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千年以來，對中共治理下的延安歷史的研究，漸成顯學。高水平的研究論著和有價值的回憶錄不斷問世，引起了學界關注的升溫。第一手史料的開掘，將進一步推動研究的深入。我認為，在這方面，《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牛津出版社2013年）公開出版，具有獨特的意義。理由有三：一是這部日記是當時的同步記錄，而非後來追憶，真實程度更高，且系逐日記載，從1940年8月15日截取，至1945年11月10日為止，分上下兩卷，長達百萬言，篇幅空前；二是作者寫作的動機不為示眾，只為給自己積累心得，留一份人生閱歷的精神備忘錄，所以記錄見聞直言不諱，表達思想感情淋漓盡致，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到人際關係、感情糾葛，細節豐富，氣象萬千，斑駁多彩，有助於更詳盡、更具體、更感性地進入延安文化；三是作者身份特殊，既與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有很多直接交往，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渦，又尚未加入中共，保持著獨立作家的客卿身份，臧否人事，無拘無束。
中國共產黨從1937年接管延安以後，逐步形成了黨、政、軍、民、學各界由黨一元化領導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作家、藝術家申請加入中共，成為潮流。大批青年投奔延安，積極要求入黨；還有人歷盡艱辛，從國統區去延安接受審查，要求恢復黨籍。但也有幾個知名文藝家，在延安無意入黨，如詩人塞克、音樂家賀綠汀、畫家張仃等，蕭軍也是一個。蕭軍在日記中，詳實地記載了是否入黨的思想糾結和感情波動。本文僅就這一問題，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作家不是屬員
蕭軍是東北遼寧人，原名劉鴻霖，生於1907年。1935年發表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得到魯迅的激賞與推薦，由此名動文壇。魯迅逝世後，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蕭軍想到五台山打游擊，因交通封鎖，滯留延安半個月，其間毛澤東曾親自到招待所拜訪。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告訴蕭軍，他在重慶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經董必武等人的安排，蕭軍攜妻帶女，再次來到延安，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延安生活。
抗日是當時中華民族第一要務，而蕭軍又是最早出版抗日文學作品的左翼作家。一入延安，蕭軍就被安排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簡稱「文協」）。他曾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抗」）成都分會理事，到延安便擔任「文抗」延安分會理事。當時是供給制待遇，雖生活水平不高，卻衣食無憂。蕭軍給胡風寫信說：「在這裡住有幾種好處：第一不愁吃穿住；第二不必跑警報；第三不會有意外的『橫災』，夜間可以不插門安安穩穩睡覺。不過，我還是覺得沒有在這裡生根，總想要跑跑，……有些人，一到這裡就生根了，而且預備發芽下去，比方周文就能這樣。」（上Ｐ89）
蕭軍到延安後受到各界重視，許多集會都請他到場發言。當時蕭軍從思想上願意逐步接受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在組織上卻無意入黨。他對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的紀律約束，對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他在人格上仍然師從魯迅，保持著明確的作家獨立意識。他提醒自己在延安從事文藝運動「勿甘心喪掉自己的人格和獨立的精神，變為淺薄的軟骨病者或裝甲的烏龜」（上P12）他在日記中說：「我是不高興做別人的陪襯而存在這裡的。將來文壇的趨勢，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氣的作家，他們一定不屬於國民黨也不屬於共產黨，這兩個黨裡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我感覺黨的方面，形式主義、機械主義、官僚主義，人情主義的氣氛很濃厚。」「這裡要求攢黨的人很多，他們睡不著覺，他們哭！真是可憐得很。」（上P1）
蕭軍把自己定位為：為人類獻身的人。他閱讀西方文學作品，以是否有大的關懷、是否思想深刻為尺度。他認定：真正的藝術家在精神上是孤獨的。有一次他對朋友舒群說：「你恐怕要像柴霍夫一樣，是人類的朋友，因為你很能平易近人……我恐怕是托爾斯泰之類的人，我是越來越要孤獨，也越要向人類傳教了……人對於這樣的人是遠看的。」（上Ｐ123）
「我是個作家，我不獨推進社會，而且要監督社會，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領導人，但也不想被誰領導……這裡『權位』的氣氛太深厚了……（上Ｐ129）。蕭紅是常常鼓勵我的，她是有正義和文藝氣氛的人。」（上P130）
曾經留法的作家李又然對蕭軍說：「毛主席對我是比普通黨員不同啊！——他問著我——我和他是建築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啊」蕭軍說：「我只能答應著，我心中暗暗悲嘆著，一個權位者隨便一點溫情，對於受者是如何底珍貴啊！人類這種感恩的情操是可貴的，也是可憐的。」（上P424）
毛澤東表揚了蕭軍的文章《論終身大事》，蕭軍最初很興奮，隨後就告誡自己：「這恐怕是一種奴才性的感恩心理。」（上P432）
蕭軍常向親人、朋友流露：「一個人無論何時不能放棄了人類的自尊，『墮落』只是毀害自己。」（上P18）「我們這樣的人是不適於常住在這裡下去的……只是現在的環境沒有辦法……」（上P53）「歐陽山去宣傳部工作，這使我感情上又遭了一下衝擊。我一定要堅持走自己的路，一個獨立不屬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