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以後，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一些領導人對蘇焦慮感與日倶增，KGB被無限放大，諜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懶得對留蘇人員作區別分析，乾脆採取「一鍋煮」的政策。長期擔任毛的俄文翻譯的師哲雖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烏」（KGB的前身）工作人員、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早在1962年就被關進秦城。同年，康生還把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原東北局外事處負責人，中共婦運元老盧競如投入秦城，一關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歷史上與共產國際、蘇共有聯繫的老幹部、新幹部，例如閻寶航、閻明復父子，吳克堅、蕭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統統打成「蘇修特務」或「蘇修特務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監獄。
作者雖是北大學生，思想卻很幼稚，即使跑到蘇聯，還對官方宣傳信以為真，結果大為失望
以常理看，當年的北大學生，當屬天之驕子，學養、見識都應卓越，其實並不盡然，建國後，北大曆經各種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衝擊，五四以來的學統已完全斷裂。老知識分子遍體鱗傷，早已三緘其口。校系黨的領導，多為政治掛帥的政工幹部，學校還收取了為數眾多的調干生，康生、陳伯達等也不時來北大作大報告，學校的整體氛圍已徹底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能學多少，全賴自身的努力，而學生間的對社會批評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懼告密，也基本不復存在。這就使得一些學生除了專業，幾乎不再有個人的思想活動，他們對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全都來自《人民日報》和領導的講話。雷光漢的書稿中提到他逃到蘇聯後，向審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灣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兩個地方都是中國人的地方，他願意生活在中國人中間。可問題是，蘇聯人為什麼要滿足他的個人願望？雷說，因為中國報刊說，蘇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為到了蘇聯，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國去。讀到這一段，頗為震驚，雷先生不是北大畢業生嗎？他怎麼會如此天真？還有，雷先生竟然不知道中國反間諜系統曾經長期由康生領導，當蘇方KGB上校告訴他時還大吃一驚！這可能與雷先生身處邊疆，信息閉塞有關，口內的大中城市，都有去過延安的老幹部，而凡是去過延安，經歷過整風運動的老幹部，大多都知道康生的身份。文革初的大字報更是把康生的身份半公開了，不少人都知道這個「康老」非同小可，是一位讓人談虎色變的「反特專家」，他經常不需有任何證據，動輒就指別人是「蘇修特務」，說憑他的眼睛和四十年的革命經驗一眼就可看出某某是壞人等等。1967年的南京大字報上就有他表揚江蘇某高幹曾向他「報過一個重要的案子」的消息，這位老幹部很快被結合進奪權後成立的新領導班子。
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處處碰壁，在KGB眼裡，判斷一切事物的唯一前提就是估量他對蘇聯有無實用價值。文革中跑到蘇聯的流亡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既不接觸中國的絕密情報，也不是中央領導人的子弟，他們的利用價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國做間諜，已是開恩，你還想這個，要那個，純屬異想天開。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庇護」的要求，被當場擋了回去，蘇方告訴他，可以接受他「避難」，但他不具「政治庇護」的資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庇護的資格」，「因為你只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不是烏蘭夫。」
作者對中蘇兩國體制的弊端有較深的認識，但過於強烈的愛國主義也使他存有某種「護短」的心態
