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鎮反」運動，就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簡稱。所謂「反革命」則是中共權勢者用來構陷對方、置人於死地，且包羅萬象的罪名。從1949年至今的近七十年裡，中共用這個似是而非、莫須有的罪名，殘殺、迫害了不知多少無辜的人士。既有中共的政敵，也有政治圈外的普通民眾，更有中共自己的「同志」，弄到最後連劉少奇，鄧小平，貴為「皇后」的江青都被扣上了這頂「反革命」的帽子。至此，當局才感到這個騙術有些「玩」不下去了，於是才只好「換湯不換藥」地改為了什麼「煽動顛覆」之類的罪名。可見這是當局數十年一貫害人的「法寶」。不過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搞的這個「鎮反」主要還是用來報復、殺害它未奪得政權時，政治上的敵對者。
毛澤東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以後，這個嗜殺成性的獨裁者，連歷代封建帝王都不如。封建帝王「得天下」後，多少都要搞點懷柔政策，大赦天下，以示寬容，讓民眾休養生息。毛則恰恰相反，用他在其《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的話來說就是「決不施仁政」。所以他馬上就磨刀霍霍向他過去的一切大、小政敵（包括千千萬萬已經放棄抵抗，願意臣服的人），進行報復、清算，大開殺戒。其規模之廣，其殘忍兇惡，古今中外世所罕見。所以決不是「毛左」們說的什麼「當時政權不穩，不鎮壓不行」之類為其開脫罪責的話。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毛是如何的處心積慮，如何的暴戾恣睢，濫殺無辜。名為「鎮反」，實則是瘋狂濫捕、濫關、濫殺已不再反抗的人，用殺人來「立威」以震懾廣大民眾。
食言自肥《約法八章》變廢紙
1949年4月25日中共當局以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的形式公布了一個被稱為是對「新解放區的八項基本政策」。共八條，故又被稱為「約法八章」。其中第五條黑字白紙地宣稱：「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的國民黨各級政權組織的一切人員，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中共的宣傳中甚至還說，對這此類人中有一技之長者還可量才錄用。真是何等的寬宏大度。然而中共不但言而無信乃其「優良傳統」，更善於預埋「伏筆」以備後用。例如這個第五條中便留有「除怙惡不悛的…….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一語。日後中共在「鎮反」中，「怙惡不悛」和「罪大惡極」便成了中共兩把得心應手隨意使用的殺人快刀。
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共發布了《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６月６日，毛澤東在中共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的書面報告中就把所謂「鎮壓反革命」列為全黨的八項重要任務之一。所以並不是因為什麼韓戰爆發才引出了「鎮反」（韓戰是在1950年6月25日才爆發的），而是當局此前早就決心要「大殺一批，大抓一批」了。７月，中共的政務院、最高法院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１０月，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說什麼「鎮反運動開始後，一度出現寬大無邊的傾向」必須堅決予以糾正云云。從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起，中共更將這一運動推向高潮。而直到１９５１年２月，當時中共的「中央人民政府」才頒布了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至於什麼「約法八章」從來就只是掛在嘴邊上的「仁義道德」而巳。
由此亦可見，當年所謂的鎮壓反革命，完全就憑毛澤東在會上大嘴一張，內部下個什麼指示，就開始大規模抓人、殺人了，根本無法律可依。幾個月後才搞了個什麼《懲治反革命條例》，其無法無天盡至於此！而且就是這個所謂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也是個隨心所欲，可隨意定罪的條文。
它其中每一項所謂的「罪名」，其最高刑幾乎都是死刑。而且極其草率、含糊，根本無細款、細則可循，如同兒戲一般。例如犯什麼、什麼罪，可「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情節重大者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幾乎條條如此，千篇一律都是這樣。甚麼叫「情節重大」？全由中共幹部說了算。
殺人竟然按「人口比例」定「指標」
