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顧維鈞
顧維鈞(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漢族,字少川。英文名「ViKyuinWellington Koo」。他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博士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之後歷任我國駐法、英、美公使、國務總理、外交總長等職。民國七年,顧博士代表我國出席巴黎和會,在開會期間,為山東權益慷慨陳詞,一鳴驚人,展露了他個人的語言天分與政治長才,也博得了和會主席及與會人士的一致嘆服。
顧博士是傑出法學家、外交家,但他對於鬼魂、幽靈、第六感等許多超自然現象仍抱有濃厚的興趣。雖然科學家們大多數認為鬼魂之說是迷信,但他認為不儘是迷信,總有一天靈魂現象將會被解釋明白。他從海牙回到紐約,在友人為他設宴洗塵席間,曾對好友們敘述了一件親身經歷的奇妙故事。他在七、八歲時,跟隨祖母住在江蘇青埔。有一年,他的祖母病得很沉重,眼看就不行了,全家人都非常著急,他們兄弟更是徹夜都守候在祖母床前。到了半夜,小兄弟倆正昏昏欲睡時,忽然聽到祖母在說話,他們急忙奔到祖母床前,只見病了將近月余不能說話的祖母,居然喃喃地講起話來,更怪異的是,竟然不是祖母平日的口音,而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於是他們仔細地聆聽祖母到底在說些什麼。
「阿二、阿三(顧博士兄弟的乳名),牛頭馬面來捉拿你們的祖母,可是灶王爺不答應。你們趕緊下樓,到廚房去拿一口大鍋蓋在地上,然後在天井裡燒香拜拜、焚紙錢,並把家裡的大門打開,迎接你們祖母進來。」這件事雖然很蹊蹺,可是顧博士當時年幼膽怯,也不敢不照著話去做,只好硬著頭皮,一面發抖一面到廚房將鍋取下,上香燒紙錢後,急急忙忙把大門打開,又飛快地關上,深怕跑進了什麼妖魔鬼怪之類的。等他們又飛快奔上樓時,只見祖母已經在床上坐起來了,嘴裡還不住罵他們兄弟做事草率,門關得太快,害小腳的祖母在門口跌了一跤。歇了會兒,祖母又說:「我趕路時,弄髒了繡花鞋,你們趕快幫我把鞋脫掉。」其實祖母睡在床上根本沒有穿鞋。可是他們還是象徵性地在祖母的腳上摸了一把,好像替她脫鞋一樣,他們的祖母也就滿意地睡下了。
才睡不久,他祖母又忽然坐起身來焦急地說:「哎呀,糟糕!剛才小鬼們沒有捉到我,聽他們說,好像又回頭去找姐姐去了。你們趕緊派個人去瞧瞧啊!」因為顧博士祖母的姐姐住在距離三十里外的鄰村,大家就安慰她老人家早點安歇,明兒個一大早再找人去打聽。沒想到第二天剛破曉,就有人在急急地敲門,原來是一位拿著雞毛信來報喪的。據來人說:顧博士祖母的姐姐本來好好的沒有病,昨晚深夜時忽然大叫一聲,說:「這樣子就去啦?」不久就斷氣了。顧博士全家聽了不勝駭異,才相信昨天夜裡他祖母說的是真的。
顧博士說:這是他親眼所見的事實,不由人不信。他並感慨地說:「宇宙之間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那都是不能以科學的眼光去衡量的!」
民國的奇事,還有土匪「盜亦有道」。1913年到1917年這段時間,民國才剛剛建立,四川廣漢這塊地面很不素淨。川陝大道上,幾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設置關卡,攔路搶劫。一時間子彈橫飛,行旅惶然,紛紛逃命。很快,這條路上沒有人敢走了,貿易凋敝下來,土匪的財源也就斷了,整日裡端槍對著空無一人的道路發愁:從哪裡找回我的飯碗?為了克服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幾撥平日裡很少來往的土匪竟破天荒湊在一起,開了個「經濟工作聯席會議」。會上,通過對各種提案進行充分的討論協商,最後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把這條路大體平均地分成幾段,在每段的入口處各設一個「收費站」,向來往行人收取保險費,收入就歸占據這段道路的土匪。收費標準明文規定,一挑鹽收保險費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塊錢,布販、絲幫則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規定交了費,即可持他們發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間還約定,收費只能進行一次,絕不可重複收費。收費之後,還要負責保護好該路段之內行人之安全,違者要接受處罰。
接下來,會議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貫徹執行,情況很快就開始發生變化:路上開始有了三三兩兩的行人,以後越來越多,川陝大道竟就恢復了往日的繁盛。這中間行旅和土匪雙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費,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馬亂的年代尤為可貴;土匪則坐地收錢,有了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源。這種奇妙的格局在當地延續了很多年,據過來人說,比地方政府、縣太爺治理得還有效。
這是個很有趣的制度改革案例,不少學者用它闡釋過深奧難懂的經濟學或政治學的道理。第一,土匪徵收的「稅率」適中,不收「過頭費」。試想,如果行人還是像以前那樣負擔沉重,他怎麼可能願意回來重走這條路?第二,土匪也講信用,嚴格按「稅率」徵收,決不超收,違規自我處罰。這種事兒真的發生過。某日有行人告發小匪重複收費,匪首竟就把那個傢伙拉過來斃掉了,處理得比警察還要嚴厲。這是一種難得的糾錯意識。匪首所做並不過分,否則商旅們憑什麼相信你是玩兒真的?第三,不吃獨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費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會安全這種「公共服務」,收費的權力和所盡義務有對等之處,商旅自然願意交費,因為他也得到了好處。第四,在終止老辦法、實行新規定之間的這段過渡期內,土匪們不得不餓幾天肚子,土匪頭子還得先期給大家投入點飯費之類的「成本」,耐心等著境況的好轉,這些平時驕橫慣了的土匪們竟也做到了自我約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聰明的選擇,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樣啃「窩邊草」,土匪們最後怕是只有西北風可吃了。
