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歲時，克里斯·科爾第一次看到了臨終前的異象。他對1974年那個夏天的記憶已經模糊，但在垂死的父親床邊感受到的那種神秘感卻依舊清晰。科爾的整個童年在多倫多度過，父親是一名忙碌的外科醫生，沒有太多時間陪伴兒子，除了每年兩人一起到加拿大荒野的釣魚之旅。那一年，42歲的父親因癌症而憔悴虛弱，他伸手去摸科爾襯衫上的紐扣，擺弄著它們，說了幾句要收拾東西趕飛機回到林中小屋之類的話。「我憑直覺知道，不管他在哪裡，那一定是一個好地方，因為我們要去釣魚，」科爾告訴我。
伸手去觸摸父親時，科爾感覺到一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跟著他走進病房的牧師告訴他，他的父親出現了妄想症狀，把他帶走了。第二天一大早，科爾的父親就去世了。如今，科爾把他目睹的一切稱為臨終幻象。他相信父親沒有妄想。他的思緒把他帶到了加拿大北部的荒野，那是一個他和兒子可以相聚的時空。他覺得，牧師犯了一個和許多其他看護人一樣的錯誤，認為那一刻是和現實無關的，認為這個男孩需要保護，不應該目睹那個時刻。
直到40多年後，科爾才不得不談起那天晚上在病房裡的情景。他已經追隨父親和祖上三代人的腳步，成為一名醫學工作者，在布法羅的安寧療護中心工作擔任首席醫療官，負責對臨終幻象的研究。直到2015年在TEDx演講上，他才分享了父親去世時的故事。他穿著休閒外套在台上踱來踱去，告訴觀眾：「我想說的是，並不是我選擇了死亡這個課題。我覺得是它選擇了我，或者說跟隨著我。」他接著說：「當我站在臨終者的床邊時，我看到了我童年時所看到的、我努力想要忘記的東西。我看到垂死的病人向母親、父親和孩子伸出手，呼喚他們，他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面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當一部分人看上去是很平靜的。」
這次演講獲得了數以百萬計的觀看量和數以千計的評論，許多來自護士，對於醫學界有人驗證了他們長期以來的認識表示感激。也有一些人在評論中講述了自己親眼目睹親人在彌留之際出現幻象的故事。對他們來說，科爾的信息確認了一種對他們憑本能知道的東西——臨終前的幻象是真實存在的，可以提供安慰，甚至治癒過去的創傷。在某些情況下，它可以讓人感到超然。我們的大腦能夠創造出各種圖像，幫助我們在彌留之際理解自己的生活。
1999年春天的一個周六早上，科爾在布法羅安寧療護中心第一次當班，此前他在俄亥俄醫學院拿到一個學位，他在那裡攻讀神經生物學博士，然而他所接受的醫學培訓對這份工作毫無幫助。在內科實習結束後，科爾在布法羅開始了心臟病學的研究。為了多賺點錢養活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他在布法羅安寧療護中心做了一份兼職。在此之前，克爾一直在傳統醫療系統中工作，專注於那些經常被捆綁在機器上或服用大量藥物的病人。就算他們講述幻象，他也沒有時間去聽。但在靜悄悄的安寧療護中心裡，科爾發現，自己遇到了自父親去世後從未見過的情況：病人們談論著只有他們才能看到的人和地方。「所以，就像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一樣，我感受到一種崇敬，感受到一種不被理解但肯定能夠感覺到的東西，」他說。
在一次輪班中，科爾檢查一位名叫瑪麗的70歲老婦人，她的成年子女聚集在她的房間裡，喝葡萄酒緩解情緒。科爾記得，瑪麗毫無徵兆地從床上坐起來，雙臂交叉放在胸前。「丹尼，」她低聲說，親吻並擁抱著一個只有她能看見的嬰兒。起初，她的孩子們很困惑。家裡沒有人叫丹尼，媽媽懷裡也沒有嬰兒。但他們能感覺到，無論母親正在經歷什麼，都會給她帶來一種平靜感。科爾後來得知，早在她的四個孩子出生之前，瑪麗曾因難產失去了一個孩子。她從來沒有和孩子們談起過這件事，但現在，她似乎在通過一種幻象來解決這種損失。
