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者翟東升近期演講時談「再次解放思想，才能打開經濟增長新空間」，專家分析，當前的中共體制、政治環境下，談真正的解放思想，是絕無可能。
6月11日，翟東升受邀於「中國政治經濟學四十人論壇」，發表題為「貨幣、債務與共同富裕」的演講，觀察者網重刊時，以「再次解放思想」為題，引發讀者熱議。
翟東升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他曾在2020年披露中共在過去幾十年中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內的老朋友」來影響美國政治和對華政策，引發軒然大波。前美國總統川普（川普）也轉發了這段視頻。
財富分均不勻 民眾無力消費
他在演講開頭提到，中國在全球產業諸多領域攻城略地，把一些富有國家的「好買賣」搶到手，但沒有因此過上好日子，國內消費、就業、經濟增速、通脹率沒有好轉，現在在通縮邊緣徘徊，比通脹還要麻煩，老百姓不敢生孩子、不敢買房子、不敢借錢，也不敢投資。
他引述日前一份中金公司有關中國財富分配結構的報告，中國總財富量790萬億，其中國資（公共部門）財富360萬億，占比45.6%。富人財富290萬億，占比36.7%，中產階層110萬億，占比13.9%。13億普通居民財富30萬億，占比3.79%。
他說，「這樣的金字塔分配結構下，即使政府想刺激消費，百分之九十幾的民眾也無力消費，因為他們真的沒有錢。」「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是能享受地方政府和國企提供的許多普惠性的公共產品，比如道路、橋樑、公共汽車、地鐵、高鐵、銀行帳戶、手機信號和移動寬頻。」
他認為，要想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局，就必須打破一系列政治經濟思想上的「迷思」，包括對大政府的恐懼、對債務的擔憂、對高福利和高稅率的厭惡、對人口規模的否定。
他引用世界銀行繪製的一張圖表，縱軸是人類發展指數（HDI）、橫軸是公共財政開支占GDP比例，以兩者之間正相關，說明「大政府」的好處，強調學習北歐國家將高稅率轉化為高福利的做法，建議打造更高效、合理的福利體系建設，有助於中國中產階級規模和消費能力的擴張。
他還主張擴張人民幣計價的國債，包括向年輕人和孩子發放數字貨幣，鼓勵中央政府在較短的時期內增加三四十萬億國債，把地方政府從規模巨大的高息債務中解綁出來，有效降低全政府的總利息支出等。
探討經濟困局的成因 分析：翟在攪混水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告訴大紀元，翟針對目前現象的描述一針見血，對問題生成的原因像在攪混水，提出的解藥更是南轅北轍，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可能增加更多的新問題。
「目前中國這麼多問題，當然也是因為現有的政治、經濟、科技等一些制度或思想方面造成的結果，所以如果要解決，提解放思想這個方向是對的，但他所提的四大方向，恰恰是造成問題的原因。」
秦鵬舉例，翟提到學習北歐的高稅收，但其實西方國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把稅收花在醫療、就業、養老等方面，但中共政府的這套體系，恰恰保證了大部分稅收分給了極少數的人，包括大量的醫療保險金用於占比極少的政府官員等，這才是中國式大政府的麻煩。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祥告訴大紀元，翟一開始提到大政府的好處，提供公共產品，有意化解大眾對經濟現狀的不滿，不去批評政府，「不過，公共財（Public goods）之所以能成為good的、善的，和政府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是息息相關，但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即不一定政府提供的是善治，它可能提供的是惡治。」
孫國祥說，中國大陸確實需要解放思想，但是要進一步解放的是市場的活力和能力，要進一步解放市場須要「小政府」，翟避談市場，把焦點放在中央政府舉國債來解決地方債務問題，「在舉債的例子上，他類比美日歐等國家的例子，但是中共與西方國家政經體制完全不同，東學一點、西學一點，成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大雜燴。」
網友熱議：看準了病開錯了藥
觀察者網刊出翟的演講全文後，底下線友討論熱烈。網友「直言不諱」的說，「翟理論屬於看準了病，開錯了藥。」
網友「咬文嚼理」說，「不是再次解放思想！——而是：不要瞎折騰！——回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科學發展，成功的正路上來！」
有網友說，「國債到時候怎麼兌現呢？如果印鈔的話相當於放水，這些錢也會湧向各處，熱點變熱，房價說不好會漲的厲害，通脹也會起。會不會更結不起婚？生不起小孩呢？」
網友說，「翟教授的方案簡單說就是通過可控通脹帶動消費，但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像精確制導一樣控制通脹，所以，翟教授的方案雖然看起來很美好，但只能是一種設想。」
網友「老派作風」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國家需要的是踏踏實實實任勞任怨的實幹家，而不是那些沽名釣譽的什麼專家。」
分析：問題根源在中共
秦鵬分析，如果按照翟建議的，由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來解決地方債務，實際上也解決不了問題，地方官員之所以有高昂的動力去搞建設，是由中共政治體制所決定的，官員透過一些無效的、重複的建設來升官發財，如果中央政府把地方債務負擔打消了，地方政府會更加不顧後果地瞎折騰，而財政部長劉昆多次說「誰家的孩子誰抱」，也就是中央政府不會來承擔。
他說，「所以，在現有的中共這個體制內，翟東升所提到的問題只能繼續惡化，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去解決，因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問題，恰恰來自於中共體制本身，它把民營企業盤剝得太厲害，同時惡化了國際環境，外資都在逃離，13億人沒有消費能力的問題，只會持續惡化。」
孫國祥分析，翟這類學者原本是想透過中共的內參報告，來向高層凸顯自己的觀點，他所說的解放思想，並非指習近平的思想，而是指解放主掌經濟、財政、福利、債務、稅收等部門領導者的思想，但這樣是徒勞的，如果習不解放思想，底下的班子誰敢解放呢？
從翟的演講也可以看出，離中共放開對中國經濟的討論，距離還相當遙遠。
孫國祥說，經濟困境可能還需要到達某種臨界點，包括青年的失業率、福利問題造成社會出現不穩的情況，中共高層才有可能公開討論經濟問題，否則會像翟這樣在中共設定的框框下討論，無法解決中國大陸當前面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