後來,土匪們又把這個「重要經驗」推廣到其他「領域」,據史料記載,效果也蠻不錯。廣漢素產土匪,農民怕收成被搶,不敢種地,因此遍地荒蕪,農業產量經常不足,當地貧困便由此而起。這時想通了某個道理的土匪就向農民保證:以後我們不搶你們了,你種地一畝地,我收一斗谷。據吳思先生說,當時成都平原每畝的產量是兩石,只收一斗,「稅率」5%,低率徵收,比政府收得還少。跟川陝大道上的做法一樣,土匪收了這筆保護費,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複收費。如果有人敲詐勒索,只要農民告發,必嚴加追查。如果有別的土匪過來搶劫,老土匪負責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這裡人口又慢慢聚集起來,農產增加,農民生活也有了些許改善。
「仍是暴力掠奪,但已非刀刀見血」。這些陳年爛穀子的往事,得自當年做過袍哥大爺的侯少煊先生的《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一文。雖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資料》,也有幾分可信度。
或許大家還記得《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德國商人辛德勒在二戰期間營救猶太人的故事已是家喻戶曉。可中華民國也有個辛德勒,他在駐維也納期間至少救了數千猶太人的生命。已故中華民國外交官何鳳山博士,他在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任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他是最早幫助猶太難民逃脫納粹大屠殺的外交官。
1930年代中葉的奧地利,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居住國,居住著約18萬猶太人。1938年3月,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不到一個月,第一批猶太人就被送進了集中營。納粹當局發出指令,只要猶太人馬上離開奧國即可被釋放。許多猶太人想去美國,但美國對奧移民名額已滿,而且還要求申請人必須出具經濟擔保;英國政府迫於阿拉伯國家的壓力,嚴格限制猶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尤其是1938年7月13日法國埃維昂會議後,32個與會國家都拒絕收容猶太難民,使奧國猶太人的處境如雪上加霜。他們每天心急如焚地前往各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申請移民,然而,多數國家都拒絕伸出援手。
一位17歲的猶太青年艾立克·哥特斯塔伯,連跑50多個總領館,都是失望而歸。1938年7月20日,他懷著絕望的心情走進了中華民國總領館,沒想到這最後的努力改變了他的命運。在這裡,他一下子就為自己和家人辦妥了20份前往民國上海的簽證,成功逃離了維也納。格羅斯費爾德一家也是這樣逃出來的。當時身為銀行家的摩里斯·格羅斯費爾德已被關進了集中營,但他妻子斯塔拉拿到了全家去民國上海的簽證,在向納粹當局出示這張移民證明以後,摩里斯被釋放了,一家人平平安安來到上海。
當時的民國上海已被日本侵占,事實上不需簽證即可前往。簽發上海簽證的總領事何鳳山博士也知道這只是「名義上」的簽證,但是,這名義上的簽證可以作為猶太人移民國外的證明,是他們逃離死神的護身符。
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請,就能在中華民國總領館得到簽證。於是,中華民國總領館前每天都排起了長龍。何鳳山的頂頭上司、時任中華民國駐德國大使陳介也得知了這一消息。陳介是堅決反對給猶太人發籤證的,他馬上從柏林給何鳳山掛長途電話,命令他立即停止發放簽證。但何鳳山並未從命,繼續我行我素。於是,他被以非法賣簽證的罪名受到了上司的調查。但調查一無所獲。
何鳳山頂住了上司的壓力,納粹當局卻沒放過他。他當中華民國總領事還不到一年,納粹當局就以總領館租用的是猶太人的房子為由,硬將房子沒收了。何鳳山並未退卻,他將總領館搬到了維也納一處小得多的房子,所有費用都由他自己掏,繼續堅持給猶太人發籤證。
從1938年就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至1940年5月離開,何鳳山到底簽發了多少張「生命簽證」,今天還難以考證,但猶太倖存者提供的一些護照原件上的簽證號頗能說明問題。1938年6月時,簽證號為200多號,1938年7月20日時,簽證號已超過1200號。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夜之間4000多名猶太人被捕,前往中國總領館申請簽證的人越來越多,何鳳山簽發的簽證也就更多了。如此算下來,他發的簽證至少也有數千份。許多人憑著前往上海的名義簽證,逃往了美國、加拿大、南美洲、巴勒斯坦、菲律賓、古巴等地。有一本書曾專門記述了400多名維也納猶太人拿著上海的簽證,幾經輾轉,逃到巴勒斯坦的經歷。
何鳳山救助了數千名猶太人,但這一壯舉在1997年以前卻一直不為世人所知。據何曼禮說,她父親從來都是平常心態,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事。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別人是很自然的事。從人性的角度看,這也是應該做的。」正因如此,何鳳山很少提起此事。他在給一兒一女起名字時,兒子叫「曼德」,女兒叫「曼禮」,這「德」和「禮」兩字正是作為父親對兒女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追求。
