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此建勞改農場時就開始大量毀林，平毀陸姓原廢墟來修建無產階級專政的農場場部樓房，在場部俯瞰下用數千棵堅實原木密匝匝地豎直排列成為牢獄的圍牆。1958年我們到達後不久就拆毀原木，因為所圍面積太小。當時這裡500多勞改服刑者被調到大關縣羅漢垻農場歸併勞改，大坪就變成同樣人數的右派集中營，除了利用原監舍外還另有5處略小的囚禁點。1958到1963，這5年時段只占21年迫害期的4分之1，大坪集中營就留下44堆低矮淒涼的右派墳，連同拋屍在外的15人，共整死59人，占全場總數的11%。
鎮雄擺柳坪面積為大坪農場的兩倍，南至北8公里，東至西5公里，海拔高而氣候冷，只能種植包穀洋芋。九月間就下雪，一年有大半年奇寒。天無三日晴，這是鎮彝威三縣氣候的共性。雲南省地圖好似一隻胖碩的雄雞起舞，這三個縣就是雞的嘴，只是不尖，象徵雲南人言遲口鈍。擺柳坪農場的120名右派和900多名「下放幹部」一起，1958年2月出發去建場，從昭通先乘貨運汽車經250公里土公路到貴州畢節，再背著行李步行90公里山路經鎮雄縣城到擺柳坪。農場在拓荒過程中建成9個居住點，分生產隊居住。這裡右派的處理叫做監督勞動，每月給16元生活費，交伙食後有幾塊錢買漱洗用品。由於勞動超負荷，特別是鬥爭會上的人格凌辱、隨時發生的野蠻毆打，被打死的、被逼自殺的、餓死的、累死的共7名右派，在120人總數中占5.83%，是3個集中營死亡率最低的，但被打死的實況又是最殘忍慘烈的，下文將作出陳述。
勞動教養與所謂監督勞動唯一的不同就是後者沒有武裝看押，而前者的馬武寨農場駐守兩排武警，大坪農場駐守1個排，統稱「大軍」，詞語本義是極言人數之多規模之大，若移用來稱呼單個的戰士，就與那個「大」字產生邏輯矛盾。但是文化知識必須服從政治權力，顧不得字義和邏輯。那一聲「報告大軍」是造勢者所需要的優越感，不斷的重複呼喊正是精神凌辱的手段之一。
這樣，我們對滇東北這三處製造死亡的地方作了掠影式鳥瞰。「命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一千年前蘇東坡這滴血的詩句仿佛是為右派吶喊。
四、滇東北右派中的官員群體一瞥
本節專列受害者中的一部分官員，並不是說官員比百姓貴重，實在是因為謝富治宗派借反右而下毒手時主要是瞄準這些人的烏紗帽，這是他們最看重的戰利品。
早在反右前的幾年內，昭通籍或與昭通淵源較深的地下黨邊縱幹部中地師級以上領軍人物已被調離，但反右這張大網對他們既不遺漏也不寬容：
領導滇東北游擊武裝在四十年代中建立卓著功績的邊縱六支隊政委、建政後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書記李德仁，1951年調任北京鐵道學院書記，1957年名列昭通籍右派榜首。第一任昭通專員李劍秋是1935年入黨的資深革命領導，曾任雲南省工委委員，1952年調任省稅局副局長就已靠邊，1958年劃入右派榜。首任地委組織部長李長猛1958年在昆明劃右，而名聞全省見諸若干史籍的地下黨重要領導人費炳、浦漢英、孫志能，一齊打成右派。
邊縱在滇東北活動的中心會澤縣是1949年4月插上紅旗的全省首座縣城，縣委書記薛振華、縣長陸子英是40年代大學在校時入黨的地下黨員，後以中學教師的掩護身份啟動了民主運動和黨團組織建設，在滇東北被譽為最優秀的中層幹部，這兩個人50年代初期從會澤調臨滄降級降職靠邊，1955年37歲的薛振華被逼自殺於一口深井，陸子英屢遭殘害後1979年剛獲平反就死於傷痛發作，只活到49歲。薛、陸二人論資歷能力和真才實學，謝富治本人及其團伙中沒有一人能與之相比。
未調走而在滇東北留任一些職務的邊縱幹部，已經是級別檔次和影響力較低者，但是對於這些人，謝富治宗派哪裡肯放過？《雲南日報》1958年7月14日所載的謝富治愛將昭通地委書記王子賢文章宣布的所謂「昭通、魯甸、鹽津、威信四個反黨集團」，其具體所指是：
