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年輕人
青春是一種習得性無助。從青春剛發明出來的時候，這種基調就奠定好了。從那以後，青春只剩下無盡的揮霍。
從《新愛洛伊斯》（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1761）到《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1774），短短几年時間，青春就被發明出來了。但是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時代被感傷和悽美緊緊包裹著，一開始就有一種迷人的絕望氣質。
青春就這樣被發明出來了。在那以前，我們並不知道童年與成年之間有一個過渡階段。
依據古代羅馬習俗，男子14歲、女子12歲就達到婚齡。這一習俗沿用到宗教改革時代的歐洲。英國國教脫離天主教以後，仍然沿襲了這種傳統。¹到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時代，雖然其劇作人物羅密歐與朱麗葉也大致處在這個年紀，但是當時英國更常見的婚齡一般超過20歲。²這種情況表明從兒童到成年人的轉折階段古代人與現代人存在較大差異。中國歷代禮法婚齡和實際婚齡通常也混亂不堪，同樣也說明青春曾經只是一個可長可短的模糊階段。³不僅如此，我們對兒童和成年人的認識也可能是含混不清的，就像我們實際上並沒有摸到青春的邊界。
莎士比亞的青年還沒有被賦予一種容易碎掉的時代氣質。不管是想像的雅典，還是伊利里亞（Illyria），又或者維洛納（Verona）跟丹麥，青年們並不屬於「我們的時代」。
莎士比亞的年輕人有一種永恆氣質。他們是停止生長的。他們從來不處於兒童向成年人過度的階段。既不是兒童，也不是成年人。不管是在亞芬（Avon）河畔的皇家莎士比亞劇場，還是在百老匯，即使演員是清一色的日本人，莎士比亞的年輕人只有短短的幾天生命。他們的人生永遠在同樣的日子裡重複出現。就像是伍迪·艾倫（Woody Allen）電影《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1985）里，每天穿著同樣的衣服、梳著同樣的髮型、講著同樣的台詞，按部就班反覆表演同一段故事的電影演員。他們的人生就像是被囚禁在角色里。即使他們中一些人從莎士比亞戲劇中叛逃出來——正如後現代戲劇常見的爛俗情節那樣——闖入不屬於自己的劇本中，被化妝師重新擺弄，開跑車、跟毒販火併，不肯回到自己原先劇本中……以及其他可能的越界行為（métalepse），即使如此，他們仍然有一種超越時間的永恆氣質。只要他們還是他們自己，他們就永遠停留在他們意識不到的青春中。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青春並沒有發明出來。
社會的不成熟性
1982年，美國紐約大學媒介理論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童年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一書，提出了一個至今聽起來還有點聳人聽聞的說法：童年正在消失。
依據尼爾·波茲曼的說法，童年並不是由來就有的，而是隨著特殊媒介出現而產生的，也可能隨著新媒介出現而消失。印刷術和讀寫能力推廣無疑對童年產生有決定性作用，在那以前的時代，兒童跟成年人並沒有截然分別：「童年」這種觀念還沒有發明出來。隨著印刷術和現代教育逐漸形成，兒童逐漸因為讀寫能力跟成年人區分開來，而且兒童逐漸被集中到學校里，而不是在工廠和農田裡跟成年人一樣幹活。但隨著電視機出現，童年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兒童的世界越來越犬牙交錯地混雜和重疊在成年人的世界裡，以至於兩者很難重新分辨開來，就好像童年消失了一樣。
在尼爾·波茲曼看來，童年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成年人獨占了某種形式的信息，然後分階段授予給孩童，而使童年維持下去則有賴於管理信息和依從某種順序學習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析出來的其實是成年，因為成年大體上是印刷媒介的產物，尤其是基於讀寫能力，產生了一系列有別於兒童的品質，比如自制力、對延遲滿足的耐受性、進行概念和邏輯思考的複雜能力、對歷史延續性和未來的憂慮、對理性以及等級秩序的高度評估等等。這種讀寫文化，在電視產生後，被排擠到邊緣地帶，於是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形式上弱化的成年形態：成年兒童（adult-child）。⁴
「adult-child」這個概念在本書中很少引起重視，這是有點奇怪的事情。畢竟這個概念並不是一筆帶過，而是專門有一個章節來講這種奇特現象。尼爾·波茲曼的意思並不是從病理學或心理學層面上將「成年兒童」視為一種失常。
「成年兒童」指的是在智力和情感上缺少成年人特徵、尤其沒能與兒童顯出重大分別的大人（grown-up）。⁵這種情況在當今社會仍比較常見，比如喜歡二次元文化的日本「御宅族」群體，就經常有三四十歲成年人抱著漫畫啃，或者對動漫人物痴迷到病態的地步。但尼爾·波茲曼的意思稍有不同。比如他認為「成年兒童」在中世紀是一種常見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文盲率高，缺少文化環境來塑造和培養成年人。尼爾·波茲曼強調，電視文化所代表的圖像化的敘事模式，是一種在複雜性和成熟性方面均低於文字闡述性的形態，而圖像和故事搭配——童書常見形式——是兒童用來理解世界的形式，而今成年人也暴露在這種認知模式中了。也就是說，成年人的認知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兒童化了。⁶這是感知世界和社會秩序的兩種不同形式發生了融合現象。隨之而來的，還有對政治、商業和社會問題的兒童化感知（childlike conception）。⁷後面這種情況也很常見。比如涉及到政治諷刺的時候，中國網民對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批評經常被轉化到對「小熊維尼」（Winnie-the-Pooh）的漫畫式醜化上，其中很少指涉深刻的政治和社會見解，更多隻滿足於兒童化的象徵性願望實現（比如象徵性羞辱）。
成人世界和兒童世界的重新融合現象，也暴露出社會的不成熟性（immaturity）問題。在這種語境中，不成熟性具有一種奇特的天真形態。簡單地說就是，有一種單向度的、簡單化傾向。這種傾向不僅排斥複雜性，還以一種簡單信念來強化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比如「資本主義就必然剝削」這種論斷，就很像一種原始的、孩童般的宗教信念。德國弗萊堡大學神學家約阿希姆·倪歌（Joachim Negel），在研究德國宗教哲學家彼得·伍斯特（Peter Wust）的時候，注意到伍斯特有關「第一天真」（primäre Naivität）向「第二天真」（sekundäre Naivität）轉變的三個階段。處在「第一天真」階段的人像兒童一樣對世界抱著簡單信念，到第二階段則像成人一樣質疑和懷疑，到「第二天真」階段就在信念和懷疑之間保持某種某種微妙平衡。⁸
「成年兒童」呈現出來的不成熟性更像是處在前反思階段跟反思階段混淆不清的情況，並沒有達到「第二天真」階段的微妙平衡（或者說是完全失衡）。也就是說，看上去像是反思性，其實卻有著不成熟特性：就其反思性而言，接近成人；就其不成熟性而言，其反思性又是單向度的、簡單化傾向，故而接近兒童。這種不成熟性事實上更接近一種激進主義。因為激進主義就有這種典型特點：既有反思性的一面，又有簡單化的一面；當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並不足以概括情境的複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