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還有個個人過關問題，凡參加過政治運動特別是挨過整的人，都會感受到過關之難。就是這次廬山會議，我看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櫃，真貨假貨一起向外倒，除「裡通外國」外，真是要什麼給什麼，像我這樣的小幹部還有什麼好顧慮的呢？所以經過幾天的思想鬥爭，我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
決心既下，接下來就是揭發的內容尺度了。大家對我的期望值最高，認為在整個外交部，除劉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後自己內心定了這麼幾條：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儘量多講張聞天反對三面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面的問題；三是自以為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得知的事情，就堅決不說。
我的揭發內容，現在想來並沒什麼，反倒證明張聞天的正確。例如大躍進是大轟大鳴，比例失調嚴重、許多東西都買不到；大煉鋼鐵得不償失、煉出來的不是鋼是燒結鐵；放衛星是胡鬧，討好領導、造假成風；區大姐（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區夢覺）說廣東已經出現餓死人的事，等等。
這些話現在看來無所謂，但在當時講出來是很嚴重的。我的錯誤不但在於揭發了這些私下談話（多是一起散步時的議論），主要的還是把這些上綱為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群眾運動，和毛主席對著幹。特別是我提到餓死人的問題，更引起人們的聲討，說是造謠。因為直到這時，外交部還沒有人意識到中國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而認為是形勢一片大好。
我現在實在想不起我的揭發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但作用和影響卻不是一般人可比。這是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麼多和這麼具體的問題；第二，我是被視為張聞天「親信」的。所以當我的發言一結束，會議主持者就說：「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
看得出來，張聞天對我的發言是有幾分憤怒的。「文革」以後，劉英告訴鄧力群：聞天對何方的發言感到非常難過，心裡涼了一半。其實我在揭發的時候心裡也很難過，思想鬥爭很激烈，後來也一直為這件事後悔，直到現在也沒有解脫。由於此後我再也沒能見到他，所以就永遠失去了當面檢討的機會。這也是我進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學習黨史和研究張聞天的原因。
第一次與張聞天談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張聞天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間，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領導通知我，說洛甫同志要找一個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幹部去談話，領導研究後決定讓我去。於是我就按照規定的日期和地點，一個人到了楊家嶺張聞天的住處。由於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無阻地被領到張聞天住的窯洞裡。那時他和劉英的窯洞有相通的兩孔，像住房的套間一樣，裡間住人，外間辦公。我進門後，他們夫婦一起見我，張聞天就問起了「抗大」的教學情況和我對學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匯報後，他提出過去那種學習是不是離實際遠了一點，因此今後需要改變，比如把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縮短，儘快到實際工作中去，著重在實際中學習。
他的談話帶有對過去學校教育過多否定的意思，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時我才18歲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給頂了回去。我認為「抗大」過去的做法還是對的，因為新參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學點馬列主義，怎麼能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呢。很明顯，張聞天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並沒想完全說服我，只是和顏悅色地交換意見，所以談得還挺好，一直談到勤務員已經打來午飯的時候，他們就留下我吃飯。
從楊家嶺回來，大家都問我談了些什麼。聽我敘述後，他們也搞不清是什麼意思。直到後來我改行學習黨史，才領悟到這是張聞天要緊跟毛澤東的表現。根據張聞天整風期間所寫的《反省筆記》，大約從1940年起，毛澤東就老是批評他主管的宣傳教育工作，張聞天找我談話時說的，已經流露出毛澤東要「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意思。
參加起草張聞天悼詞
我曾一再說，我這一生中犯過兩大政治錯誤，一個是1942年延安搶救運動中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一個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揭發批判張聞天。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兩大包袱。
1978年春天，我從幹校回到北京探親，打聽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已回到北京，我沒敢貿然去看她，而是先寫了一封信試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個簡單但真誠的檢討，並且問到能否去看她，以便當面向她謝罪。
很快，劉英就回了信，歡迎我去看她，還說不要作什麼檢討。收到信後，我立即去看了她。
一見面，我先作檢討，說對不起她和聞天同志，辜負了他們兩位10多年的教導。由於20年不見，又感到羞愧和對張聞天的懷念，我這個很少失聲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劉英卻不同意我作檢討，反倒認為他們連累了我，跟著他們吃了苦，還影響了前途。從此我同劉英恢復了來往，而且經常見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為張聞天舉行追悼會。由陳雲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這就標誌著中央對張聞天的平反昭雪。
此後，中央批准成立了張聞天文集編輯領導小組，我是其成員之一。在這之前，我還參加了張聞天悼詞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彥修、徐達深和我接到通知，要為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在張聞天追悼會上宣讀的悼詞。這件工作我們三個人都感到棘手。我們不但很難掌握對張聞天的評價，而且連他的歷史都不了解。因為他這個人有個特點，從來不對身邊的人談他的過去。例如我在他身邊工作了10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更不知道他主持了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和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因此我們寫悼詞簡直無從下手。
我們除了拜訪劉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還得經過批准去中組部查閱檔案，而中組部讓我們看的檔案又極其簡單，因為主要材料都還保存在大三線的山洞裡。所以我們起草的悼詞就很簡單，一些重要的評語和史實，如說張聞天「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擁戴毛澤東同志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起草了會議的決議，並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等，都是送審後由胡喬木修改時加上的，並得到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審閱。加上去的這些話分量很重，是我們不知道也不敢寫的。
（《文史博覽》2011年第12期，口述/何方，整理/周海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