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徐志摩幾乎被人僅僅視為「情聖詩哲」，總覺得過於誇張。倒是他的另一面似乎更形精彩，但卻為人所忽。這個樣子的徐志摩非知道不可。這是1920年代他主持《晨報·副刊》時，在公共領域乃至思想領域中的言論表現。這裡不妨以札記形式推出數則，用以呈現徐志摩的另幅肖像。
一、詩、情之外
約五年前吧，在紹興的咸亨酒店，有一干人圍桌而坐，一邊喝著黃酒一邊閒聊。都是參與編《大學人文讀本》的，剛拜謁過魯迅紀念館出來，來這裡午飯。文人的嘴有時說的比吃的多，記不得都說了些什麼，反正話題在各位的嘴上不斷遊走。但這樣一個情節我記得清楚，因為和我有關。記得在聊到20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時，我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徐志摩在自由主義上要比胡適更地道更純粹。話剛說完，其中一位用眼神和鼻子很不屑地表示了否定，那意思是他他他怎麼能和胡適比。我不知道這不屑是對我呢，還是對徐志摩。對我的話，大家都是朋友，也都很性情，無妨。但如果是對徐志摩，那可有點不公。
不過，說到徐志摩，在一般人的眼裡，也就是個詩人和情人。長期以來，徐志摩的這一形象在人們眼裡幾乎定格為他的全部。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把他自己給遮蔽了，用他自己的詩、情輝光，當然也加上後人的渲染。其實，在詩人和情人之外，徐志摩還有少為人知的一面，這一面是指他的思想和政治識見。如果書寫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大事記，20年代那一段，是不應該略掉徐志摩的。我甚至偏頗地認為，徐志摩的詩才其實一般。第一次讀《再別康橋》就沒覺得怎樣。什麼我輕輕地來了，又輕輕地走。又不是貓，那麼輕幹啥。何況此詩在遣詞造句上也有點讓人發「膩」。至於做情人，也不咋的。事情弄得雞飛狗跳不說，還把自己的命給搭了進去。
徐志摩一生主詩、情，沒給我留下什麼印象；可是詩、情之外，比如比詩才更好的思才，比情商更佳的智商，徐本人似乎並未經意，卻給我印象很深。20年代的徐志摩有兩件事讓人刮目。一是他去英國途經莫斯科後寫下的《歐遊漫錄》，一是回國後負責《晨報·副刊》時所主持的關於蘇俄問題的討論。這兩件事都有關蘇俄，而蘇俄在當時的中國直接影響國共兩黨，也同時影響中國知識界。1921年陳獨秀成立的政治組織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1924年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大，會上所確立的新三民，第一條就是「聯俄」。當時，包括後來的知識界，對蘇俄大都抱有一廂情願的熱情，那可是代表了人類發展的方向。魯迅被譽為迄今為止思想最深刻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在30年代對蘇俄令人咂舌的一邊倒。胡適，這個被視為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對蘇俄的態度，20年代也是那麼依違不定。可是，作為詩人甚至有點濫情的詩人，徐志摩對蘇俄的看法，激濁揚清，眼界遠在胡魯之上，更無論那些組織。可是，耽於我們自己的視野，長期以來，只知胡魯，不知有徐。
1925年，徐志摩所以要在《晨報》發動蘇俄討論，是出於他自己的一種預感：中蘇之間「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詩人的感覺沒錯，眼光更高明。蘇俄對中國的影響，「始終是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個大疽，裡面的膿水已經癰聚到一個無可再淤的地步，同時各地顯著和隱伏著的亂象已經不容我們須臾的忽視。」這是那個時代的警世通言，可是這時的胡適庶幾還在誇讚蘇聯人為了理想「乾乾干」呢，徐志摩頗反感這個「干」，認為「不雅」。然而國人的幹勁也不弱，這場討論不到兩個月，一場大火沖天而起，燒掉了晨報倌，也燒掉了這次討論。縱火者是由國共兩黨發起遊行的學生與民眾，他們不滿《晨報》所秉持的反蘇立場（儘管它也編發擁蘇的文章）。於是，這場討論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斷章」。
