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體研究項目給出的全球政體變化趨勢圖中，自19世紀以來的相當長時間裡，非民主政體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後來民主政體開始逐步增長，並呈現波浪式的前進模式，參見圖15.1。這也大體符合塞繆爾·亨廷頓關於三波民主化的論述。2到今天為止，在該機構評估的全球範圍內160多個政治體中，有90多個國家與地區可以歸入民主政體，約20個國家可以歸入威權政體，約50個國家可以歸入中間政體。按照該機構的評級，19世紀以來全球政體變化的基本趨勢是：第一，民主政體總體上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呈現出顯著的增長，人類的19—20世紀是名副其實的民主化世紀；第二，目前為止，人類政治體在政體維度上仍然呈現出顯著的分化，不同政治體在民主—威權的政體模式路徑選擇上並無充分的共識，而是維持著相當的多樣性與政體模式選擇上的全球分裂。
從政體演化的視角來看，人類不同政治體在這方面的差異是非常大的。有些國家在19世紀之前就實現了立憲主義的轉向，而後又在19—20世紀普及了投票權，完成了民主轉型與鞏固；有些國家甚至還沒有啟動向立憲政體與民主政體的轉型；有些國家儘管啟動了轉型，但並沒有實現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還有許多國家還在此過程中遭遇了民主轉型的挫敗或民主崩潰。對於不同國家在政體演化或民主轉型道路上的差異，上一章已經做過許多學理探討，學術界的理論解釋主要聚焦於社會條件、政治制度與精英行為三大解釋變量。但總的來說，迄今為止，不同國家在政體維度上仍然呈現出顯著的全球分裂。
需要說明的是，政體類型或政體模式的全球分裂，不僅涉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巨大差異，而且還涉及擁有不同政體類型的國家在價值觀念和政治秩序上的潛在衝突。其實，早在古希臘的城邦政治時期，雅典日益興盛的民主政體就被擁有寡頭政體的斯巴達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這或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後更重要的邏輯。如今，全球範圍政體模式類型差異較大的國家可能都將其他政體視為潛在的政治威脅，原因既有國際體系中不同政體之間的權力較量，又有國內政治秩序是否可能受到衝擊或影響的深刻憂慮。就20世紀的歷史經驗來看，無論是"二戰"中的英美與德意之間的衝突，還是冷戰體系中美國陣營與蘇聯陣營之間的對抗，背後都跟不同國家在政體類型上的全球分裂有關。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政體類型的全球分裂還將深刻地影響人類政治。
▍族群、宗教與文明維度的全球分裂
有學者認為，今天的全球政治地理版圖還可能因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而產生彼此區隔，乃至彼此撕裂。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的相關研究中，把全球政治體大體上區分為8個主要文明，分別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Western）、東正教文明（Orthodox）、伊斯蘭文明（Islamic）、佛教文明（Buddhist）、印度教文明（Hindu）、非洲文明（African）、拉丁美洲文明（Latin American）、中華文明（Sinic）以及日本文明（Japanese）。亨廷頓以文明作為基本單位理解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政治與全球分裂，應該是受到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影響。在《歷史研究》這一鴻篇巨作中，湯因比就以文明興衰的視角來剖析人類歷史。當然，儘管同樣使用文明的概念，兩位著名學者對文明的理解並不完全相同。
理解全球體系中的不同文明，一個重要視角是族群與民族因素。在中國先秦典籍《左傳》中，就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判斷。到了20世紀，人類政治生活中的許多重大衝突仍然有著很深刻的族群或民族背景。20世紀90年代以後在原南斯拉夫境內發生的戰爭，就發生在不同的民族或族群之間。1994年發生的盧安達大屠殺，就發生在該國的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原蘇丹的達爾富爾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長期內戰，主要發生在不同族群之間。在美國，這幾年興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是非洲裔美國人因不滿自己的社會待遇而發動的社會運動。所以，這仍然是以族群或種族為界線的政治。當然，就美國內政而言，以族群或種族為界限的政治並非其政治的主流。但在許多多族群的後發展國家，政治常常容易區分為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鬥爭，而族群、民族或種族身份是非常方便地區分我者與他者的社會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