社論公開批評清政府：「東省此次之斃於疫者，不啻萬人，因防疫而耗失之經費，又不下數百萬。設也我國以前已措意於衛生行政，而各個人又均知衛生之必要，則死亡之數，固必大減。因防疫而耗失之經費，雖不能保其必無，而亦不至如今日之浪擲。我國今日不特無精於檢驗者，抑且無普通之消毒藥品。言之可為憤懣。嗟乎！」
《盛京時報》《大公報》《申報》等當時著名報刊都對疫情進行了及時追蹤和報導，對死亡數字與疫情嚴重性都給予了真實披露。而當時的清王朝雖已沒落，卻也毫無掩蓋疫情真實性的意思。
與此同時，民間商會展開救助。據《盛京時報》報導，奉天商會要求各商董按鋪交納防疫款，以備應用。在遼陽，紳商自發組織防疫所，所需經費自行解決，工作人員全是義務服務。開原商務會防疫衛生方面所需經費皆由各街商號募集。長春各商家自頭等商號以下約四百餘家，共捐洋兩千元。
清廷退位 瘟疫卻不會退位
東北鼠疫漸漸走遠後的不久，大清王朝亦漸行漸遠，直至徹底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然而，清廷退位，瘟疫卻不會退位。
《聖經‧啟示錄》中寫道：「我觀看到有一匹灰色的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做死，冥府也聽命於他，他掌握這被賜予的權柄，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疾病史學家麥可‧比迪斯在其《疾病改變歷史》一書的導言中說：「人類有三個規模不斷擴張的大敵——瘟疫、饑荒和戰爭。」
自19世紀末至今，近代病毒學和傳染病學的發展與隔離檢測手段的強化，看起來似乎是「趕跑」了每次流行著的瘟疫，但迎來的下一個瘟疫更加迅猛。直至今天，人類仍在武漢肺炎的肆虐中惶恐不安。
人類在過分依賴隔離、檢測、消毒、疫苗等現代化防控手段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思考一下，這些措施真的是治疫的靈丹妙藥嗎？——面對人類內心道德的不斷下滑，對上天和神靈的無知否定與對創世主的漠然背棄，這些，我們都無從審視甚或自以為是，拒絕懺悔——這真的能夠改變瘟神的意志，使其不再撥馬而回？
後世的人們在評價那場奪命6萬的東北鼠疫是如何銷聲匿跡時，多認為西學的疫病防控體系的建立功不可沒。然而，百姓在瘟疫中互助互濟、政府的公開與透明、國際合作中所展現的人類應有的跨越國界的善良，是否也是說服瘟神撤場的理由之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