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的三十五周年紀念日臨近，特區當局以「煽動意圖罪」拘捕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及另外五人（警方之後再拘捕多一人，至今被捕人數增至7人），指控他們趁著某個「敏感日子」快到，連日在臉書群組「小彤群抽會」貼文，企圖煽惑他人仇視政府。
今次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後首次執法，保全局長鄧炳強解釋警方行動時，理應以理服人，讓人看到新國安法的好處，例如怎樣保護國家安全又尊重人權。不過，鄧炳強卻語焉不詳，連何謂「敏感日子」也說不清，更不要說六名被捕人士如何牴觸國家安全法。市民若因此認定《國安法》有欠公允，或者執法者濫用權力，從而不滿甚至仇恨政府，特區當局無從向任何人追究。
鄧炳強沒有回應「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1989年6月4日），即北京用軍隊血腥鎮壓市民，以平服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那一天。不過，一個不回應引伸出三個問題。一是「敏感日子」若是警方控罪的一個考慮，究竟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哪一章哪一條？二是假設有此一條，即「敏感日子」不可以在臉書貼某些文章，那麼「不敏感日子」便可以吧，那麼離開「六四」多久，日子才算不敏感呢？三是除了「六四」之外，還有其他「敏感日子」嗎？警方可否列出「敏感日子」的清單呢？不可以的話，法律界線便模糊不清，市民又如何事前知所進退，而法律規範不明確，當局牴觸法治的基本要求，又怎能要求市民守法呢？
鄧炳強沒有說出六月四日是「敏感日子」也是情有可原的。這一天，史稱「六四事件」（或「六四屠城」），根據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鄒讜所指出，中共以殺傷性武器鎮壓「它統治下的非武裝民眾」，既代表中共「在道義上的失敗」，也反映當局威信耗盡，喪失對社會、文化、道德等等的領導地位，因此無力發動社會的力量支持政府，抗衡民主運動，最後只能塗炭生靈，以赤裸裸的暴力解決問題。到今天，是非分明，北京也無法洗白，只能強稱血腥鎮壓換來經濟繁榮。一個北京也不願提及的日子，香港地方官不能坦白面對，也不算意外。
更重要反而是，迴避這個日子，也就迴避了一個重大的法律問題。每次哀悼「六四」，難免涉及兩點。一是重提歷史，一個國家以暴力鎮壓平民還堅決否認責任，形象有損在所難免；二是不論嚴詞譴責國家暴力罪行，或者檢討歷史以免悲劇再次發生，都依據事實，並非捏造。因此，悼念活動之中的言論或有損國家尊嚴，但在文明社會可當作有事實根據的公允評論，公開提醒鎮壓人民的政府，需要根據真相承擔責任，解開歷史的結，不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反觀新《國安法》下，市民追究「六四」的責任，批評中央政府犯錯，雖有事實根據也不足夠免除法律責任，因為批評的目的還要是改善憲制秩序或改善政府施政，但支聯會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不會被視作改善建議而免除刑責，反而只會罪加一等。不錯，《國安法》容許批評的目的是勸說任何人以合法途徑改變政府政策，但適用範圍限於「中央就特區依法制定的事項」，或者「特區依法制定的事項」，並不包括依法改變大陸的制度。
其實被指「煽動意圖罪」的貼文內容溫和，大多涉及鄒幸彤參與「六四」悼念活動的經歷、感想、有關新聞報導，即使有相片內有「平反六四」，或者個別地方提及支聯會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主要目的相信是以記憶對抗遺忘，並無激烈的措辭，也無呼籲、主張甚至提及市民參加「六四集會」或其他抗議行動。
這些貼文沒有任何行動呼籲，竟被當局指為煽動仇恨，根本就言不由衷。假如執法當局認真對待自己提出的指控，早應要求臉書馬上把貼文下架，甚至如對付「願榮光歸香港」一曲那樣，申請法庭禁制令，隨之而後快，又怎會讓當局認定有煽動意圖的貼文繼續流傳，閱讀人數與日俱增？
老實說，如果這些貼文也會挑動大家仇視政府，以鐵腕禁制分享經驗，侵損言論自由，又任意以國安重罪加諸市民，約束人身自由，又怎會不令人加倍討厭政府？當然，執法高官有煽動市民不滿政府之實，仍可免受法律制裁，因為他們無煽動意圖，國安法也就不能追究了。
不過，儘管執法者的安全可保，卻暴露出國家安全的軟筋，在於《國安法》只考慮受疑者的意識，卻不顧行為的後果與前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