昭通縣委書記陳季伯，縣長張保全，專署文教科長蔣永彬，汽車總站站長郭中正，勞改大隊長陳禮昌，地建司工程師泰國權，以上被誣為反黨集團。地委宣傳部副部長錢在興，專署秘書張家柱，財政局長李洪邦，服務局長胡原，人行行長戴德華，專計委秘書夏延算，昭通師範書記鄭權，地建司書記王蔚然，合辦處副主任陳興中，公安處科長高泉、陳宗堯，檢察分院秘書周和彬等。地縣兩級受害者300多人。
魯甸縣：縣委副書記李春仁，組織部長袁成明，縣團委書記周甫，縣聯社主任楊明媛，縣委委員、桃源區委書記李秉坤，區委書記郭敖、陸榮茂、卯時能等，被誣為魯甸反黨集團。全縣受害者120多人。
鹽津縣：縣委副書記瞿增偉，組織部長何浩正，工業局長趙正榮，財貿部長羅文富，糧食局長徐天榮，以上被誣為鹽津反黨集團。此外還有縣法院周仁平，百貨公司經理楊春瓊，縣團委副書記晏華、秘書彭海鈞以及黃明、劉成端等。全縣受害者140多人。
威信縣：縣長吳之伯，組織部長楊曙，宣傳部長王文，財貿部長崔汝益，被誣為威信反黨集團。全縣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縣：前縣長郭雲谷，副縣長龍樹林，農工部長周天祺及妻子劉明卿（商業局負責人），宣傳部長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縣婦聯主任），財政科長吳探奎，農水科長鄭家奎，統計科長謝家貴，工業局長李應書，縣府秘書吳培健，團委書記田映璧，法院副院長楊樹藩，郵電副局長王壽昌，財辦秘書羅雲登，區委書記蘇雲山，縣一中教導主任廖開元等等。全縣受害者150多人。
大關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傅開仁，警局副局長羅韜，縣府人事科長陳國富，其妻縣團委書記平蘭芬，人行副行長李正隆，人行秘書代安平，文教科長楊文華，計委副主任楊崇舜，財委副主任潘志安，糧局副局長李德祥，計統科袁升毅，監委秘書謝顯倫等，全縣受害100多人。
永善縣：縣長張德欽，副縣長韓禮福，檢察長吳啟耀，農工部長李興儒，文教科長安祖英，農水科長汪子平，民政科長吳樹才，糧食局長袁凡其，工商科長萬美祥，供銷社主任鄭雲武，婦聯主任竇敏，工商聯主任孫大彥，全縣受害者180多人。
綏江縣：縣委組織部長龍祥林，宣傳部副部長楊正舉，縣府科長段金富，法院陳曉嵐等。其中最悲慘的是凌發熙，勞教5年多被送回綏江原籍交「群眾管制」，在文革災難年代因為生活無著，難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銷售，被強加「投機倒把」罪名逮捕，因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處死槍斃。綏江全縣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鎮雄縣：縣長歐陽興科，縣府秘書周永福，縣委秘書張在彬，財政局副局長曹厚光，警局賀正富，縣支行郭存英等，全縣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縣：縣文教科長劉傳玉，統計科長唐睿，農水科長段泉，財政科長唐佩昌，聯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長陳孝周。最露骨的一個做法是，叫孫安邦來頂替剛劃右撤職的文教科長劉傳玉，不料孫不聽話，不肯對教師隊伍下毒手，孫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縣受害者250多人。
會澤縣：自縣委書記薛振華和縣長陸子英調離會澤並在臨滄遭受迫害後，會澤原籍幹部深受震動，公開表示義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調。到了反右，受害的有：縣長段建中，監察局長王才學，建設局長陸永邦，衛生科長劉艾芳及其丈夫王靜國成為夫妻右派，與巧家情況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種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學教師和企業人員中產生，全縣受害者200人以上。
