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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田:江澤民時代的經濟罪惡必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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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股市、債市、房市、匯市,每一個都浸透在權貴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血泊之中,都充滿了平民百姓無處可申的冤屈。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死了,他本人的屍身被曝光於光天化日之下,骨灰被丟入大海,他的劣跡也正在被蓋棺論定。但江澤民時代許多中國的經濟、政治、道德、社會和國家的許許多多方面的問題,都還沒有被清算和追究。尤其是,江澤民時代的中共政權,堪稱中國歷史上貪腐最嚴重、對人民的盤剝最苛刻的時代,其對中國的國民經濟的傷害,被西方資本流入帶來的「繁榮」所掩蓋,所以不太為人知。但江澤民時代的經濟究竟該如何梳理,江澤民導致的經濟亂帳該如何清算,江澤民時代經濟上的罪惡該怎麼樣追究,是當前和未來中國社會必須認真對待的要事。

江澤民作為中共黨魁的時代,從1989年6月24日,他從六四天安門屠殺的血跡中走向中南海,到2002年11月15日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2003年3月卸任中共國家主席,到2005年3月卸任實權掌控的中共軍委主席一職,前後跨度凡16年。期間,他經歷了兩任國務院總理:李鵬(1993-1998)和朱鎔基(1998-2003),連任三屆共產黨總書記,及留任四個任期的軍委主席。

1947年江澤民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後,在上海海寧洋行(後改稱上海益民食品一廠)工作,在國民政府時代他隱瞞了共產黨員的身份在公司就職。1952年,江澤民由汪道涵任命為中國肥皂公司的副廠長,參加了將其國有化改造的過程,這是他首次參與剝奪私人財產、將之轉變為共產黨政府控制的財產的行動,堪稱江澤民經濟罪惡第一樁。

1980年代,江澤民多次率中共政府的進出口管理、外國投資委員會的代表團赴東南亞、香港、墨西哥、愛爾蘭等國家和地區考察,學習和了解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和邊境經濟區的運作;他還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考察了12個國家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1985年江澤民任中共上海市市長的時候,打破常規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上海城市發展將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與擴大出口和加強科技為三大支柱。他的這一政策直接影響了約20年後江澤民-朱鎔基時代的中國整體的經濟策略。

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被鎮壓之後,江澤民踏著學生和市民的鮮血,被中共元老們放在中共總書記的位置上。江澤民此時面臨的,是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的經濟制裁、外國投資撤離、經濟改革停滯,和混合所有制經濟被打亂,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隨後的1991年間,前蘇聯發生八一九政變,蘇聯共產黨政權解體,江澤民把蘇聯的失敗歸結於蘇聯將重心過於放置在政治改革而不是放在國民經濟上。也因此,當時的中共中央相信,必須用經濟繁榮來保住中共的統治地位。隨後中共一系列的經濟政策,發展經濟的策略,雖然具有繁榮國民經濟的外表,其本質仍然是維護中共的統治地位。

但是,中共轉變為用「發展經濟」來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江澤民並不是始作俑者,他甚至並不非常樂意轉為把經濟發展作為中心,而是專注於從政治和權術上加強共產黨的統治。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促使各級政府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快經濟改革與發展之中。當年的鄧小平甚至不得不召開高級軍事將領的會議,繞開當時的軍委主席江澤民,並警告江澤民「誰不改革,誰就下台。」隨後,江澤民和李鵬不得不公開支持一個沒有任何黨職和公職的平民——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

1992年,因為實施了改革開放,中共不得不使用他們四十年前打翻在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挽救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摧毀殆盡的中國經濟。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遠遠超過預期的6%的速度,達到了12.8%,並且在其後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率。正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模式,才挽救了中國經濟不覆亡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所以,與其說是江澤民時代「開啟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時代」,應該說是鄧小平出於對共產黨政權亡黨亡國的恐懼、對饑民和無業游民可能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擔憂,才以強力威脅的方式、促成了江澤民繼續鄧改革開放的經濟路線。1992年10月,江澤民在中共第十四大的報告中,提出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共黨內的指導地位、促成中國經濟下一步的發展,應該是鄧小平的「功勞」,是江澤民得到了順手牽羊、將功勞據為己有的機會。

1997年,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強調要將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並重視資本和現代金融的市場手段。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的改革,名義上是為了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挽救被共產黨統治集團經營無方而瀕臨破產的國家資產,但在江澤民的共產黨犯罪集團的手中,國企改制成了共產黨權貴肆意假公濟私、侵吞國家財富的盛宴。上千億、萬億的國有資產,讓中國普通百姓望洋興嘆,與平民百姓徹底無緣,中共權貴、各大紅色家族、共產黨高幹,隨意穿梭於共產黨的委員會和股份公司的董事會之間,隨意變換黨委書記和董事長、總經理的頭銜。中國國有公司的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以原始股、普通股、優先股、A股、B股、隱身股、代持股等等五花八門的方式成為中共八大家族和特權階層官員及其裙帶關係人的囊中之物。

