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學者李少民評論中國新出台的出入境管理規定時，說了一句頗有意味的話：「毛時代誰能出國？當然是組織最信任的人。能出國本身就是一種特權。今天倒過來了：越是自己人，越不能讓你隨便走。這說明了什麼？不信任。不僅不信任老百姓，甚至更不信任自己的幹部，不信任自己提拔的人。」
這句話是否可以概括全部現實，當然可以討論。但它提醒人們注意一個越來越明顯、卻又容易被忽略的變化：今天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主題，已經不是發展，而是安全；不是如何擴大自由，而是如何減少風險；不是如何激發社會活力，而是如何確保政權安全。
過去十幾年，中國幾乎每一次重大政策調整，都可以串成一條十分清晰的軌跡。
先是資本。2015年新華社旗下"瞭望智庫"發表《別讓李嘉誠跑了》，許多人當時以為，那不過是一場針對首富的輿論批判，是民族主義情緒的一次宣洩。
今天回頭再看，真正值得注意的關鍵詞，其實不是"李嘉誠"，而是"跑"。那是官方第一次如此公開地把資本離開中國，賦予了某種政治含義。"離開"，不再只是市場選擇，而開始帶有忠誠與否的意味。
隨後，是網際網路平台，資本不能"無序擴張"；然後，是數據，數據不能"無序流動"；接著，是科技，技術必須"自主可控"；如今，則越來越延伸到人員流動。每一步收緊，都有一個聽上去完全合理的理由：防範金融風險、維護數據安全、保障國家安全、應對複雜國際形勢……
這些理由本身未必沒有現實依據。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新的治理邏輯：凡是不確定的，都可能成為風險；凡是風險，都需要納入管理；凡是管理，都需要更多權力。
社會運行的默認狀態，不再是開放，而是防範。一個真正耐人尋味的現象出現了。中國今天是近代以來綜合國力最強的時候。世界第一製造業；世界最大的外匯存底之一；世界領先的高鐵網絡；全球重要的科技和工業中心。官方不斷強調"四個自信"，不斷強調製度優勢，不斷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按理說，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一個如此自信的制度，一個如此穩固的政權，應該越來越從容。然而，人們看到的卻恰恰相反。安全二字，越來越頻繁；維穩投入，越來越龐大；國家安全的外延，越來越寬。資本需要監管，網際網路需要監管，媒體需要監管，教育需要監管，宗教需要監管，企業需要監管，數據需要監管，出入境需要監管，甚至幹部和公務人員的正常流動，也越來越成為一種需要嚴密控制的事項。似乎整個社會，都被放進了一個巨大的風險管理模型。
最諷刺的是，口頭上是高度自信，制度上卻是高度戒備；宣傳里是"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治理中卻越來越像是在防範人民。如果人民始終是力量源泉，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制度設計，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限制、備案、審批、監控，而不是信任？如果制度真的擁有充分的自信，為什麼還需要如此龐大的維穩機器來證明自己的安全？
政治學裡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真正缺乏安全感的政權，往往最強調安全；真正擔心失去控制的權力，往往最執著於控制。
安全感不是靠口號獲得的，而是靠信任建立的。一個社會越缺乏信任，就越依賴監控；越依賴監控，又越削弱信任。於是便形成一種循環：因為害怕風險，所以不斷擴大控制；因為不斷擴大控制，又不斷製造新的風險；最後，整個社會都在為一種"可能發生"的不確定性付出越來越高的成本。經濟活力因此下降；社會信任因此流失；幹部越來越謹慎；企業越來越保守；普通人越來越沉默。所有人都在等待別人先動，所有人都擔心自己成為那個"出問題的人"。一個原本為了安全而建立的體系，最終卻可能成為不安全感不斷擴散的來源。
李少民的話，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許並不是幹部為什麼越來越難出國，而是另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不斷宣稱自己前所未有強大的政權，卻越來越像一個時時擔心失去控制的政權？
答案或許並不複雜。一個政權最真實的安全感，從來不體現在它說自己有多自信，而體現在它究竟敢給社會多少自由。當一個制度越來越需要把整個社會都當作潛在風險來管理的時候，它真正暴露出來的，不是力量，而是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