雲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被誣指為反黨集團，謝富治本人又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直接傳授「要像挖山藥蛋一樣在地下黨邊縱中挖右派」，地方各級就把劃右的對象都列為「鄭王集團安在基層的釘子」來打，以便討好和邀功。滇東北遂以1914名殘害對象而超額完成任務。
以上是從橫向角度展開，鋪陳梗概。以下列舉最典型的個案。
五、朱提江之魂
「鹽津反黨集團」5名成員中的趙正榮，27歲時就成為反右運動的祭品，全家由此陷入厄運。
鹽津反右所講的打出多少右派，是用暴力來落實一個「打」字。地委書記王子賢的愛將賈鴻斌時任鹽津縣委書記，以「你不打，他就不倒」這個絕對真理為行動依據，要求全縣對於右派必須先毒打再批鬥。縣委副書記瞿增偉在第一次批鬥會上就先被踢倒在地把鼻子砸得鮮血淋淋再批鬥，瞿的妻子痛哭著跑昭通請地委下來看，被賈鴻斌派人從半路強行攔回。在血腥中反右，這就是賈鴻斌所需要的氣氛。至於定誰為右派，純屬他個人特權。趙正榮這位會澤青年在五年內任過四個職務：縣政府秘書、土改後的灘頭區委書記、縣人民銀行行長、縣工業局長。都是新建單位的開闢工作，都被他做得很出色，這是全縣公認。
但是賈鴻斌書記指示要批鬥趙正榮一段「右派言論」，趙正榮這段原話說：「我們黨自身應該做到一元化，不搞親親疏疏，不拉山頭宗派，不分軍隊黨，地方黨，地上黨，地下黨，南方黨，北方黨，而要真心團結，我們只有一個完整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如此光明磊落擲地有聲的語言只可能出自磊落襟懷，隨你怎麼曲解，這段話在一萬年後也無懈可擊。但正因為這段陽光語言刺到人家宗派的陰暗處，心中有鬼的賈鴻斌硬要說這是含沙射影的惡毒攻擊，說這是鹽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據此給趙正榮強加極右分子和反黨集團成員兩頂帽子，毆打之後再批鬥。
趙正榮是1948年春季作為18歲的會澤師範在校生參加革命加入民青，19歲入黨的純潔青年，建國前在白色恐怖的複雜環境中就不畏艱險前往火紅鄉開闢局面建立基層革命政權並主持工作，建國之初就從土改實踐中脫穎而出擔任了鹽津縣面積最大，距縣城最遠的灘頭區的區委書記，他難道連堅持這點真理的骨氣都沒有？他義正辭嚴駁倒誣衊，說明自己並未講錯，請求把原話提交全社會去鑑別，或者請中央鑑定。但是趙正榮的書生氣遇到的是土匪氣，越正確越倒霉，在野蠻權力的暗箱裡別說你趙正榮，換成開國元勛彭德懷難道不是同樣結局？
而在這種顛倒善惡的批鬥之外，賈鴻斌書記還隱含著說不出口的一股強烈報復欲望。中國許多事情都是這樣，在公開的、說得出口的原因之外，往往還有著更深層更重要但是說不出口的內在原因。1951年底，昭通地委宣布賈鴻斌以縣長職務、趙正榮以縣府秘書職務一起下鹽津縣，趙正榮還被指定為縣府和警局兩個機關的支部書記，並且要教文盲縣長賈鴻斌學文化。當了縣長半年後的1952年，賈鴻斌就叫人把繳獲土匪江灜洲財產中的一批優質狐皮拿來做成兩件皮袍，而且把優質面料和做工叫縣政府財務報帳。一件由賈縣長享用，另一件要給縣委書記呂茂林，呂書記當時不在鹽津，也不知道此事。趙正榮深感震驚，認為這是原則性錯誤，會使鹽津群眾認為新政權與惡勢力沒有區別，會毀掉人民政府形象。趙正榮當面向賈鴻斌講清利害，嚴肅制止了此一做法，將皮袍歸還國有。賈鴻斌在激烈爭執後達不到私慾，懷恨在心以圖來日報復，6年後終於遇上反右這個整人機會。這件事成了必欲置趙於絕境的內在原因。讀者也可以由此看出謝富治這些爪牙究竟有幾斤幾兩。