中共大員及其裙帶關係者,還通過權錢交易、幕後交易、內線交易,任意操控股市、債市、匯市和房市,攫取和明搶中國人民的財富。江澤民的所謂「重視資本和現代金融的市場手段」,是利用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工具,在沒有監督、沒有透明度、沒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讓他們持有和偷竊的國有財產又在金融市場上成百倍的翻番。可憐的中國百姓不知自己的財富被以「國家」的名義掠走,又被以「改革」的名義被共產黨高官貪污,又被以「市場」的名義被再次的掏盡荷包。中國的股市、債市、房市、匯市,每一個都浸透在權貴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血泊之中,都充滿了平民百姓無處可申的冤屈。

江澤民時代的中國經濟,在共產黨的大肆掠奪的背景下,江利用腐敗治國,用「悶聲發大財」來腐蝕人們的道德,用貪腐來驅動和左右共產黨官吏,用中國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來為高層豪華奢侈的生活作為墊腳。江澤民提拔的官員,外界稱之為「江澤民派系」,產生了眾多巨貪官員,從周永康郭伯雄、到徐才厚,都因貪腐問題落馬,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中國的基尼指數,亦即衡量貧富差距、貧富懸殊的度量,在江澤民時代因為財富不均的加劇,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以致於中共政府後來根本就不再報導這個數據,成為國際笑料和醜聞。

江澤民-朱鎔基時代的分稅制改革,被稱為是江朱時代的政府革新,解決了中央政府財政短缺的困境。但分稅制改革的後遺症,卻常常被人們忽略,其後續的惡劣影響,其實一直禍害全中國人民直到今天。

中共政府分稅制改革,是在1992年著手設計、1993年準備並頒布、1994年實施的。這是對中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製度及稅收結構,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調整。自1980年代末以來,中共的中央財政面臨嚴重的入不敷出的情況,分稅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使得中共有足夠的財力來鞏固政權。但分稅制改革之後,緩解了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的問題,卻催生了嚴重的土地財政,進而推高了土地、住房的價格。所以,這個所謂的「分稅制改革」,實際上是解開「中國土地財政增長之謎」的關鍵。2018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併,分稅制改革成為歷史。

中共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逐步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下放管理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諸多財政管理權力。地方政府擁有了獨立的預算制定權,並享有部分的財政自主性。地方財政每年僅向中央交納定額的財政稅收,許多地方採用減免企業稅收的方式,截留資金、藏富於地方企業,但這造成了中央的財政陷入嚴重的危機,甚至出現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情況。1994年分稅制改革推行後,中央財政收入實現了200%的空前增長。中央集權並聚斂財富,反而造成了地方政府捉襟見肘,隨後的土地經濟,政府賣地,造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畸形的發展,造成如今房地產市場巨大的泡沫。江澤民時代這個政策導致的土地經濟和土地財政,把從中國人民手中掠奪走的土地資源,又無恥地「賣給」中國人民,造成了今天國人背負的巨大的房貸包袱。

江澤民最大的罪惡,就是在1999年啟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同一年,美中領導人加速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使中國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使中國經濟得以高速發展。但成為世界工廠後的中國,在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的同時,產生了巨大的環境污染。這些污染導致中國的土壤、水域、空氣的惡化,毒霧霾叢生,其最終清理的成本,還中國人民一個乾淨的世界,還需要很多的金錢和很長的時間。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美國達成中國入世的雙邊貿易協定,該項協定被認為是江澤民「大國戰略」的成功。但江澤民和朱鎔基在決定推動加入世貿組織之初,就認定並實施了一個欺騙世界的陰謀。江澤民政府答應了美國一系列的條件,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諾,騙取美國和西方的信任,混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年後,美國和世界都發現並認識到,世界被中共欺騙了!中共做出的十幾項承諾,完全都沒有兌現。美中貿易戰由此開啟,而貿易戰的後果、美中經濟脫鉤、產業鏈轉移,這些後患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後果,到今天還沒有償還完畢,還在進行之中。

如果中國經濟因此倒退20年,回到2000年前後的狀況,中國人民需要認識到,這裡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江澤民欺騙世界的惡果。中國社會雖然從加入世貿組織中獲得大量的利益,中國人民和社會卻從此背負上了「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中華人民欺騙共和國)的罵名,永遠地損害了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的聲譽。中共加入世貿組織,沒有對世界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有所助益,反而破壞了世貿組織的許多規矩,中共成為世貿組織的搗亂者、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者。