通過觀察瑪麗在安寧療護下的最後時光，科爾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我對醫學流水線的本質感到失望，」科爾告訴我。「（安寧療護）感覺像是一種更人道、更有尊嚴的護理模式。」他放棄了心臟病學，全職在臨終病人的床邊工作。這些病人當中，許多人描述的幻象都來自他們自己的生活，似乎有意義，這與藥物導致的幻覺或妄想，乃至不連貫思維是不同的——這些也可能在生命盡頭出現。但科爾無法說服其他醫生相信這些幻象的價值，甚至那些在安寧療護中心陪他巡視的年輕住院醫生也不例外。他們需要科學證據。
當時，只有少數已發表的醫學研究記錄了臨終前的幻象，而且這些研究主要依賴於醫生和其他護理人員的二手報告，而不是患者自己的描述。在參加完一個會議回家的飛機上，科爾概述了他自己的一項研究，2010年，研究員安·巴納斯加入了他的研究隊伍。和科爾一樣，巴納斯的一位家族成員在去世前也經歷過幻象——她的祖父想像自己和兄弟們一起在火車站。
這項研究並不是為了回答這些臨終幻象在神經學上與幻覺或妄想有何不同。科爾認為自己的角色是病人經歷的記錄者。科爾、巴納斯和他們的同事借鑑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對有22張病床的安寧療護中心住院部的病人進行每日訪談，以此進行研究，希望捕捉到病人看到幻象的頻率和不同主題。他們對患者進行了篩查，以確保他們神志清醒，沒有處於混亂或譫妄狀態。發表在2014年的《姑息醫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alliative Medicine)上的研究結果提出，臨終幻象比其他研究人員發現的要普遍和頻繁得多，而且令人吃驚的是，有88%的患者報告至少出現過一次幻象。(後來在日本、印度、瑞典和澳大利亞進行的研究也證實了幻象的普遍性。比例從20%到80%不等，不過其中大部分研究依靠的是對護理人員，而非對病人的訪談）。
過去10年裡，科爾聘請了一個長期研究團隊，擴大了研究範圍，把對在家接受安寧療護的病人及其家屬的訪談包括進去，加深了研究人員對這些臨終幻象的多樣性和深刻性的理解。這些臨終幻象可能在病人睡著的時候出現，也可能出現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時候。幻象里最常出現的是去世的家庭成員，相比之下，涉及宗教主題的幻象則極為罕見。患者經常會重溫他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包括墜入愛河的快樂和被拒絕的痛苦感受。有些人會夢見日常生活中尚未完成的事項，如支付帳單或照顧孩子。幻象中還會出現過去或想像中的旅程——無論是長途汽車旅行還是短途步行上學。患者們說，無論主題是什麼，這些幻象都感覺像是真實的，迥異於他們以往經歷過的任何東西。這些幻象可能在死亡前幾天甚至幾周開始出現。最重要的是，當人們接近生命的終點時，幻象出現的頻率會增加，並進一步主要圍繞已故的人或寵物展開。正是這些幻象給病人及其親人帶來了深刻的意義和慰藉。
科爾的最新研究側重於他經常觀察到的有這種幻象的病人的情感轉變。在2019年發表的這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一項里，他們測量了兩組安寧療護患者的心理和精神成長情況：一組是出現過幻象的患者，對照組則沒有出現過幻象。患者對他們有多同意一些陳述進行打分，這些陳述包括「我改變了對生命中什麼最重要的想法」或「我對靈魂之類的問題有了更好的理解」。那些經歷過臨終幻象的人對這些陳述的認同度更高，這表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幻象也能引發內心的改變。「這是我們的研究里最引人注目的一項，」科爾告訴我。「它凸顯了死亡的悖論，即在肉身衰敗的同時，人也在成長，找到意義。