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歷史系畢業生，因對歷史上俄國侵華行徑不滿被被打成「反蘇分子」和「右派」，後被發配在伊犁離霍爾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學教書。作者在中蘇兩國的經歷使他對兩國體制的弊端有很深的體會，他認為蘇聯是一個「虎狼之國」，一直對中國抱有擴張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認，蘇聯比中國文明進步。他說蘇聯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國制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滅光了」。他待過幾個蘇聯監獄，發現「裡面的獄頭獄卒，審判官員，都還有人性，對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內，請他們幫點忙，給點方便是不會遭到拒絕的。中國卻完全相反，一次次嚴酷的階級鬥爭把官員最起碼的人性都抹掉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養」。他說，他見到的國內那些整人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蠍，一臉兇相有如夜叉的」。他還說，雖然「離開祖國也多半輩子了，還時時做著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國內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關鍵性問題上的態度也是矛盾的。這本書稿寫於2000年，作者聲稱，他壓下書稿是擔心書稿出版後會損害中國，其實批判極左主義與損害中國，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蘇聯，卻情不自禁地成為了國內某些極左方針和理論的辯護士，例如，他讀中蘇論戰的「九評」，覺得「篇篇是雄文」，而蘇方的應戰文章又是如何沒有水平。國內在文革中大罵王明是叛徒和叛國分子，他也跟著大罵王明是「奸賊」，說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幾個耳光。KGB告訴雷，陳伯達倒台了，他卻說這是毛的戰略部署，一切都是毛安排好的。總之，他看蘇聯是處處不順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蘇聯，蘇聯縱有千般不好，萬般不是，但是沒有把他送回中國，否則等待他的只有被槍斃或被判重刑，對收留他的蘇聯，他似乎多少應有一絲感激之情，可是從書稿中一點也找不到這樣的痕跡。書稿中KGB對雷說的那句話是擊中要害的：「你們中國人逃到蘇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鬥就跑到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認，聽到這番話，感到無地自容。
儘管覺得面子上難堪，然而並不影響雷先生的態度，他的態度就是愛國，由愛國的立場出發，他絕不允許蘇聯人當他面罵中國最高領袖。以後發展到，「如果有人罵xxx」，雷先生就要和他「幹仗」。有的蘇聯人奇怪地問他：「你們如此地熱愛你們偉大的領袖，為什麼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他回答道：「我們中國的事不能叫外國人管，中國的xxx不能叫外國人罵。」
雷先生的思想和邏輯出現了嚴重的不連貫性。與雷不同，我所讀過的一些外逃者的回憶錄在思想和邏輯上大都保持著一貫性，其中一本回憶錄的書名就是《月是異鄉明》。該書作者生活在著名僑鄉廣東潮汕地區，在建國時只有12歲，對共產黨充滿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少將），與其母被掃地出門，又因長期收不到僑匯，饑寒交迫，被當地幹部和群眾蔑視，最後抱必死決心，於1958年冒險犯難，偷渡深圳河，來到香港，以後投奔在台的父、兄，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機構長達五年的秘密審查和監控，但他還是覺得「月是異鄉明」。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出逃計劃中，居然把蘇聯也列入出逃國之一，儘管放在最後一位，他說雖然蘇聯也不好，但起碼不天天搞運動，開批鬥會，還可以讀書升學。他有如此的認識是令人吃驚的，因為他只讀了六年小學，其間因是地主後代還被無辜開除，以後千辛萬苦才上了一所極為簡陋的華僑子弟補習學校，也因是地主子弟被開除學籍，他的知識和識見主要來自於他的借書自學和人生經驗。
雷光漢的思想和邏輯矛盾的深層原因，說來還是源於「自大的愛國主義」，雷先生在新疆當年的朋友蕭默先生稱他是「徹底的愛國主義者」，想來是有道理的。從他的書稿看，雷先生的愛國主義有時顯得混沌不明，在對蘇聯的問題上尤其如此。說來他並不了解50年代後中蘇關係破裂的原因，隨著更多的歷史檔案資料的問世，現在已越來越清楚，中蘇雙方對此都負有責任，而不能把關係破裂的責任全都歸咎於蘇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魯雪夫時期，在蘇聯的中國人比較自由，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當局全面收緊在蘇中國人的居住自由權，中國人不許居住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亞地區或其它邊遠地區。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幾乎公開批判赫魯雪夫，沒多久就開始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全面倒退，為史達林恢復名譽；中國方面批判「赫禿子」更是不遺餘力，一時間雙方似乎形成了歌頌史達林，反對赫魯雪夫的統一戰線，而中蘇兩國的老百姓對這些言論都照單全收。作者雖然肯定赫魯雪夫在推動蘇聯「解凍」方面做出了貢獻，但幾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蘇關係方面所作的努力，這是書稿的一個不足。今天我們從蘇聯解密檔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魯雪夫訪華，他頂住蘇共政治局內不同意見的壓力，堅持要把從中國獲取的權益歸還中國以及大規模對中國進行經援和軍援；而被中國高度稱頌，視為同志和親人的「伏老」（伏羅希洛夫）卻是地道的大國沙文主義者。1957年春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本來只是一次沒有具體任務的禮儀性訪問，卻受到最高禮遇，中國方面可能是為了給赫魯雪夫一點「眼色」看，有意超規格的接待這位史達林的戰友，中國最高領袖不僅親自去機場迎接，還罕見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車前往賓館，接受數十萬群眾的夾道歡迎。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何嘗知道，就是這位貌似慈祥，動輒就會流淚的「伏老」，堅決反對將旅順軍港歸還中國，赫魯雪夫為了爭取他的諒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訪北京前幾天，才勉強得到他的同意。