前此，徐志摩去過蘇俄，就像胡適後來也去過一樣，但這兩個自由主義者對蘇俄印象大相逕庭。胡適對這個國度有所好感，亦正如徐志摩對它滿是質疑。這質疑來自他詩人般的感覺。我很奇怪，這感覺在詩上表現一般，為何在思想、社會及政治諸問題上卻如此出色。莫非詩人本色是思人。讀讀他的《歐遊漫錄》吧，那是我讀過的最好的遊記之一，有文字、有性情、有思想、有識見。在莫斯科參觀過列寧遺體之後，徐志摩這樣評論蘇俄人散布到中國來的那個主義：「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種主義，是人類的福音還是災難。換用後來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獄鋪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發出這樣的籲請「旅行人！快些擦淨你風塵眯倦了一隻眼，仔細地來看看，竟許那看來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種，留神！回頭地殼都爛成齏粉，慢說地面上的文明。」徐志摩以詩人的眼睛洞穿了蘇俄的主義，也憂心於它對國運的影響，後來歷史亦未出於他的意料。這個人不僅是詩人，是情人，也是優秀的思人。如果按其優秀排序，把詩、情、思給倒過來我看更合適。
二、那「十三齡童的熱血」
托洛茨基曾經聲稱：俄國革命開創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鐵與血的新紀元。當俄國人把他們的革命輸出到中國時，1926年1月，有兩個人就此發生過一次筆爭：一個是詩人徐志摩，一個是職業革命家陳毅。徐志摩當時正在主持《晨報》副刊，陳毅則已經離開讀了兩年書的中法大學，搞職業革命。其實，即使在中法大學，用該大學校長李書華以後的話說：「陳毅作為學生，哪兒是讀書！讀書是掩護，其實是在搞革命」。
這是列寧去世兩周年的忌日，陳毅把自己《紀念列寧》的油印稿投給「晨副」，意在刊登。稿子照例到了徐志摩手上，結果陳毅的稿子沒發，他就此而寫的《列寧忌日——談革命》，卻近水樓台地發在了自己編輯的報紙上。
文章開頭先引了一段陳毅原文，比如：「中國共產黨是什麼？那就是他的領袖列寧生前所訓練所指導的第三國際黨的中國支部。這支部以列寧主義為武器」，當然就要執行第三國際布置的任務。這任務是什麼呢，放在當時，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因此我們看到：「在這一年中的中國，國內的國民革命運動一天一天地高漲擴大。五卅運動的爆發，反奉戰爭的勝利，全國驅段要求國民政府的普遍。廣東革命政府對內肅清反革命派對外使香港成為荒島，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寧主義在俄國得了勝利後的影響且為所促成。」
徐志摩對革命的態度歷來消極，溫和如胡適有時忍不住喊上幾嗓子「乾乾干」，都要被他譏為「最不斯文」。到過蘇俄的他，拜謁過列寧遺體，更失色於一進門所見到的那個通體染血的地球儀，那含義分明是要把鐵血革命廣之於世界。因此，當陳毅說中國支部是以列寧主義為武器時，徐忍不住直白：「我卻不希望他的主義傳布」，因為「我怕他」。「他生前成功是一個秘密，是他特強的意志力，他是一個Fanatic。他不承認他的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個理想的黨魁，有思想，有手段，有決斷。他是一個制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里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這是一個「卡里斯瑪」式的人物、魅力型的黨領袖形象，徐志摩看得很準，刻畫地也很準，比如「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入木三分。
徐志摩不僅消極革命，更懼怕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搞俄國人的革命。除了「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更在於，這個革命是出於一種階級戰爭的學說（徐志摩以較大的篇幅加以批駁），而它的目的又是要抵達一種烏托邦式的人類大同。徐志摩並不流暢地指出：「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了一個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設了一個革命的姿態，在幻想中想望一個永遠不可能的境界。這是迂執，這是書呆。」話錯沒錯？但，錯的仍然是他，不僅歷史不以詩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且這裡的「迂執」「書呆」他指的是別人，其實正是他自己。
