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外婆家在遼西的一個小縣城，那地方有好幾所大監獄。聽說有一座監獄還是製造錢幣的工廠，全國的要犯重犯都關押在此。這些犯人都是無期徒刑或死緩，沒有人能活著出去，要他們來造錢幣最可靠最安全。小縣城的郊區有座亂墳山，叫狼山。一條土路直通狼山的一個小山坳，那兒是一處刑場。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殺人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後，全國都處於一級備戰狀態。國慶前夕，各地都殺了一大批政治犯。死刑犯們面色青白，非常可怕，五花大綁，雙腳砸著粗重的鐵鐐，渾身散發出死牢中特有的那種難聞的氣味，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犯×××」或「殺人犯×××」的大牌子。宣判完畢，那大牌子就被翻過來，變成打了大紅叉的死刑標誌。接著，又在背上插上名字上畫著一串串紅圈的令箭狀的斬頭標，推推搡搡押上解放牌卡車，伴隨著廣大革命群眾高呼的口號聲，遊街示眾，赴刑場槍決。
行刑的隊伍陣容很龐大，由警車、刑車、押送車組成車隊，押送人員由解放軍和民兵組成。那時沒有警笛，是由一輛裝著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裝成的宣傳車在前邊開路，一遍一遍重複廣播判決書的內容，高呼「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之類的毛語錄。雖不是警笛，比警笛還恐怖。
有一個死刑犯叫聞占武，是個現行反革命，臉龐長得像個大男孩，穿著一件髒兮兮的棉軍衣，我至今仍記得他可憐的催人淚下的樣子。在宣判過程中，他一直轉動著那雙好看的，充滿盼望的大眼睛，好像在人群中搜索著什麼，眼角似乎還噙著淚水。與其他「現反」一樣，他嘴中塞了一塊木頭，牲畜嚼子似的鉛絲緊緊地勒過脖頸，嘴角凝固著黑血和口水。在那個年月，這種殘忍的待遇是專門用來對付政治犯的，防止他們呼喊反動口號。當然也是故意做給百姓們看的：看清了，膽敢反革命，就是這下場。行刑車隊出發前，我站得離聞占武很近，隱約聽見車上的他喉嚨咕咕響，似乎是要喊出聲來。圍觀者中，有個女人小聲說道：「唉喲，那個姓聞的，三個孩子啊，大的才十來歲。」我明白了，他的目光可能是在人群中搜尋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人們議論說，聞占武是個有戰功的前志願軍戰士，復員後在一家小鐵工廠當工人，俠義心腸，人緣好，有文化，能說會道，很有號召力。文革初他組織造反派，貼大字報反對林副統帥，被群眾專政，判了十五年大刑。在獄中聽說林彪出事了，他就大呼自己冤枉，要求釋放平反。鬧了半個多月，終於鬧出了結果，不過這結果與他的願望正相反——不僅沒得釋放，反而被槍斃。
狼山刑場早已人山人海，先期到達的民兵們拉起了長長的警戒線。由於此地是山坳，人們可以像在古羅馬鬥獸場裡那樣，居高臨下，將殺人過程看個一清二楚。刑車開進來了，死囚們被架著拉下了刑車，鐵鐐嘩嘩作響。警察把他們按照指定位置，以標準姿勢一一按跪在地。在人世的最後幾分鐘，他們被剝奪了最後的人格，被迫跪在那些觀看他們受死的人們面前。那些正在「開心」的人民大眾，千頭簇動的圍觀者，其實並非他們的仇人，也並非他們的親人。他們與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為了看熱鬧、尋稀奇，就像看宰殺牲畜。不過更多的人一面大飽眼福，一面在靈魂深處發出懦夫的戰慄——這正是他們公開殺人想要達到的目的。
面對死亡，那幾個刑事犯早就嚇癱了。他們是被拖過來的，如果不是警察在旁邊架著，他們不會保持站立。聞占武則仍巴望著能見到自己的妻兒，那雙大男孩的眼睛還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掃來掃去。那七八個老少反革命都還鎮定，似乎對這一天早有預料，直挺挺地跪著，像是在站立。
死刑的執行，不是人們在電影中看到的那種齊射或掃射，而是一個一個排號射殺。這是一種精心的殘酷設計。刑事犯們最先處決，反革命被排在刑事犯之後。
最後時刻到了，行刑隊長看了看手錶，舉起小旗。只見站在第一個死刑犯身後計程車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槍，那剌刀尖幾乎戳著犯人的後腦，推彈上膛。此時的空氣都凝固了，圍觀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長了脖子。唰，隊長小旗一擺，一聲槍響，那死囚的腦袋前立刻噴射出一股長長的血流和一團紅霧，身體沉悶地向前一傾，栽倒在地，兩條戴著鐵鐐的腿蹬了幾下，就嗚呼哀哉了。
第三個刑事死囚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第一聲槍響時，他竟然自己先倒了，被拉起來重新跪好，排在最後處決。
輪到聞占武了。槍聲一響，他的腦袋象西瓜一樣被崩裂成兩半，半張臉散落在一邊。有人說這是子彈被事先銼過了，變成了「炸子兒」。後來我有個當兵的朋友證實了這種事：很簡單，只須將子彈端頭的銅皮銼開一兩道刻痕，就是炸子兒了，也叫達姆彈。那個用炸子兒的解放軍，不用說，一定是個苦大仇深的五好戰士。他認為他殺的是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應該用炸子兒。
九一三事件期間，這個小縣城共殺十五個人。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