1997年9月28日,96歲的何鳳山博士在美國舊金山去世,曾當過《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的何曼禮為他父親寫了一個訃告,其中提到父親曾在中華民國維也納任總領事期間為猶太人發過簽證。訃告在報紙上刊出後不久,何曼禮接到了一位素不相識的猶太裔歷史學家的電話,向她詢問何鳳山發籤證的事,何曼禮說在父親晚年出版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回憶錄中,提到過此事。
這位歷史學家艾立克他說,兩年前,在猶太人圈子裡,沒人知道何鳳山博士的名字。而現在,他接觸到的幾乎每一個猶太人,都在講述著何博士的故事。因為經過發掘才知道,有不少目前在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猶太人,他們的父母就是被何鳳山救的,其中包括伊斯雷爾·辛格。他是美國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在全美各地擁有許多家醫院,總床位達27000張,現任全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辛格先生曾含著淚水對艾立克說,「我的父母是何鳳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紹給全世界的人。」艾立克激動地說,「就像辛德勒一樣,何博士的故事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他將成為一個讓中華民國人驕傲的名字。他不僅是中華民國人的英雄,也是我們猶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而民國新聞自由的寬鬆,對於當今大陸的人們來說,更是不可思議的一件奇事。新聞自由是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標誌,就此而言,民國時期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國家,因為那是的新聞自由已經可圈可點。
據著名教育家信力建的博客仲介紹,辛亥革命後,隨著專制制度的倒台,中國的民辦報刊進入了一個興旺的發展時期。1931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言論的自由度更是相當發達。當年,針對袁世凱欲復辟稱帝的圖謀,《北京時報》曾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順天日報》也曾不斷刊登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的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還絞盡腦汁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的《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可見,當時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要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從中也可看出當年新聞言論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國民黨真正當政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抗戰以來,「各方之宣傳刊物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據統計,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共產黨在國統區(重慶)辦的《新華日報》自1939年創刊後,一直在國統區公開發行。在戰爭條件下,所有報刊都要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新聞檢查,《新華日報》作為中共的機關報自然是重點檢查對象,也常常會有稿子被扣下不准發表。但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在抗戰八年中始終風雨無阻地辦了下來,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時候,報社仍然可以讓報紙開天窗或刊登啟示,說稿子被新聞檢查處扣發,而不是臨時找稿子補白,這等於是向國民黨政府提抗議。
1945年抗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並沒有以戰爭剛剛結束,國內局勢尚不穩定為名保留新聞檢查制度,而是立即廢除了這個制度,於是《新華日報》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黃金時期的《新華日報》的辦報方針,可以用十二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對這個允許它自由辦報,自由言論的政府採取「憤怒控訴,徹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態度。1946年2月,重慶大渡口鋼鐵廠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和示威,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廠被戒嚴。《新華日報》發表了21條消息和大量來信,在社論中把這場工潮定性為「民主與獨裁的鬥爭,文明與黑暗的鬥爭」,呼籲「立即喚起輿論制止國民黨屠殺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動」,否則這種恐怖「會光顧到我們每個人頭上」。在《新華日報》的帶頭下,重慶各界輿論一致譴責國民黨政府,聲援罷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資,實行八鐘點工作制。