陳毅在2月《京報》副刊上對徐志摩的反駁這裡不再論及。僅僅一個月以後，徐志摩耽心的革命就發生了。這就是我最早從魯迅《紀念劉和珍君》中知道的「三一八」慘案。它發生在徐陳筆爭的一個多月以後。事實表明，歷史選擇了陳毅而沒有選擇徐志摩，陳毅和陳毅們選擇的俄國革命終於成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就「三一八」而言，它是國共兩黨以運動學生而發起的一次學生運動，它的性質用發起者李大釗的話就是「首都革命」。今天通過當年蘇俄解密檔案，可以知道，它背後有蘇俄導演。導致這場革命發生的天津大沽口「炮擊事件」，是由蘇俄槍炮支持和指使的二流軍閥馮玉祥一手挑起。而蘇俄支持馮玉祥、搞掉段政府，不過是想把他扶植成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由大沽口的炮聲到段執政府門口的槍聲，「三一八事件」被魯迅稱之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但這一天的內幕魯迅當時多有不知。比如他不知道他的朋友李大釗是這次革命的實際領袖，陳毅在這場運動中雖然是李大釗的輔佐，但也是領袖人物之一。
這是1994年老畫家董壽平在中日友好醫院回憶「三一八事件」的口述，董老時年已是90高齡，而當時他正是這場學運的參加者。那是3月17日的晚上：「李大釗說的我記得很清楚，他說應該拿上棍子棒子，咱們是首都革命。他這是對學生領袖講的。現在美術館前面有個胡同叫翠花胡同。翠花胡同八號，那是國民黨的總部。院裡擠得滿滿的。李大釗在中間，陳毅、於樹德在他左右。陳毅當時是中法大學的。……那是對多少學生訓話，……聽人家訓，站著聽。」後來董畫家急流勇退，沒參加第二天請願，而是回鄉學畫去了，以至後來成為一著名畫家。但三一八那天，有一位校長卻令一個十三歲的小學生「前往執旗，遂遭擊斃」。這是慘案中年齡最小的遇難。事後，沉痛的徐志摩有紀念三一八的梅花詩，詩中有句：「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鮮艷的紅梅，卻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從「三一八」首都革命，庶幾可以感知什麼是托洛茨基所聲稱的「鐵與血」。用學生的身體去撞軍閥的槍桿，讓學生的生命在軍閥的槍下倒下。前者是鐵，後者是血。革命就是用血肉築長城。這樣的革命讓徐志摩動容，而陳毅卻從這血路中殺出，一路成為共和國的元帥。
三、穿刺蘇俄「新教育」
1926年9月18日，徐志摩收到署名張象鼎寫於當天的一份信稿，稿子的內容應該引起了徐志摩的嚴重注意，以至使他漏夜不眠捉筆回應。次日，張徐兩稿發排上版，20日的《晨報》副刊上，便有了一次通欄為「關於黨化教育的討論」。這個讓徐志摩與之討論的張象鼎，是後來貴為中共著名法學家的張友漁。
討論因胡適而起。胡適在莫斯科僅三天，便寫信認同蘇聯政府的新教育：「蘇俄雖是狄克推多（即『專政』的音譯），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在胡適之前也去過蘇俄的徐志摩深諳蘇俄教育底蘊，為清讀者耳目，他在發表胡信的同時，特地作了篇「按語」。指出：胡適眼中的蘇俄新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或是『黨化教育』」。「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並譏諷：「這也許是適之先生所謂世界最新教育學說的一部吧。」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流被整個20世紀，也許我陋寡，在我接觸的資料中，最早言及這個概念或談論這個問題的，就是徐志摩。
徐胡的文字都刊載在《晨報》上，張象鼎讀了後，為胡適打抱不平，於是便有了上面他給徐志摩的信。張其時政治身份是國民黨，1927年始入中共，1928年改名張友漁。這是他日後的自述：「我的思想是由孔孟而康梁，由康梁、胡適而社會主義。」此刻，張為胡適辯護時的胡適，剛離開莫斯科一個多月，其思想也正受染於蘇俄社會主義，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上。不過，胡適是不會認同黨化教育的，只是容易花眼的他沒如徐志摩眼尖，一語便能刺穿蘇俄教育的真相。張與其是為胡辯，不如是在表達自己。他的觀點是：「『黨化教育』便是最新的教育，」，「便是新時代的新教育」，「蘇俄能實行『黨化教育』，蘇俄的教育，便是新教育。」「如果你贊成『政黨制度』，贊成凡一政黨，都應該確信本黨的政策為好政策，而努力其實現，那你便不能不贊成『黨化教育』！」
