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回憶西南聯大往事：「我多次看到梅先生和我們一起跑警報，梅先生當時50多歲，他從來不跑，神態非常平靜和安詳，不失儀容，總是安步當車，手持拐杖，神態穩重，毫不慌張，而且幫學生疏散，囑咐大家不要擁擠。我覺得他那安詳的神態，等於給同學們一付鎮定劑：你看老校長都不慌不忙。我們還慌什麼？」
《梅貽琦傳稿》中記錄梅貽琦曾經對友人說：「我若留在大陸，只能有兩個結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的，所以只能離開。」
有一天，北大校長蔣夢麟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在李大釗陪同下，陳獨秀坐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
1933年陳獨秀第五次入獄，被判刑八年。南京老虎橋監獄不許他讀書看報，不許探監。陳獨秀暴跳如雷，大聲抗議。典獄長說：「對你就要這樣收拾，你想搞亂青天白日的天下，這就是後果。」陳獨秀聞聽破口大罵：「我操你媽，不取消三不准，老子操你們這幫狗娘養的！」監獄方最後終於讓步，陳獨秀就把牢房當成了圖書室和會客室。他跟劉海粟談藝術，跟好哥們談女人。比他小29歲的妻子潘蘭珍來探監時，竟留宿不走在牢房裡過夫妻生活，典獄長為此請陳獨秀表弟濮清泉傳話讓陳獨秀「自愛」。
汪曾祺1958年被補劃為右派後，下放到沙嶺子農科所，所長心地善良，待人寬容。按規定，右派分子春節不讓回北京，所長怕汪曾祺和另外幾個右派每逢佳節倍思親，心情難受，就把他們叫到所長辦公室，關起門來打麻將。
「文革」初起，侯寶林被打成黑幫，造反派通知要批鬥他時，他穿著黑色長袍來到現場，被押上批鬥台。造反派喊：「打倒侯寶林！」他應聲而倒，趴在地上。造反派斥問他：誰叫你趴下的？侯寶林答：你們不是喊打倒我嗎？我是響應你們的口號，自己先倒。
文革前，侯寶林為毛澤東說相聲時，辦公廳的同志認真規定了侯寶林與毛主席之間的距離，不能太近，以免毛主席仰頭看他，造成頸椎疲勞；也不可太遠，影響觀看效果。每次演出結束，毛主席照例要與演員握手，辦公廳的同志交待侯寶林，一定要掌握時機，不要讓毛主席站起來，要看準時候，在毛主席欲起未起之際搶先一步，與毛主席握手道別。
少年梁啓超為維新運動四處奔走，路過武昌時，特意去拜訪洋務派首領、湖廣總督張之洞。梁啓超名片帖上的署款是：「愚弟梁啓超頓首拜。」張之洞看見落款後大為生氣，心想：你小小年紀，又是一介布衣，竟敢如此狂妄，與本官稱兄道弟，看我如何羞辱你，便出一上聯讓門子送到門外。梁啓超一看，寫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無禮稱愚弟。」梁啓超看罷，當即以下聯回應：「行千里路，讀萬卷書，俠士有志傲王侯。」張之洞一看，驚嘆不已，知來者不是凡人，立即整裝迎出大門。
汪曾祺的短篇小說《老虎吃錯人》寫成後，徵求家裡人意見，大家說「還不錯」。兩個孫女兒在旁邊大叫：「讓我們也看看！」汪曾祺有點受寵若驚，趕忙雙手將稿子捧了上去。孫女卉卉讀，因為還不大識字，磕磕巴巴；外孫女方方聽，忍不住吃吃地樂。老頭子畢恭畢敬地站在一旁，聽著孫女把他的文章讀得這樣認真，很是感動。好歹讀完了，他挺謙虛地問：「還行吧？」卉卉果斷地回答說：「不怎麼樣！」方方立刻響應：「就是！」兩個小女孩認真誠懇地替他分析文章為什麼「不怎麼樣」：1、中心思想不突出，老師說，一定要在第一段把中心思想表達出來，可是你沒有；2、段落也分得不好，該分段的地方又不分，不該分段的地方卻又分了；3、亂用標點符號，那麼喜歡用句號，肯定要扣分！所以，你這樣寫文章是不符合我們老師要求的。方方寬容地說，這篇作文充其量最多只能得一個「二類中」。他問什麼叫「二類中」？卉卉解釋說，70分左右吧！一位「著名作家」的文章被兩個低年級的小學生判定為「二類中」，汪曾祺非但不惱，反而挺得意，說：「行！好歹還及了格，這就不賴！」
1964年京劇《蘆盪火種》的劇本即將出版，改編者的署名排序是汪曾祺、楊毓珉、薛恩厚、蕭甲。汪曾祺排在第一，因為他是主要改編者。到了後來，京劇《蘆盪火種》改編為京劇《沙家浜》，署名就只剩下汪曾祺和楊毓珉，這是江青的意見，江青說，薛恩厚是黨委書記，什麼都掛名那還得了，副團長蕭甲見狀，也自然退出。
當年反右時，有個人批判啟功先生很積極。後來見到啟功先生，覺得很慚愧。啟功安慰他說：當年好比在演戲，讓你唱諸葛亮，讓我唱馬謖，戲唱完了就過去了。
翻譯家傅雷不是體制中人，沒有工資靠稿費生活。出版社感念他的艱難，想替他出版譯著，但礙於他的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遭到傅雷斷然拒絕。他說：譯著署名，本來無所謂，可是因為我成了右派，就要我改名出書，這種事我不干。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稈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稈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拿走了事。
1962年，楊振寧和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國內的事很少知道。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有水災和旱災，動輒就死去上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文革中，批鬥陳景潤的人宣布：讓哥德巴赫猜想見鬼去吧！1＋2有什麼了不起？1＋2不就等於3麼？吃著農民種的糧食，住著工人蓋的房子，有解放軍戰士保護著，還領著國家的工資，研究什麼1＋2等於3，什麼玩意兒？偽科學！陳聞聽，騰地跳上桌子，一步便邁向洞開的窗戶，縱身往下一跳。也是命不該絕，他從三樓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檐擋了他一下，跳樓的陳景潤安然無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點皮，有涔涔的血冒出來。一個造反派干將，見到跳樓後平安無事的陳景潤，說：「真不愧是個知名數學家，連跳樓都懂得選擇角度。」
1960年代有段時間，社會上到處都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上的人，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兩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裡把豌豆殼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他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2021-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