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經濟脅迫促成他國政策讓步，近年已是全球常識，對付落後國家，主要使用融資發展工具，對付先進國家，則靠針對性的海關檢查、拒發許可證，以及非正式禁運或選擇性使用國際法規。那麼，此刻它禁止進口台灣午仔魚、秋刀魚、台啤、金門高粱、葛瑪蘭威士忌等等，依照慣例，只需朝它「政治目標」判斷，即雖不中亦不遠已。
西方國家傳統經濟制裁，採取的是「明講」，例如美國財政部宣布凍結化肥公司Phosagro創始人安德烈·古里耶夫的資產，還扣押他停泊在加勒比海的一艘遊艇，理由是普丁在他的金援下發動戰爭；美方之前對華為祭出實體清單制裁，則是指控其電信、銀行欺詐、詐騙美國、串謀竊取商業機密…另過去禁止進口伊朗石油，理由有伊朗威脅美國國安、資助恐怖主義和對周邊國家存在侵略意圖。這些經濟制裁當然也是出於國家「政治目的」，但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連結，至少都得到了公開評判。
相較於中國式的懲罰經濟，卻多半對真實用意避而不談，尤其擅長以法律或規定上的「合理推諉」包裝，好像真的是對方某個產品品質出了問題，但「明白的當事人」在利益受損下，通常就會主動在政治上做出調整和回饋，藉由滿足中國的外交政策去換取恢復正常生意往來。
回溯過去案例，包括COVID-19爆發，當澳洲政府呼籲前往中國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很巧地，中國隨即就以違反動植物檢疫要求，禁止輸入澳洲牛肉、龍蝦和木材，當中澳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國再突然以澳洲傾銷大麥和葡萄酒為名，下令禁止進口。而唯獨中國十分仰賴的澳洲煤礦業從來都不受影響。
更早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因為將和平獎頒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中國也曾大動作以檢疫不合格為由，拖延、禁止挪威鮭魚進口，重創挪威第二大出口業。當中國和加拿大因為華為風波數度交鋒，中國除了非法拘押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麥可之外，也曾以「有污染疑慮」，停止購買加拿大油菜籽（年產值超過250億美元，其中40%出口中國）。此外，「中國觀光客」同樣也是中國主要用以脅迫他國的外交政策工具之一，直到疫情爆發，這一手段才頓時失效。
另外，當年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惹怒北京，北京便拒絕所有韓國認證的混合電動車電池，並阻止任何配備LG、三星電力設備的產品在中國銷售，韓國樂天集團在中國112家門市也相繼遭波及關閉。凡此種種，族繁不及備載。
當國與國出現外交爭端，中國政府有時就會利用一系列經濟槓桿，鼓動民眾抵制某一產品消費，對中國來說，在市場為王的思考下，「中國民眾的抵制」經常可以形成一種有用的強制性經濟工具。這也是為什麼幾次教訓後，西方國家近年會出現「貿易關係多樣化」的呼聲，關鍵無非吃了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太多虧。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懲罰性經濟確實為它成功製造出外交和政治上的進展，但近年來成效卻已明顯下滑。最主要原因，就在於有愈來愈多國家體認到中式經濟脅迫模式，已經不是任何單一國家會遇到的問題，因此反制之道，自然就是儘可能「分散市場」，尤其中國多是針對特定公司和行業，只要該特定公司和行業占對中國貿易總額的比例下降，中個這一手段的影響力就會直接遭到弱化。例如因為「台灣代表處」成立而遭中國禁止所有產品進口的立陶宛，本身僅有1%出口流向中國，經濟並未因此受到大幅破壞，所以無需受制中國，相反的，中國將原產國立陶宛者全部除名，已明顯違反世貿組織規定，反而還一定程度激起了歐洲國家共同反擊的意志。
把台灣的遭遇擺到世界地圖上看，把中國對其它國家的經濟脅迫手段投射在台灣身上，我們其實就不難理解台灣出口中國的商品，此刻被禁究竟遇到的是什麼問題。前有1126台灣地方選舉，選舉結果自然提振了中國吞併台灣計程車氣，後有台積電赴美設廠，這等於是公然「與美唱和」和中國敵對，這個時機點再一次對台灣產品祭出禁令，放眼2024，按照過去典型中國模式，箇中道理就都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