徐志摩一生短暫，以詩人名世。他遇難後，有那麼多朋友在《新月》上紀念他，誇他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包括他的人。正如溢美之詞難免，遺漏卻也驚人。怎麼沒人誇他在《晨報》副刊上的作為呢，怎麼沒人誇他在思想的觀察上手眼俱高呢。他的這一面被誇他風流的那些朋友「不著一字」了。這些繆托知己的浮朋，以至讓我等到了今天。1925年捕手「晨副」時，徐志摩痛感自己「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癟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他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他其實是把他的真思想通過「晨副」給那個時代看了。蘇俄教育所以觸動他，不僅在於他深感當時流行的思想都是從蘇俄那裡「借來的稅來的冒來的描來的」，更在於他認為蘇俄黨化教育的結果便是思想自由的消失。所以徐志摩也並非是要回應張象鼎，而是藉此重申前此按語中未能盡申之意。
徐志摩眼裡，歷史上的黨化教育有兩例，一例是中世紀，一例就是蘇俄（如果再往前，徐志摩還提到了古希臘的斯巴達）。因此，胡適眼中的蘇俄教育到徐志摩眼裡談不上新，包括它的政治，不過是「中世紀的一個返（反）響」。下面，徐志摩開始現代蘇俄和古典中世紀的比較。「有觀察力的人到過俄國的，都覺得俄國的新政治是一種新宗教；不論他們在事實上怎樣的排斥宗教，他們的政治，包括目的與手段，不但是宗教性，而且是中世紀的教會性的。」至於和這種政治配套的教育，亦即黨化教育或主義教育，徐志摩認為只是「『劃一人生觀』的訓練，說什麼教育。」「它有幾個前提是不容你辯難，不容你疑問的：天主教的上帝與聖母，共產主義的階級說；你沒有選擇的權利，你只能依，不能異。」「當然」，徐志摩筆鋒一轉，在蘇俄的統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徐志摩這個人不出文章出句子，這最後一句委實精彩。
徐志摩之外，當時新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瞿菊農也不贊成胡適，他的分析是：「我總以為狄克推多與民治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狄克推多是以一人的意志，壓迫大多數人的意志，侵犯大多數人的自由。凡個人都應當看本身有無限價值，不應當看做工具。狄克推多是以他人做工具的。假如他們『努力辦新教育』，辦得不得當，最可怕的是為少數人造就新工具。民治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則，用倫理的話說，是確認個人的價值，用法律哲學的話，是確認各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權分』。」
歷史不幸。胡適所迷惑的蘇俄新教育，很快就在中國兌了現。北伐成功後的國民黨逐步開始推行蘇俄性質的黨化教育。尤其是1929年胡適發起「人權論戰」，鋒芒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國民黨除了打壓胡適，它的中央委員會第44次常委會還特地通過「因警誡胡適而引起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該條例要求全國各級學校都必須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須有一次之集合研究」。後者便是中國「政治學習」制度的開始，它「暫行」了一個世紀。
案：到底什麼是「黨化教育」？1932年，胡適的好友任鴻雋在《獨立評論》上面對國民黨推行的黨化教育，概括出這樣兩點：「一、把黨的主義或主張，融合在教課中間，使它漸漸地浸灌到學生腦筋里去。二、教育的事業，由黨的機關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黨指揮」……
四、面對「狄克推多」
「狄克推多」（dictator）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專政」、「獨裁」一詞的音譯。這裡會審的是那個年代三位知識人對它尤其是對蘇俄專政的看法。這三人，兩個是文化重鎮，一個是詩人。前者是胡適和魯迅，後者是徐志摩。在「狄克推多」的歷史三岔口，他們的表述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形狀並淺深。如果可以把會審結果提前，那麼，徐志摩是反專制的，正如魯迅是支持。胡適一度在這兩者間徘徊，最後走向反專制。