在從戰爭向和平過渡的時期,由於產業調整,失業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但《新華日報》要把它歸結為政治問題。1946年秋《新華日報》發起讀者討論,在10月30日發表編者文章,指出「造成失業災難的不是別人,正是貪污腐敗,把人民不當人看待的國民黨政府當局」,「他們腐敗的統治存在一天,失業的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1946年6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讓老百姓有飯吃!〉社論說現在國統區人民「吃草根樹皮,吃觀音土,飢餓普遍地使年輕婦女走向賣淫……產糧食的地方,然而卻最缺乏糧食,這的確是人造的饑荒」。社論的結論說:「現在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是大多數人民沒有飯吃的區域。現在國民黨區域人民的自發鬥爭,是向國民黨當局要飯吃的鬥爭」。
不但在經濟上暢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華日報》不但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工人農民起來推翻國民黨,而且合法地公開地號召國民黨軍隊對政府反戈一擊。早在抗戰剛結束時,《新華日報》一方面要求國民黨裁軍,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軍人說成失業軍人,以反映他們生活無著為名,大量刊登有關報導和來信,甚至為這類來信開闢專欄。有些來信完全象是出自《新華日報》編輯自己的手筆,例如:「過去只知道為黨國而生,為黨國而死,哪知道今天黨國對我們沒有一絲一毫的保障。現在我們才知道,黨國是囹圄,高呼這把戲的,都是置我們以死地的」。《新華日報》還大量刊登有關軍屬的報導和來信,把他們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獄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雜稅的盤剝,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務的欺凌,妻女淪為娼妓,父老貧病而死,幼小凍餓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內戰爆發後,由於國共和談仍在名義上進行,國民黨政府仍然允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發行。這時《新華日報》的宣傳手段更上了一層樓。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開闢了「被俘國民黨軍官介紹」,共刊發35期,介紹了484名被俘軍官的簡歷和在何處被捕的情況,要親屬通過《新華日報》在上海、南京、重慶、成都和昆明的通訊聯絡處和他們聯絡。這個專欄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既顯示了共產黨的力量,又顯示了共產黨的「溫情」,真是剛柔並濟。在刊登了這個專欄後,《新華日報》在國民黨軍屬中的讀者和影響顯著增加,為瓦解國軍計程車氣立下了汗馬功勞。1947年1月,當國共雙方在前線打得不可開交時,《新華日報》卻在國統區熱熱鬧鬧地慶祝創刊9周年紀念日。郭沫若、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陶行知、許廣平、陳銘樞等等所謂民主人士紛紛寫賀信賀詞,說它是「人民的號角,民主的喉舌」。
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鮮明標誌,作為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它早已在現代國家得到了普遍的確認。美國前總統傑斐遜曾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為人類開放。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聞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這條路封起來。」傑斐遜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說到底,之所以要扼殺新聞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嗎?而也正是這種「怕」,把它見不得人的真實面目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立功、立德和立言群體來,創辦報業成為了他們三者畢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實現途徑。這條實現知識份子使命的途徑,導致民國產生了一個近代社會的「知識份子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秉承獨立精神的知識份子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政黨和政治家。這個集團不僅有晚清計程車子,也有留洋的學生,從康有為、嚴復、王韜、梁啓超、汪康年,到胡適、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途經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等,可謂代代相傳,脈絡不斷。
遺憾的是,這一可貴傳統從1949年就告中斷,至今不見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