趙正榮被劃右之後，慘禍接踵而至。趙正榮22歲的新婚妻子蔣武聰剛生育14天正在普洱渡鄉下的娘家坐月子，突然接到所在單位百貨公司的電話通知要她立即趕到縣城參加大躍進出夜工。電話上說「知道你是在產假之中，但這是縣委的指示，點名叫你立即趕來，這是政治任務，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如果反對三面紅旗，就跟趙正榮一起處理。」在如此威壓之下，蔣武聰只好忍痛背著剛生下14天的嬰兒，兩手還各提一隻暖水瓶上路。50年前的鹽津全縣沒有一寸公路，無人見過汽車，從普洱渡到縣城要沿著朱提江岸走90華里的險峻山路，她在疲累之中幾次跌倒在陡坡上，差一點滑落江中，用盡全身力氣掙扎前行，終於在傍晚趕到縣城。
此時她忽然感到一陣陣逐漸加劇的疼痛，鮮血順著腿部流到腳背，原來是長途跋涉的掙扎和負重，生育不久的會陰尚未癒合而又被掙破，流血不止，背上的女嬰在飢餓中不斷啼哭。蔣武聰艱難走到縣醫院掛急診，而大躍進背景下的醫院則在一片慌亂之中極不負責任地給蔣武聰注射全身深度麻醉，未到次日天明她就慘死在毫無救助的冷漠之中。被監控行動的丈夫趙正榮幫助不了妻子，14天的小小嬰兒撕心裂肺地啼哭著，幸得一位好心的農村產婦義務餵奶，才保住這條小生命存活於慘澹的人生。此事在鹽津縣的城鄉傳開，縣醫院聲名掃地，有一個多月沒有人敢來求診，這已成為一個恥辱記錄。
被毆打批鬥的趙正榮因亡妻之痛陷於昏厥，還得忍受不絕於耳的口號聲侮辱聲。他抱著嬰兒找奶媽，但誰也不敢公開承擔這點哺乳責任，只是本單位內外有些女同志經常在夜晚擠了奶水裝進瓶子送來，或者買來奶粉饋贈，一切同情心都得冒風險。對於蔣武聰的慘死，不要說作為丈夫，就是一切知情者也必然發出兩點質問，一是硬逼著產後14天的婦女在傷情未愈時掙扎90里山路來出夜工，這個殘忍決定是誰作出、誰執行、誰通知的？該負什麼責任？二是導致她死亡的全身深度麻醉這個重大責任事故該怎麼追究和處理？怎麼善後？這兩個基本問題是本案的關鍵點，是鹽津官方躲避不開的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但在中國這是受害公民無權提出的問題，。製造慘案的惡棍有權幸災樂禍，有權迅速把趙正榮武裝押送200里外的大坪集中營，有權用21年的殘害來捂住所有義憤質問之聲。就在要押走的前夜，趙正榮到亡妻墳前訣別，就有看押者的好幾道電筒光從遠處射來監視。趙回宿舍，剛進院門就遭受6名惡棍的毒打，許多住戶聞聲驚起憤慨質問，打人者才狼狽逃離。
蔣武聰23歲的花樣年華就如朱提江峽谷盛產的蘭花悽慘凋謝在江邊。惡勢力掐死這株幽蘭，撕碎這個家庭，用野蠻暴力來羞辱這塊土地上深厚悠遠的文明，宣告了歷史的大倒退。這條江曾經有過輝煌歷史。它在現代地圖上被標名橫江，俗稱關河，但兩千多年開發史的豐富內涵始終印證著它古色古香的朱提江原名。秦、漢時代的昭通就叫朱提郡，這裡盛產的朱提銀以其最優的質地而成為兩漢四百年富裕昌盛的象徵。朱提江300公里半徑的扇形徑流區聚集了朱提郡昭、魯、鎮、永、彝、大、鹽7個縣的溪流，到宜賓安邊鎮注入長江。為了拓展遠程商貿，秦開五尺道與朱提江的航路並行，這就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瀕臨江水的豆沙關懸崖之上至今留存著僰人懸棺葬，以及唐德宗頒詔封賞南詔國主時，持節使臣袁滋親題的摩崖石刻，這是國家級文物，是千餘年前人文蔚起的明證，證明著唐朝廷是一個明大義而重人情的執政實體，那時候生產力再落後，也絕不至於強令一名產婦出夜工做苦役。
蔣武聰背著嬰兒行程60里的這段江岸正值朱提江碧浪湍飛的主水道，漢代重要歷史文物孟孝琚碑上用「涼風慘淋，寒水北流」八個字來抒寫朱提文士孟孝琚不幸早死之後，他親人眼裡的這段江景。現在若是拂去文物上的歲月苔痕，那麼「涼風慘淋，寒水北流」。就恰好貼切表達出滇東北受害右派的共同命運。兩千年滄桑，竟恍若昨日一般默契。充滿人文精神的朱提江蕭瑟江風裡，永遠迴蕩著我們被摧折的小妹妹蔣武聰的義憤和泣訴之聲，她水晶般純淨的一生回歸江水，她是朱提江的悽美神韻和永存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