這裡不妨以他們自己的話語為呈堂。
1930年代，一位記者採訪魯迅時說：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魯迅回答：「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魯迅當然難以逆料幾十年後無產階級專政大面積餓死人的情形，但，被號稱思想家的他對專政的信任和表述如此簡陋，也只好讓人笑嘆。《解放了的堂·吉訶德》是象徵蘇俄革命的一出話劇，劇中的革命者有一段道白，不啻是專政的宣言：「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它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為自由可以去殺人，用壓迫可以取消壓迫，如此弔詭，魯迅讚譽為「這是解剖得十分明白的」。
魯迅支持專政卻從不談民主；與此不同，胡適一生力推民主——當然是英美制度框架中的民主，但在專政問題上，卻首鼠兩端，有過一個認知上的誤區。誤區發生在莫斯科，1926年胡適去過那裡三天。在那兒，他輕易接受了一位美國左派和一位蘇俄外交官員的誘導。那位「美左」這樣忽悠他：「向來作dictator（獨裁者）的，總想愚民以自固權力。此間一切設施，尤其是教育的設施，都注意在實地造成一輩新國民，……此一輩新國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可以終止之時。」這樣的表述和上面一樣，壓迫是為了取消壓迫，專政是為了終止專政。看來一個美好的「為了」不啻一貼蒙汗藥，它讓人只迷惑目標，卻罔顧它的實現方式及後果。以至為了明天的美好，今天可以行使罪惡。可是，人們從來都活在今天而非明天，沒有為明天就要拿今天作犧牲的道理。但吃虧再多，人類因其固有的弱點，怕都難以擺脫「目的倫理」的道德魅力。
那位蘇俄官員倒「坦誠」，他對胡適說：「你不必對於我們的Dictatorship（專政）懷疑，英美等國名為尊崇自由，實是戴假面具，到了微嗅得一點危險時即將假面具撕去了。……他們也是一種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實承認。蘇俄卻是言行一致，自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席似是而非的話居然讓胡適點頭稱是，認為「此言甚是有理」。可見，學理層面上的自由主義，是胡適的薄弱環節，這個問題直到他晚年才解決。其實，即使在事實上，留美七年的胡適既然知道美國有反對黨的存在，並且是兩黨輪值，這就不存在某一政黨「專政」的可能。
於是，人在國外的胡適幾乎向國內複製了那位「美左」的觀點：「狄克推多向來是不肯放棄已得之權力的，故其下的政體總是趨向愚民政策。蘇俄雖是狄克推多，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胡適的看法立即遭到徐志摩等人的批評。雖然胡適後來反戈，說：「『狄克推多』制之下，只有順逆，沒有是非」。又說：「獨裁政治之下的阿鬥，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只能畫『諾』而不能畫『No』。」但，對專政的看法，胡適留下了他認知上的「前科」。
寫20世紀思想史繞不過胡魯，但卻不會有人想到徐志摩。這不奇怪，但這位詩公子在20年代《晨報》時期，其表現於當時思想界可謂「驚艷一槍」。更瀟灑的是，《晨報》過後，詩人華麗轉身，「不帶走一片雲彩」，過他的詩、情生活去了。思想史當然可以不眷顧他，但，今天卻必要提及他在那兩三年中的思想言動。針對胡適，徐志摩認為：由愚民政策過渡到民治制度，「等於說由俄國式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的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這兩者間的不可能性徐志摩遠比胡適看得清楚。這是功夫。在自由主義學理上，胡適功夫不深；或許天分，徐志摩不下工夫卻不淺。
徐志摩分明看出「一黨完全專制治下」，是「你沒有選擇的權利」，「只能依，不能異」。因此，他的推論是：「即使一黨的狄克推多，尤其是一階級的狄克推多，的確是改造社會最有捷效的一個路子，但單只開闢這條路，我怕再沒有更血腥的工作了。」這是他比胡魯高明的地方，不是為了明天，今天就可以流血。他更看重如何避免今天的血腥——這是「責任倫理」的表述。專制的血腥在於：「除了你『宗教化』你的黨的目標（絕對的信服，不懷疑教主或教義），武力化你的黨的手段，你就不能期望蘇俄革命的效果。」思想上的「宗教化」和手段上的「武力化」，是徐志摩概括出的蘇俄專政的兩個特點，這純然是一付思想家的手筆。詩人僭越，它決難出於思想家的魯迅。
