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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加流氓,勢必喪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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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所謂良知或良心,實際就是一個人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個人的良心」,是一個人判斷事物的正確與錯誤的底線。而「社會的良心」,就是指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人們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中國著名學者鍾敬文在去世前曾說:「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鍾敬文把「是」替換成了「應該是」,陳述語態變成了虛擬語氣。仔細研究歷史,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不是中國社會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沒有社會良心。他們沒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就如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缺乏道義和責任的私德一樣。他們會為了一己私利,昧著良心,充當極權走狗。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社會對他們的盲目崇信,這些無良心無良知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發展造成的極大的危害。

中國大陸的頂級紅色學者郭沫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剛開始,舉行過一次國際國內作家的聚會「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郭沫若致閉幕詞,題了一首詩歌《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在向毛澤東表忠心之後,郭沫若還意猶未盡,接著向在場的江青肉麻地朗誦他的詩歌:《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詩歌是這樣的:「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應該說,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華而且有風骨的,學術上不無建樹,而且還居然對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公開叫板。但1949年後,郭沫若卻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但這個燒書、砸文物的歷史任務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讚揚的「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江青領導下的文革小組所支持、操縱的紅衛兵完成的,經過最高統帥和副統帥親自檢閱的百萬紅衛兵「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在首都又在全國打砸搶燒殺的偉大得無以復加的大革命中,充當了歷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馬屁甚至到了這個程度:迫不及待地說自己「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郭沫若一邊無恥地拍馬屁,一邊對自己的親人不管不顧。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郭沫若號稱才子加流氓,為了私利反覆無常。有人諷刺他說是「軟軟腰肢,彎彎膝蓋,朝秦暮楚,門庭常改」;還說他「大風起兮雲飛揚,風派細腰是彈簧」。「文革」中郭沫若甘當走狗,把學術當作了政治宣傳。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讀他的書。人們提及郭沫若的時候,總是把他當作是無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說「才子加流氓,勢必喪天良」,這話說得很對。

「文革」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樣。早在「大躍進」時代的1958年,錢學森就在報紙上鼓吹「畝產萬斤」的科學性。當年農業大放衛星,危機四伏、餓殍遍野,餓死數千萬人。可是錢委員還故作嚴肅地說:「土地所能給人們糧食的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他說,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後,他為了迎合毛澤東的狂熱,又「精密計算」得出畝產潛力是5.85萬斤。據說他的文章還真的糊弄住了毛澤東,毛澤東還天天擔心起「糧食多了可怎麼辦呀?」

在勞動人民被極權壓迫,遭受人為的慘重饑荒的年代,錢學森公然大肆鼓吹「畝產萬斤」這套理論,明顯就是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在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這種喪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錢學森一個人。

無論是文藝工作者,還是科學工作者,極權專制的寵信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立場正確。於是,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就成了極權政治的附庸,使得他們必然地喪失了社會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錢學森,再舉一個經濟學家薛暮橋的例子。薛暮橋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並且在中央財經小組工作。對於「大躍進」的瘋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員上報的數據是假的,但他仍舊指示下屬說:「現在大躍進的浪潮誰也頂不住,就按省委意見上報。」知識分子本來是與愚昧作鬥爭,與專製作鬥爭,傳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當時中國最有知識的那些人,根本沒有利用自己的知識,去喚醒勞苦大眾。他們不僅不能承擔起「社會良心」這副重任,相反卻利用自己的知識、自己的地位使專制極權變本加厲。

陳寅恪曾經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對比於上述這樣例子,就更加佩服陳寅恪。依附於野蠻的極權專制,甘心作極權者的走狗,這些人不配叫做知識分子。陳寅恪還曾經說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在專制壓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可以選擇沉默,選擇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樣,也不應該跳著出來,心甘情願地為之充當馬前卒。

陳寅恪在當年的中國,也面臨著如郭沫若,錢學森和薛暮橋一樣的選擇,可是他卻在《對科學院的答覆》,寫道:「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陳寅恪能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中,依舊坦然地說出「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話,讓人欽佩不已。

極權專制下的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知識分子的良知,涉及在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統治者的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

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良知和誠信。知識分子,多是些政治投機分子和道德虛無主義者。他們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個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個人的良知,也就不會再有什麼「社會的良心」存在了。

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為什麼到了195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過去皇朝時代,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以前,知識分子們反對國民黨,也是因為他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1949年以後,「導師」和「領袖」合二為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

其實,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再啟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可惜,「再啟蒙」時期太短,199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著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對此,人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

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為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為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

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比起1980年代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願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為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

中國知識分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然後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

當前,中國仍需要再啟蒙。有人認為「啟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不然,「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相互啟蒙。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個人都要扎紮實實地去做,現在空間還是有的,有多少空間利用多少空間,盡人事聽天命。

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裡那裡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

問題是怎麼樣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啟蒙。

現在,是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當皇帝光著屁股走到街頭,眾人嘖嘖讚嘆新衣之美,就必須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聲說出來:其實他什麼都沒穿。當廟堂之上開始公開地指鹿為馬,五毛們忙著從科學的角度、歷史的角度、發展的角度來論證「其實鹿就是馬」,就必須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識時務的人站出來,走到說謊者面前,以常識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馬。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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