1950年初毛澤東便認為，華東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同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竟然討論的是：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並且「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眾所周知，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商業經貿，事先定立個指標，爭取高產優質，這還勉強可以理解，殺人這種大惡事，竟也事先便預定「目標」，不殺多少人決不罷手。則雖商紂夏桀，秦皇雍正也聞所未聞。然而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就要干出這樣前無古人，「獨領風騷」的怪事。公然「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這哪裡是在談「人」？完全如同說宰殺圈內的牲畜一樣。如此滅絕人性，除了共產極權專制，恐怕就只有德、日法西斯可與之比肩了。
更令人震驚的是，他們並非只是說說而已，而是說到做到了！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為它來自於中共一位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殺了71.2萬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占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四點二的水平了。又據1996年中共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萬多人，其中87.36萬餘人被判死刑。「計劃」殺千百之一，最後竟殺了「占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四點二」的人。超額四倍完成「計劃」！如此邪惡只能令人無語。
然而到了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更洋洋得意地說「秦始皇算老幾？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生，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民間有俗諺云：「人不要臉百事可為」，「只有不要臉的人，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這番自我辯護與自我表揚，堪作這條民間諺語最好的註腳！
血雨腥風的大逮捕與大處決
我還清楚的記得1951年3月27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霧。我與鄰家一個小女生一起背著書包上學堂。從西門外的撫琴台跨上西安路，這是進入市區的必經之路。由於起霧，能見度很低，所以我們只管大步走，未細看前方。突然，一個端著步槍的大兵出現在我們面前，明晃晃的剌刀直端端地指著我們兩人，凶神惡煞般的對我們吼道：「站住，不許動」！那個鄰家的小女生，當時就嚇哭了。我畢竟是個男孩又比她大幾歲，所以沒有哭，我說：「我們去讀書上學……」那個兵不等我說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這個「死」字真把我嚇了一跳，連忙拉著我那位已嚇得呆若木雞的小鄰居，一溜煙的便向我家中跑去。
這就是我親見的成都著名的3.27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動於3月26日午夜開始全市戒嚴，直至次日上午十點才解嚴。那時成都當局動用了軍隊、警察和一些土改工作隊員之類的所謂積極分子「翻身奴隸」，據當時的《川西日報》稱，在十來個小時內共抓捕了所謂的反革命份子1687人，從當時成都各監獄、看守所處處人滿為患來看，應該不止此數。而且據知情人後來透露，當時既無逮捕證、拘留證，也不說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綁捆起來就帶走。弄出去就像裝貨物一樣甩進有蓬的大卡車就拉走。其野蠻竟至於此！
一個月後，即在五.一勞動節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園，搞了一個所謂的「公審公判大會」。在毛澤東暴政年代，每逢過年或大的節日前都要開這種會，叫做「威懾敵人，教育群眾」，也就是要殺雞儆猴。
