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書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學校，由著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1949年秋天創辦的，學生人數不多，也都是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從此我變成錢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後的學術基礎。
錢穆先生是中國文化的維護者，一般稱之為傳統派，恰恰與西化派是對立的。他承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學術上有開闢性的貢獻，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適、陳獨秀等人對中國傳統的否定態度。坦白地說，我最初聽他講課，在思想上是有隔閡的，因為我畢竟受五四的影響較深。不過由於我有九年傳統鄉村生活的薰陶，對於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我並無強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後，我又讀了一些文化人類學的著作，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連續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盤西化的主張。但是我繼續承認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對於錢先生的文化觀點有距離，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在中國史學上的深厚造詣對我的啟示極大。我深知，無論我的觀點是什麼，我都必須像錢先生那樣，最後用學問上的真實成就來建立我自己的觀點。我必須暫時放下觀點和理論，先虛心讀古人的經典，而且必須一部一部地仔細研讀。我不能先有觀點，然後在古籍中斷章取義來證實我的觀點。這樣做便成了曲解誤說，而不是實事求是了。
另一方面，我也始終沒有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慾望。我依舊希望以西方為對照，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異同問題，一個世紀以來都在困擾著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我也繼承了這一困擾。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並且是現實問題。中國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又可能走哪一條路?要尋找這些答案，我們不能只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在20世紀有巨大的進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它的進步是愈來愈專精，代價則是分得過細之後，使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怎樣在分析之中不失整體的觀點，對於今天研究歷史的人，這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帶著這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我最後到了美國。
美國的進修
我在新亞時代，在錢先生指導之下，比較切實地研讀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與此同時，我又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協會兩個圖書館中借閱西方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新書。但我在香港時對西方學問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膚淺的。1955年到哈佛大學以後，我才有機會修課和有系統地讀西方書籍。我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在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礎。在哈佛大學的最初兩三年，我比較集中精力讀西方的史學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課程包括羅馬史、西方古代與中古政治思想史、歷史哲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等。我並不妄想在西方學問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識，以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參考資料。
由於我從童年到大學時代都在戰爭和流亡中度過，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按部就班的知識訓練，我對於在美國研究院進修的機會是十分珍惜的。從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時間在哈佛大學安心地讀書。第一年我是訪問學人(visiting scholar)，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嚴格的學術紀律的階段。這一段訓練糾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風，我縱然能博覽群書，最後終免不了泛濫無歸的大毛病，在知識上是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創穫的。儘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認識到學問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中國古人所說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的運氣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錢先生，在哈佛大學又得到楊聯陞教授的指導。楊先生特別富於批評的能力，又以考證謹嚴著稱於世。他和錢先生的氣魄宏大和擅長總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銳利、分析精到和評論深刻。
這是兩種相反而又相成的學者典型。楊先生和日本漢學界的關係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宮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楊先生的鼓勵之下，我也對日本漢學界的發展一直在注意之中。這又是我在哈佛大學所獲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於時間所限，關於在美進修的一段，只能簡單敘述至此。我在學問上走過的路，以上三個階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後來三十年的發展都是在這條路上繼續走出來的，就不能詳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