不妨注意一下這個繞有意味的時間表，徐志摩批蘇俄專政在前（1920年代），魯迅擁戴蘇俄專政在後（1930年代）。就中國知識人對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認知譜系而言，魯迅是徐志摩的倒退和反動。
五、一種對比：深刻與淺薄
歷史上的徐志摩和魯迅是有過節的，這次把他們兩人作一比較，還沒開始，兩個詞便已跳出：魯迅當然「深刻」，徐志摩當然「淺薄」。我相信，這麼說大部分人都認為名至實歸。不過，這裡還要後續四個字：其實未必。是的，我只能這麼迂迴，假如我直說，怕要惱怒很多人。
二十世紀以來，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既深且巨。這個政治恐龍自己不存在了，它的舊時身形還能罩著它的邊鄰。回望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蘇俄的態度，的確是對自己眼界的一種考驗。數昔日風流，經得起考驗的能有幾人。寥寥之中，徐志摩算是一個。至於魯迅，顯然交了張錯卷。本來，「老了什麼都見分明」（徐志摩語），人的思想也是越晚越熟。可是魯迅晚年為蘇俄迷倒，遂形成思想上的「短板」。我們知道，一隻桶吃水多深，就取決於那塊板。
迷信蘇俄導致上當受騙。魯迅是在聲稱《我們不再受騙了》的時候受了騙。同一時期還有他的《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這兩個文本對魯迅的深刻構成了反諷。當然，我的不少朋友為尊者諱，說那是時代的大趨勢，魯迅未能倖免，他們抬出了俄國的高爾基、法國的羅曼羅蘭。但，且慢，我這裡就抬出徐志摩吧。這個情場穿梭的詩人，蘇俄為何騙不著他？
魯迅說「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的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它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列寧格勒，莫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麼？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讚美他們的作品麼？」魯迅對蘇聯信任如此、辯護如此，夫復何言。可是，這類流言（比如把托爾斯泰的書變成紙漿再改印列寧的書），傳到徐志摩耳里，他卻本能地感到「不安」，不安於「這樣看來蘇聯政府，什麼事情都做得出」。那麼，到底是帝國主義在欺騙，還是蘇聯政府果然什麼都能做得出。徐志摩一到莫斯科，就到處打聽托爾斯泰的消息，後來終於見著了托氏的大小姐。當他端出疑問，托爾斯泰的女兒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現代書鋪子裡他的書差不多買不著了，不但托爾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書都快滅跡了。」
徐志摩揭露蘇俄的文字是在20年代，魯迅對蘇俄的迷信卻要晚至30年代。可是，魯迅不會相信徐志摩，他相信的文字是林克多。「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魯迅未能親身蘇俄，他怎麼就那麼相信別人筆下的「秦川景」，何況徐志摩的《歐遊漫錄》不也是一幅絕好的蘇俄「畫圖」。這裡，決定的因素是觀念，是觀念決定眼睛而不是相反。因為觀念，徐志摩很難認同蘇俄革命，認為那是毀壞文明。因為觀念，魯迅對蘇俄的認同根本就是一面倒，以至誰反蘇俄，就不免帝國主義的侍從。
當年拿破崙攻下莫斯科時，特意下榻克里姆林宮。豈料蘇俄人夜半縱火，不惜毀宮驅逐。生性殘忍的拿破崙跳起來不敢相信：什麼？他們連他們祖宗的家院都不要了！以這樣的例子，徐志摩要提醒國人的是「俄國人的辣手」，「忍心破壞的天才原是他們的種性」。他雙腳踩在莫斯科的地上，感到「平靜的舊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種，留神！回頭地殼都爛成齏粉，慢說地面上的文明。」這，其實就是徐志摩對蘇俄革命的態度。然而，這種破壞在魯迅筆下卻如同壯舉：「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