那天，我所在的成都市七中的學生也停課去參加這個會。當天在這個會上共判了三十多人，死刑占了將近一半。其中對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位。一是第一個被拉出來「公審」的名字叫張君邁，與中國民社黨負責人張君勵只一字之差。這是一位文質彬彬書生模樣的人，張先生被指控的「罪名」是文化「特務」。此君所謂的「罪」，就是說他在報上發表反動文章，罵了中共。而指控他的人，拿著一張紙照著讀都讀不斷句，錯別字連天，叫人聽了莫名其妙。比如說「在成都臨近解放前，還在報上大肆吹『棒（捧）』成都的防線『固若金楊』（湯）」。當審判人問他「這些罪是不是事實」？張昂首挺胸地答道：「文章是我寫你，但那不是罪，兩黨相爭各有立場，何罪之有？要是我們國軍打勝了，這還是大功。」一個兵走過去就給他一腳，他大叫「打倒法西斯」！最後他被判死刑，拉他上刑車時,他欲喊，卻被繩勒住頸喊不出來。而我們這一幫無聊的「看客」卻在別人帶領下高呼「堅決鎮壓反革命份子」一類的口號。以壯「聲威」。這位張君邁先生，年齡約三十多歲，相貌英俊儒雅，書生氣十足，但至死意氣昂揚，面不改色。張先生就為幾篇文章便被殺害了。真是：「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另一個叫許紹謙，「罪名」是「不法地主造謠煽動」。此人已66歲了，老態龍鍾。一口一個「請求政府寬大」。他究竟幹了什麼呢？從揭露出來的看，最嚴重的一條，恐怕就是他所在的那個居民委員會的一個」積極份子」指稱的：有一天兩人在一起看報時，許紹謙對這個」積極分子」說，美國的艾森豪出任北大西洋公約聯盟的總司令了，此人厲害啊，可能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還只是個「可能會爆發」嗎？至於厲不厲害，誰都可以自已作出評價。就為這點事，竟然又是死刑立即執行。張君邁先生那樣「寧肯站著死」固是一死；而許紹謙老人這樣「跪著」以求生，仍然是死。可見什麼只要「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純系騙人的鬼話。而且就依中共的那個《懲治反革命條例》十條3款「造謠破壞罪」最高刑也就是無期徒刑，可是加個「不法地主」四個字，「造謠破壞」也要判死刑。可見就按中共自己炮製的法律都是在濫用濫殺！
慘不忍睹的殺戮現場
此後成都的「鎮反」運動便進入了瘋狂的大屠殺中。載著死囚的所謂「極刑專車」一天幾批的從成都市內開向北門外昭覺寺附近一個亂墳崗和老西門外的撫琴台。「極刑專車」一出動，悽厲的警笛聲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當時就讀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寧夏街關押死囚的市大監不遠，有時我們正在上課，刑車警笛聲呼嘯而來，老師只好停下不講。當時成都一天殺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則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殺了將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貼滿了殺人的布告，幾乎到了無空處可貼之狀。許多殺人布吿頭一天才貼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蓋了。毎張布告上面儘是紅叉叉，一個紅叉就是一條人命！正如張獻忠「七殺碑」上寫的「殺，殺，殺，殺，殺，殺，殺」！
而我的家就在殺人的撫琴台附近。原來這裡小橋流水，田園景色，寧靜宜人，我父親才選在這裡居住。這下好了，成了殺人的刑場了。當時一到天黑，附近居民連門都不敢出。一天有個年齡比我大的鄰居男孩張志強，玩耍中約我去看北門外昭覺寺殺人刑場的景況。我對此本無興趣，但他便笑我是「膽小鬼」，旁邊又有幾個女生也跟著起鬨笑我膽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結果到了昭覺寺附近殺人的刑場一看，真嚇死人。原來那時殺人方法特別血腥殘忍。行刑的劊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槍刻意對準死囚的後腦袋射擊。並為此還專門取了個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說在當局看來，殺一個人，就像打破一個罐子一樣的簡單和隨便。真是當局草菅人命的絕妙的自供狀。因此我們看見橫七豎八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點的還有一半、或一小半腦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頸子像個木樁。屍體都還是五花大綁地捆著。血與腦漿遍地都是。我見此情景頓時就想噁心嘔吐，回頭就跑。張志強也大概受不了，也跟著我跑了。
我回家後，飯也吃不下，老是噁心。一睡著就在惡夢中驚醒又哭又叫。在家人嚴厲追問下，我才「坦白交代」了。當然獲得「從寬處理」，只被父親狠狠地罵了一頓，但病狀依舊。那時我祖母還在，她老人家有她的古老「治療」法。把一個雞蛋埋在柴火灰里燒，聽得「膨」一聲響後，雞蛋燒熟爆裂了。她拿出來左看看，右看看，說我的「魂被嚇掉」了。於是祖母點燃一炷香，左手拿著雞蛋，右手拉著我的耳垂，喊著我的名字說：「孫兒，快回來，快回來」！我則答曰：「奶奶，孫兒回來了，回來了」！你別說，經過這一番「折騰」症狀大減，幾天後就好了。後來學醫才知道，這大概就是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療法。後來我也在病人身上搞過。但不是我祖母那「中國特色」的，而是從西方「照抄照搬」來的，例如神經官能症患者的失眠，用1ml生理食鹽水注射在他皮下，對他說：「這是特效安眠藥」。他一會兒就睡著了。
祖母啊，您具有中國特色的心理療法，雖然當時解除了我的心理障礙。但那些恐怖的陰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裡，無法驅除，揮之不去……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