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這是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中的詩句，湖陰先生姓楊名德逢，是王安石在江寧的鄰居。從描述的情景來看，楊家環境優美，庭院整潔多花，靠的是常常打掃經營。
古人居家如是，城市的面貌又如何呢？吳自牧的《夢梁錄》中，記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的風俗，敘及城市衛生，已存在專門從事環衛工作的職業，和處理城市污物的渠道。
「有每日掃街盤垃圾者，每支錢犒之。……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污泥，差僱船工搬載鄉落空閒處。人家有泔漿，自有日掠者來討去。杭城戶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傾倒液體）去，謂之傾腳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後已。」
據此描述，則古代城市的垃圾處理，其實已經很有秩序。那每日清掃街道、搬運垃圾的役夫，是不是類似今天的環衛工人？臨近新春，便由官府出資僱人，疏通沿門溝渠，剷除道路污泥，僱船載運至鄉村空閒處。這極好的農家肥料，用來充實田土，必定大受歡迎。至於殘湯剩菜，刷過鍋碗的泔水，公私糞便，因遵循行規辦事，均有約定俗成的主顧；或用之以養豬，或施肥於莊稼，既防止了城市污染，又滿足了鄉村需求，是一舉兩得的便利。偶爾也有爭搶糞便的事情發生，會鬧到官府，定要爭個輸贏才罷甘休。1970年代，我在鄉下當知青的時候，城市裡的公廁，有時因為糞便的歸屬問題，不同生產隊的農民甚至會大打出手。
而與市民密切相關的飲食衛生狀況，在《夢梁錄》中也有記載。
「杭城風俗，凡百貨賣飲食之人，多是裝飾車蓋擔兒，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以炫耀人耳目。蓋仿效汴京（北宋京城開封）氣象，及因高宗南渡後，常宣喚買市（宮中到民間購物），所以不敢苟簡，食味也不敢草率也。」
經營食品，為炫耀路人耳目，不靠弄虛作假欺騙顧客，而以質量信譽作為追求，注重食品衛生，「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令消費者盡可放心食用。宋代官制，並無今天專門的工商管理機構，那麼，宋人的商業自律道德，真的是境界很高了；宋代的消費者，想必也無須舉報投訴了。再仔細一看，原來朝廷也到民間購物，不搞特供，宮內宮外都是一個生態標準，商販哪敢制假造假！
一座城市，能表現出這樣高的文明水準，則當時之世風淳厚，應該可以想見。然而同樣是帝國首都，明代北京市民的精神文明面貌，卻就不免令人遺憾了。韓德羽《旅次談屑》上云：
「京都人家尚潔淨，堂室整飭，不染纖塵。其移物悉傾棄戶外，堆累狼藉。……積雪時，第（只）掃戶外方丈地，所謂自掃門前雪也。掃雪堵於行道，礙通行則不恤也（妨礙交通就不去管了）。」
自家堂室，定要收拾得井井有條，乾淨整潔，纖塵不然。居家產生的垃圾，卻一概傾倒棄置戶外，即便日積月累，滿地狼藉，也熟視無睹。如此缺乏公德，就連作者也禁不住感嘆了：「吁，潔己而穢人，豈性之習乎！」
韓德羽是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人，他之旅途所見，說明當時世風頹敗，較之南宋時期，已經漸至不可收拾。中國人的惡習，不待柏楊先生斥責，其實由來已久，至於五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可目睹。
然而不變的是中國家庭個人的衛生習慣，似乎照樣延續。據《徐氏三可傳》說，徐霞客的母親「喜種豆，滿架蔓施（纏繞），剪芸疏灌，如奉名花；場圃潔拭，不忍婢唾」。徐老夫人身處鄉村，操持農耕，衛生習慣卻是極其講究，便是場院苗圃之地，也不容忍婢女隨地吐痰。
中國人偏愛整潔的習慣，不獨江南一帶僅見，所謂雲南蠻荒之區，也有這類人家。徐霞客《滇游日記》敘及：「平行嶺上，東十五里，宿於磨盤石之盧姓者，家有小房五六處，頗潔。」潔而言「頗」，旅行家讚賞欣喜之情，可謂溢於言表。又云：「芹菜塘……村廬不多，而皆有杜鵑燦爛，血艷奪目，若以為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在遠離繁華的大山深處，目睹如此動人美景，無怪足跡踏遍天下的徐霞客，也要格外表示一份驚訝了。待後來遊蹤轉移至悉檀寺，其筆下的遭遇，更令徐霞客終身難忘。
當晚，「寺中具湯池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磚甃（用磚砌成），長五丈，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一整天）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盤浴後，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平常只言茶道，其實淨身也講洗浴之道。你看雲南寺廟中，僧人招待客人入浴，簡直堪稱藝術，不單浴室環境幽雅清靜，就連洗浴的一整套方式，也是大有講究。局外人倘若不是身臨其境，僅憑想像，難免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
蔣碧微女士在《我與悲鴻》一書中，也曾提到過日本人沐浴的習俗，同雲南寺廟中的情景可謂如出一轍。她1917年去東京，發現日本澡堂盛行男女同浴。澡堂名稱也很有情調，叫做「風呂屋」。她第一次進去，剛脫衣入池，便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趕了出來，然後半用手勢半說明，教她怎樣洗東洋澡：「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沖洗乾淨以後，再下池子去泡。」
不知道這習俗是日本固有的呢，還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2023-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