幾十年後，蘇俄的作為是毀害文明還是簇新制度，答案已由歷史具結。面對上述徐魯的表述，比較他倆對蘇俄的態度，誰深誰淺，各人不妨仁者見仁。其實，深刻與否，並非這裡的主要。筆者惕惕於心的，還是以上魯迅的話，它讓我脊背發寒。沒有什麼比這更觸目了：不惜毀壞一切來簇新一種制度。如果一切都可以毀壞，制度簇新又有何用。本來制度就是保護這一切的。何況，當宗教、家庭、財產都可以不屑，可以想像，個人包括個人的生命，在革命的宏大敘事中，更是草芥不如。問題並不到此，當一個制度真正是「空前」的，即它把它以前的一切文明都當糞便拋棄時，它自己的根基在哪裡？歷史可以剪斷而延伸，制度可以憑空而獨立——我的魯迅先生？
可以把魯迅認為的壯舉化作徐志摩的描述，當徐去參觀列寧遺體，一進門看到的是一具地球模型，徐驚悚：「從北極到南極，從東極到西極（姑且這麼說），一體是血色，旁邊一把血染的鐮刀，一個血染的錘子。那樣大膽的空前的預言，摩西見了都許會失色」。
「空前的預言」、「空前的社會制度」，為了空前，歷史遍體血污。
六、20世紀思想史上的一次閃失
徐志摩是20世紀思想史上的一次閃失。
編寫上個世紀思想史，不會有他的名字，但在上個世紀的思想歷程中，我們分明見識過他的表現：短暫，卻精彩。從1925年10月1號捕手《晨報副刊》，到1926年10月離開，他一生中的思想事跡，幾乎盡在於此。這一年，他主持了關於蘇俄問題以及中國命運的大討論，以至為晨報引來一場漫天大火。他批評胡適對蘇俄的曖昧，和陳毅論爭時針砭由蘇俄輸出的國民革命，又和張友漁辯駁黨化教育，並編發蘇俄政府迫害中國留學生的稿件，一路蹈厲風發。可惜這些思想史上的段落，今天都成了殘編遺簡。不過，侯過一個世紀回望，至少是我，依然感受到這位詩人的思想身影，是那麼風采有姿。
詩人的思想身影？看起來似乎門徑不對。其實，徐志摩是典型的學人出身，後來是他自己由著性情揚短避長了。留學美國，他學的是歷史，拿的是經濟系碩士。俟來英倫，跟讀的又是拉斯基。在紐約，徐志摩甚至被中國學生認為是布爾什維克，這不僅他的書架上插過幾本蘇俄的書，而且他在社會主義上也確實花過功夫。「我最初看到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斯（思）前期的，勞勃脫歐溫一派（即歐文，筆者注），人道主義，慈善主義，以及烏托邦主義混成一起的。」能分清馬克思的前後期，這說明徐志摩功夫不淺。1844年《手稿》時代的馬克思還是個人道主義者，而後他便轉向階級鬥爭（徐志摩亦由此離他而去）。在倫敦，徐志摩的同情盡在勞工一邊，認同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工黨，他還曾陪同拉斯基的夫人為工黨競選到倫敦選區了解選情、張羅選票。「勞工，多響亮，多神聖的名詞！」「貴族、資本家：這類字樣一提著就夠挖苦！」徐志摩如是說，這大概是那個時代的一種風尚。
變化是在回國以後。在北京，他發現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套不上本土現實。「除了洋車夫與糞夫，見不到什麼勞工社會，資本更說不上」。所以，激進青年「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無法讓徐志摩血壓上升。徐志摩是梁啓超的門徒，時常追隨在梁氏左右。梁氏其人也不承認中國有階級鬥爭。他有過一篇談《無產階級與無業階級》的文章，認為中國不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而是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的對立。文章批評無業階級中那些「受外國宣傳部津貼的學生」（其實是一些知識遊民），「自行充當某部分人民代表」，把「最時髦的主義頂在頭上，靠主義做飯碗」。更可笑的是梁文中的這樣一段反諷：一位穿洋裝、帶金絲眼鏡的青年，坐在洋車上，不斷拿手杖敲搭計程車夫，罵道：「我要趕赴勞工大會，你誤了我的鐘點，該死該死。」梁啓超很擔心這些無業知識遊民得勢，因為他們不但不工不農不商，反而以煽動社會鬥爭為務。
一次南下省親，讓徐志摩感受到了勞資階級的存在。徐的父親在家鄉開了個絲廠，廠里有一百多女工，好多還帶著孩子。六月中旬，天氣很熱，徐志摩在車間轉了一圈，汗流浹背。他看到有的工人「汗流被面」，心裡不免難受。這是他和自家帳房先生的對話：這麼大熱天為什麼不讓工人少做點時間呢？工人那裡肯，她們只是多做，多做多賺。為什麼不按星期放工呢？她們連兩天都不願空閒。天這麼熱工人不發病嗎？她們很牢靠，很少發病。再說廠里也預備了各種痧藥，以後還要請鎮上的西醫每天來一個半小時。最後徐志摩不甘心：那麼多孩子，為什麼不在附近辦所學校呢？不，這我們不贊成。工人識了字有了知識，就會什麼罷工造反，那有什麼好處。徐志摩語塞。