江澤民朱鎔基對國企進行改革,主要手段是減員、股份化、拍賣和破產關閉。在這個過程中,幾千萬國企員工頓時失業,並失去了他們本該有的基本社會保障。江澤民對此負有不可逃脫的重大責任。這些下崗工人的困難,如東北老工業區的工人們的痛苦,都與江澤民的政策有關。在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的叫囂和鼓譟之中,在權貴的歡宴之中,中國經濟沒有真正走向自由的市場經濟,反而被帶入了裙帶資本主義經濟的泥潭。

按照中國一個著名企業家的說法,中國財富的增長,不是從1978年開始的,也不是從鄧小平南巡開始的,而是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始的。經過15年漫長的談判,中國終於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第143名成員。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享有世貿組織所有成員在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方面的優惠。中國社會在其後十幾年創造的財富,是前五十年的7.8倍。但如果到2021年來看,二十多年來,中國財富的增長至少是15倍!但是,增加的財富去哪裡了?中國普通受薪階級的人們,他們的收入,從2000年到今天,收入增長有1500%嗎?如果沒有,那些創造出來的財富的絕大部分,究竟去哪裡了呢?

中共自十八大以來,處分的黨員數字是408萬人,其中官員為140萬人,省部級高官就有500人。其公開報導中的貪腐數量之大,古今中外罕見。中國人都知道被抓的人多多少少都與一個人有關——江澤民,他被稱為腐敗總教練。江澤民治下,出現了無官不貪,到了不貪就干不下去的地步。江澤民在僅僅十六年間,上下其手,讓中國社會貪腐遍地,道德淪喪,陰陽顛倒,是非顛倒,文明蕩然無存。

江澤民政府在迫害法輪功、迫害中國人民的同時,不斷加強對網際網路的監控和嚴苛的管理,投入巨額資金建立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牆——防火長城,屏蔽掉國際上大批的網站,切斷了中國人民跟世界的聯繫。中共防火牆帶來的傷害,對中國的經濟、學術、科研、文化、國際交流,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江澤民最大的罪惡,如上所述,是在1999年啟動了對中國傳統的佛法修煉的正法門——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為了實施這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對一億中國民眾、對正法修煉人的迫害,江澤民不得不啟動天量的經費,用金錢來驅動各級官員來昧著良心,來毆打、殺傷、殺死手無寸鐵的平民。中共的維穩的費用,在江澤民時代超過中國的軍費,成為世界歷史上的奇觀。中共國沒有道德、沒有合法性的基礎,其治下普通民眾對統治集團的「威脅」,居然大於中國的外部敵人的威脅!

中共政權自江澤民時代倒行逆施,維穩和鎮壓的費用逐年升高,以致於超過軍費,這一趨勢隨著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反抗,要求「共產黨下台」、「打倒共產黨」的呼聲的漸起,讓中國的國家財政負擔日益沉重。從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到如今的習近平時代,中國各級政府因維穩而導致的財政狀況的惡化,每況愈下,愈演愈烈。

筆者非常尊重、曾經多次受教的一位前輩學者、台大經濟系的張清溪教授,2003年在海外法輪功學員以「群體滅絕罪」的罪名控告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時候,曾經表示說,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在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江動用了四分之一的中國的國家財政資源。江澤民政府對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實行的「三光政策」,亦即「名譽上鬥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就包括了江澤民經濟上的犯罪——用經濟手段來摧殘無辜的百姓。江澤民剝奪了上億中國法輪功學員的經濟權利、個人財富和就業機會,其所涉及的金額的總額,在上百萬億人民幣以上。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使得這場迫害登峰造極,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成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更令人髮指的是,迫害和活摘器官,成了中共政權賺錢的工具。世界還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活活殺死、被活摘器官、被摘取器官後為中共的醫院、武警、鎮壓機器在賺錢。從中國器官移植每年上萬、幾十萬的數量來看,可能有上百萬的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致死。活摘器官的罪惡還延伸到法輪功群體之外,比如,最近據報導鄭州的醫院賺錢賺瘋了,要建大型器官移植大樓。各種器官明碼標價,「某醫院一天營業額6000萬」,「醫院裡面搞的像KTV包間一樣」,「肝臟26萬、腎臟23萬、小腸多少多少」。中共的器官移植產業,在金錢驅動下,中國大地四處失蹤年輕人,活摘器官蔓延盛行。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人間地獄。

中共活摘器官產業鏈的盈利是多少?上百萬修煉人的生命價值是多少?這些天文數字體現的江澤民的經濟罪惡,將會震驚全世界。江澤民時代經濟上的罪惡,從1952年到2022年,凡七十年間的罪惡行徑種種,必須被未來的中國政府和世界人民,進行徹底的發掘和追究。

(作者為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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