這也強調了病人告訴我們的，他們正在重新振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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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裡，我和科爾進行了多次交談，醫學對實證的需要與他的患者那些難以言喻的經歷之間的矛盾反覆出現。大約在他的首個研究發表的前一年，他第一次感受到這種矛盾。當時他去拜訪一位名叫約翰的「二戰」老兵，約翰一生都被噩夢所折磨，在夢境中，他回到諾曼第登陸日那天的海灘。約翰曾經參加過一項營救任務，用船將受傷計程車兵運往英國，而把那些距離過遠計程車兵留下來等死。在他臨終前的日子裡，噩夢一直縈繞著他，直到他夢見自己從軍隊退伍。在另一場夢中，一名已經陣亡計程車兵出現在約翰面前，對他說，他的戰友很快就會來「找」他。之後噩夢就結束了。
從那時起，科爾就一直被科學和語言無法充分捕捉思想的奧秘所困擾。「我們如此著迷於量化如此深奧的精神世界，並為其賦予結構，但實際上，我們只是這一切的旁觀者和見證者，」他說。「當你看到一位90多歲的老兵回到70年前，經歷著你根本無法理解的事時，照本宣科讓人感覺很渺小。」當科爾在會議上陳述他的研究時，護士們往往會點頭表示贊同，而醫生們則會翻白眼表示不相信。他發現，懷疑論者在觀看患者採訪錄影時往往能更好地理解這項研究。
這段視頻記錄了科爾在2008年時的早期研究，其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並不是幻象的內容，而是患者的行為。「沒有絲毫恐懼，」科爾說。一名十幾歲的女孩在描述自己與已故阿姨在城堡里玩芭比娃娃的夢時，臉上露出明朗的笑容。一名瀕死的患癌男性談到了他幾年前去世的妻子，她在夢中來到他的身邊，總是穿著藍色的衣服。她向他揮手，微笑。僅此而已。但在那一刻，他似乎被「穿越」到了另一個時空。
科爾經常觀察到，臨終者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往往會對生前痴迷的活動失去興趣，轉而投向他們所愛的人。至於原因，科爾只能推測。在他2020年出版的《死亡不過是一場夢》(Death Is but a Dream)中，他總結道，病人在瀕死時刻尋得的愛意常常將他們帶到一個有人稱之為啟蒙、有人稱之為上帝的地方。「時間似乎消失了，」他告訴我。「那些深愛你、保護你、幫助你成長的人在精神和心理層面上仍然在那裡。」
2022年在年僅10歲時去世的康納·奧尼爾就是這種情況。我和科爾前往他家，拜訪了他的父母。他們告訴我們，就在他去世前兩天，他們的兒子喊出了一位家庭朋友的名字，而他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朋友剛剛去世。「你知道自己在哪裡嗎？」康納的母親問道。「天堂，」男孩回答道。當時康納已經好幾天沒有說話，也沒有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移動過，但在那一刻，他憑藉自己的力量坐了起來，用雙臂摟住了她的脖子。「媽媽，我愛你，」他說。
科爾的研究發現，在生命的最後時日，這些時刻超越了往往令人痛苦的身體衰退，幫助像奧尼爾夫婦和其他親戚這樣的父母承受難以承受的喪親之痛。「如果沒有這個寬慰，或者那個上天給予我們的禮物，我都不知道我會怎麼辦，」康納的父親告訴我們。「這已經夠難的了。」正如科爾所解釋的，「這就是受到傷害和得到寬慰之間的區別。」
6月，我拜訪了一位幾天前在家中去世的患者的成年女兒。我們坐在她母親的客廳里，看著外面的露台和餵鳥器，它們給她的母親帶來了很多歡樂。在她母親去世三天前，女兒正在整理房間，就在這時，母親說話開始比之前清晰多了。女兒爬到母親的床上，握住她的手，聆聽著。她的母親一開始先是對著女兒的父親說話，她可以看到他在房間的遠處角落，還是那麼英俊。然後，她開始對著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說話，雖然只有她自己看得見，但真實得讓女兒問道他是否在抽菸鬥。「你聞不到嗎？」她母親回答道。即使在重述中，這一刻也讓人感到神聖。「我永遠不會忘記它，」女兒告訴我。「真是太美了。」