階級的存在未必必然導致階級鬥爭。徐志摩最後也跨不出由階級鬥爭走向社會主義的那一步。他在蘇俄式的社會主義門前掉頭了，儘管他甚至很可怕地認為可以把發展實業交給國家，從而取消階級。但，他身上的人道主義情結使他無以接受蘇俄式以人血為祭獻的革命。因此，他解決勞資矛盾只好是強調施行勞工保護法。由於不觸動制度，放在當時，是很可以被激進的知識遊民視為統治者的「幫忙」。當然，徐志摩抵禦蘇俄，除了人道主義外，還有一個有效的精神抗原，那就是個人主義。徐志摩聲稱「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個人。我信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通的個人主義」。當胡適眩暈於蘇俄氣象時，是個人主義的定力幫助他避免了胡適陷入的誤區，而且讓他在晨報上做出了那一連串的傑出的表現。
可惜，一年時間，僅僅一年，這樣的表現對一個世紀來說，有點太短。這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閃失，閃電般的短暫和精彩，然後消失。不是思想史拒絕了他，而是他自我放逐於思想界。詩人像當年作別康橋一樣，掉身而去，竟不復回頭。
七、結語：註定不主流
筆者在《財經》專欄中有一篇談徐志摩批蘇俄「黨化教育」的文章，網絡版上的跟帖頗引我注意。拙文未涉魯迅，但，就有網友拉出魯迅來貶徐。這是跟帖：「把徐志摩說得好像是個能預見未來有慧眼的大家。你怎麼不說魯迅也看走眼了呢？這個徐志摩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只會寫些我愛女人女人不愛我之類的香艷情詩。」另位同樣：「徐志摩還會點政治評論麼？印象中好像就會寫點哄MM的情詩的，在當時那個時代為魯迅所鄙視。」
魯迅的確鄙視徐志摩：「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魯迅當然厲害，徐志摩只有觳觫。且看他給周作人的信：「令兄魯迅先生脾氣不易捉摸……，他似乎嘲弄我幾回我並不曾還口，但他對我還像是有什麼過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極了。」兩人的性情及為人，不妨就此一斑。
和魯迅一樣，我也不喜歡徐志摩的詩，喜歡的卻是魯迅的小說。但，如果不談文學談思想，尤其這思想表現在那個年代的時論上，以我私見，魯迅真的不如徐志摩。不是手筆不如，而是眼光。魯迅不妨深刻，但這深刻更多是文學的深刻，它深刻在對歷史黑暗那種化解不開的感覺上，也深刻在對人性幽暗體驗的描寫上。可是離開文學，回到社會，看看魯迅對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的把握和判斷，不能不用以上那位網友的話，魯迅真的看走了眼。
上個世紀一百年，蘇俄對中國的影響至深且遠，它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走向。從孫中山的「以俄為師」，到年輕的第一代共產黨人「走俄國人的路」，一個世紀的歷史主流流貫至今。從20年代後期開始，魯迅便是這一潮流的思想推手。他以他的思想和文筆吸附了眾多年輕人，在歷史合力的作用下，終於造就了後來我們都見到了的那個時代。魯迅以思想家名世，但他對蘇俄及其制度的態度人所共曉，既紹介、又辯護、復揄揚、更倡導，可謂傾情；但，這不是一個思想家的態度。思想家應有的質疑與批判，一旦喪失，也就容易被歷史的風沙迷住眼。
我並沒有把徐志摩說的好像能預見未來，但在那個時代的危急存亡之際，他確實感到了內在的危機。詩人接辦《晨報》副刊不久，即發動一場有關蘇俄問題的討論：「說狹一點，是中俄邦交問題；說大一點，是中國將來國運問題，包括國民生活全部可能的變態。」這是詩人1920年代對國運的預感，昔范仲淹雲「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其詩人之謂乎。那段時間，詩人不詩，出手了一系列政治評論，於今讀來，如同證驗歷史，詩人的擔心一概成了現實。我不禁低自感慨：詩人多情復薄情，終為情感的風塵蔽住了眼；但，面對時代，他卻能超越思想家，作出更能經得起後人反芻的發言。何耶？
歷史多脈，正如同長江九派。但在當時的歷史走向中，魯迅為其裹挾的那個潮流屬於時代主脈，它已經成了「勢」。所謂勢，說到底，是「群」的選擇，是「造」的結果。結果，歷史逶迤到如今，徐志摩卻被撇在歷史之外。志摩註定不主流，他的聲音當時無人理會，及今依然為時人所不屑。以上跟帖對徐的評價，庶幾以魯迅是非為是非。看來，我們今天打量歷史和歷史人物，眼光依舊來自走過來的那段病史，且一成未變。
這，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沉疴。
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