你到底要什麼？
讀雷先生的書稿，不由得讓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讀過的一本蘇聯長篇小說《你到底要什麼》，這本書於1972年在中國以「灰皮書」的形式由內部出版，作者是蘇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此人是一個頑固的史達林主義者，在中國很受歡迎，他的長篇小說《茹爾賓一家人》、《州委書記》、《葉爾紹夫兄弟》等都曾被譯成中文，1960年，《葉爾紹夫兄弟》還被作為反修教材由著名導演孫維世搬上中國話劇舞台。柯切托夫在《你到底要什麼》中，以60年代為背景，抨擊蘇聯青年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文化的毒害，沉迷於被政府查禁的俄羅斯「反動作家」的禁書，從而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作者痛心疾首，質問這些迷失方向的蘇聯青年：你到底要什麼？
幾十年後，雷先生的書稿讓我又想起了柯切托夫的這本書名，當然是反其意而用之。隨著雷先生展開他的奇特的旅蘇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麼？
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為免遭鎮壓，被迫亡命蘇聯，這是無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們總不能要求一個無罪的人引頸待戮來實踐他的愛國主義。他因地利之便，一腳跨到了蘇聯，當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屍深圳灣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運的。
逃到蘇聯後，雷先生被KGB長期監控，又受到在中亞的蘇籍XX等族人的惡意對待，激起他強烈的愛國主義。雷先生來到蘇聯後寫的有關新疆四年文革歷史的材料被蘇聯人改編後以化名出版，以後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後還因此減輕了對他的處罰。但蘇聯人要他在批判中國的電視片中現身，他堅決不從，還處處批判蘇聯，歌頌中國，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諷話。儘管雷先生不願批評中國最高領袖，但他出逃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於是雷先生更加熱愛中國，甚至到了80年代，他還帶話給國內有關方面：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其態度之絕決，令人難以想像。看來在絕望和困境中，愛國主義可以成為一種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範例。
那是一個意識形態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蘇聯和中國都不正常，置身在那個時代，中蘇兩國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們的言和行，在今人看來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今天若再讀在幾十年內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蘇聯理論沙皇蘇斯洛夫或波洛馬廖夫的大作，幾乎就是一種自虐行為了。所以，雷先生的愛國主義即便有些偏頗，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當年的那種情況下，除了愛國主義，他還有什麼可憑籍的？雷先生畢竟是北大畢業生，和那些普通逃蘇者不一樣，除了要活命，還要追尋「生活的意義」，作為一個「無國籍」人士，在蘇聯到處被監控，台灣、新加坡不能去，大陸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這種內心的辛酸和煎熬，外人又怎麼能夠體會？於是愛國主義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禦性的武器！
讀雷先生的書稿，很自然帶出一些問題，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賞，就是那些疑問的方面，我也願意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去，以一種同情與理解的態度，設身處地的去體諒他。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雷先生的書都是有很高價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寫出來的，值得研究和關心中蘇關係史的人們的重視。
20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