我還見到了巴納斯的一位患者佩吉·哈洛斯基，就在幾天前，她剛剛開始接受安寧療護中心居家護理服務。在那之前，布法羅的癌症醫院發現她全身出現血栓，這表明長達一年的治療已經不再起效。是時候讓她在丈夫史蒂芬和兩隻靈緹犬的陪伴下，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了。
史蒂芬帶著巴納斯和我來到家庭娛樂室，佩吉躺在沙發上。巴納斯跪在地板上，檢查病人的導管，她的處方藥量減少了，這樣每天吞服的藥片就少了，並為她的尾椎骨疼痛開了一種麻醉膏。她還詢問了她的幻象。
那個周末的值班護士目睹了佩吉和她去世的母親說話。
「她就站在那裡，」佩吉指了指房間的一個角落對巴納斯說。
「那是你唯一一次見到她嗎？」巴納斯問。
「目前是的。」
「你覺得還會見到她嗎？」
「按照現在這個樣子，會的，我會的。」
佩吉深深地坐進沙發里，閉上眼睛，回憶起另一次見到逝者，那是她和史蒂芬收養的第一隻靈緹。「我和所有人都很好。我很快樂，」她說。「現在還不是時候。我知道還不是時候，但已經快到了。」
2018年，在我的母親克洛伊·澤維克彌留之際，我還從未聽說過臨終幻象。當她的護士告訴我她出現了我們當時稱為幻覺的現象時，我只是憑直覺行事。媽媽95歲了，在哈德遜河谷的家中接受安寧療護，她患有肺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幾乎無法離開病床。安寧療護醫生給她開了阿片類止痛藥，並讓她服用抗精神病和抗焦慮藥物，以控制所謂的幻覺，他擔心這些幻覺會妨礙她入睡。媽媽的幻象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些藥物導致的，但正如克爾所解釋的，藥物引起的幻覺中不排除有自然產生的幻象。它們可以並存。
對於我的母親，我本來就明白她的想像世界是值得尊敬的。我知道藥物引起的幻覺是什麼樣子和感覺。大約在她去世前10年，媽媽不慎摔傷了脊椎。當地醫院的醫生讓她服用阿片類藥物來控制疼痛，這讓她像變了一個人。她說，醫院的牆上爬滿了蜘蛛。她把病友的床當成了火車月台。更糟糕的是，她否認我愛她，說我從沒愛過她。我們給她停藥後，這些幻覺就消失了。
她在生命盡頭的幻象則完全不同；這些幻象與她漫長的一生密切相關，給她帶來了深深的慰藉和喜悅。她對我說：「你知道嗎，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煩惱。」我記得當時我感到如釋重負。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健康衰退之後，她似乎終於找到了平靜。
在她去世的前一天，當她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時，媽媽說出了一個消息，她說：「我有一個新領路人。」
「是誰？」我問。
「馬克。他會帶我去對岸。」
她說的是我的丈夫，他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家中活得好好的。
「這太好了，媽媽，但我也需要他陪著我，」我說。「你覺得他兩件事都能做到嗎？」
「啊沒問題，他很能幹。」
那天晚上，媽媽再次呼吸困難。「我在想來世，」她說，她在想我的丈夫，他將帶領她到達那裡。當晚值班的護士和我坐在她的床邊，看著媽媽的血氧量從68降到63，再降到52，一直降到第二天早上她去世。我母親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勇者。她害怕蛇、地鐵站台和任何疼痛。但她直面死亡，堅信一個深愛她女兒的男人會指引她前方的路。
「你覺得這會發生在你身上嗎？」有一次提到她的幻象時，她這樣問我。
「可能這是基因里的，」我說，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體驗是我們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