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包括在北京大屠殺之前被當局秘密逮捕的幾個知識精英、以及大屠殺之後公開通緝的幾位重要的知識精英，他們都沒有在西方學習和工作的經歷，更是和西方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充其量不過是接受了普世主義，接受了人道主義。這些人大多都是中共黨員，他們甚至是理想主義者。其中，被鄧小平點名斥責為「全盤西化」的三個典型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更是在青少年時期就加入中共的組織，而且，長期在體制內工作。只是由於文革前那些年的慘痛經歷，讓他們意識到，中共的體制存在嚴重的問題，導致他們主張進行全面的改革。這裡，列舉一段方勵之的話。方勵之在被鄧小平斥責之前，經常進行演講，其中一次在演講中談到中國的人大，他說，你選上了這屆人大代表，你五年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去說話。美國國會撥給每個議員一大筆活動經費，他可以僱人去調查某個問題，也可以自己去調查，調查出來他就到議會上發言。這並不是為難政府，而是對政府有利，對人民有利。如果我們也這樣做，這並不需要改變體制，也不會改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九八六年九月方勵之做的演講中的一段話。中共當局說他們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根本就是誣陷。顯然，這些知識精英，他們思考問題的立足點和著眼點都是中國，甚至是中共，而不是西方；他們這些知識精英是親中國，愛中國，而不是親西方。他們後來流亡海外，完全是迫不得已。說他們親西方，既不符合邏輯，更不符合事實。
更重要的是，這場規模空前的學生運動，根本不是人數不多的知識精英和少數受其影響的學生發動的，他們根本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這場運動完全是自發的，無組織的，是在胡耀邦意外去世後，無數學生對那些年來中共當局的錯誤施政、特別是對反自由化運動做出的自然反應。他們最初，不過是替胡耀邦遭受的磨難感到不平，對胡耀邦對知識分子的寬鬆表示感激。當然，中國經濟出現的嚴重困難，社會腐敗現象瀰漫，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也是讓學生心懷不滿的一個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能把學生運動和社會割裂開來，學生運動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直接的關係。趙鼎新博士在導論中承認，在80年代曾經發生過成百上千次的集體行動。他這裡所謂的集體行動，應該就是最初被中共定義為「群體性挑釁」、後來改稱為「群體性事件」的抗議活動。這些群體事件的主體大部分都是工人和農民，而不是學生和知識分子。難道，這些人起來，也是知識精英煽動的嗎？顯而易見，在當時，對中共政權不滿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學生不過是表現得更加理想主義，更加單純。
趙鼎新博士這部著作還談到了另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大部分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何對現實不滿。他認為，一些沒怎麼受過教育的人，或是一些同政府官員有關係的人，成了第一批暴發戶，這個情況刺激了學生和知識分子。這句話，似乎在暗示學生們是基於自身學識的優越感，而感到憤憤不平。其實，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厭惡暴發戶和那些人的受教育程度無關，只是因為他們發財的方式不道德。真正刺激學生和知識分子的，並不是沒怎麼受過教育的人，而是那些依仗權力發財的人。事實上，學生運動自始至終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反腐敗、反官倒。所謂官倒，就是利用權力，倒賣國家管控物資、乃至倒賣政府批文的那些人。
另外，趙鼎新博士還提到，8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深陷危機，知識分子生活水準下降，學生畢業後要找個稱心的工作也倍加困難，面對這個現實，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情緒沮喪。毫無疑問，中國經濟深陷危機會讓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情緒沮喪，但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情緒沮喪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個人因素，特別是當時的大學生主要還是由國家分配工作。當時，大學的招生人數只有幾十萬，相對於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真是微不足道。特別是位於北京的名牌院校的學生，更不必擔心就業問題，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考慮到海外留學。至於趙鼎新博士所說的，大部分學生支持八九學運的初衷都是出於經濟和其它利益上的不滿，他們認為一些改革政策減少了自己的收入，並阻塞了向上流動的渠道。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說法根本就不是事實，對於在校的大學生來說，根本就談不上什麼收入減少的問題，即使畢業了，工作由國家分配，工資由國家確定。至於向上流動，更不是普通大學生所考慮的事情。當時，民眾和大學生對新的世襲制的出現確實極為憤恨，對於那些無德無能的中共高幹子弟大批做官感到不平。這只是基於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上的批判，並不涉及個人利益。大家知道，不是誰都可以做官，也不是誰都要做官。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確實是憂國憂民，乃至，頗有些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情懷。平時，他們只是找不到報國的機會，有些人選擇了消沉，或者無所事事。正是八九學生運動，給了這些青年學子施展抱負的空間和時機，他們便奮不顧身地投入其中。
趙鼎新博士認為，在整個運動期間，學生們通過要求政治改革來挑戰國家。這應該是趙鼎新博士對這場運動的關鍵性定義。他說，「在某種程度上，這場運動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失敗了的革命。假使它像在東歐國家發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樣成功，那麼，它不僅會推翻政府，而且，將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帶來劇烈的變革。」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論斷，基本上是中共當局指責學生運動的言辭的另一種形式的表述，在本質上和中共的說法並無二至。事實上，學生們並沒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口號和要求，就是在以生命為代價進行的絕食請願的過程中，也只有兩個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學生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的、民主的學生運動。公民請求政府和自己平等對話，這難道不是最卑微的要求嗎？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稱自己是公僕，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應該在人民面前更加謙遜一點嗎？把學生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最優秀的赤子之心，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學生們當然憤恨難平。而讓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不正是認可政府的表現嗎！這哪裡有什麼革命？
至於趙鼎新博士提到的，假使它像在東歐國家發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樣成功，那麼，它不僅會推翻政府，而且，將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帶來劇烈的變革。只是，趙鼎新博士的這個假設，忽視了中國和東歐國家重大的不同。東歐國家民主革命浪潮的成功，得益於東歐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基本上都是蘇聯的代理人，缺乏統治基礎，長期都受到國內民族主義力量的挑戰，以及宗教力量的抵制。一旦失去了蘇聯的支持，這些政權自然就會土崩瓦解。而中共政權早就擺脫了蘇聯的控制，而且，在中國建立了空前嚴密的極權統治。當時的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反對力量，更不可能推翻中共政府。所謂學生運動一旦成功，就會推翻中共政府的說法，完全就是「一錢斬吏」的邏輯。古時，有個小吏偷了一文錢，結果，被殺掉了。理由是，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按照這個邏輯，所有的小偷都應該殺掉，所有的罪犯都應該處死。這其中的荒謬顯而易見，中共指責學生就是這個邏輯。作為一個學者，做這樣的假設，很是奇怪。
趙鼎新博士在其著作中，最重要的論述是解釋八九民運悲劇結束的原因。他認為，國家上層精英集團和一般民眾對於國家合法性有著不同的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導致雙方的對抗無法化解，最終當局只能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只是，趙鼎新博士的這個論斷，也大可質疑。按照趙鼎新博士的說法，當時的大部分中共高層精英仍然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共高層精英認為，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上；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卻是依據政府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
姑且承認趙鼎新博士對中共高層精英的判斷，問題就在於，學生和一般民眾根本就沒有質疑過中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甚至說，學生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英特納雄耐爾一定會實現。而且，學生的抗議，正是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相信共產黨是為了理想，而不是私利。特別是，在四二六社論之後，學生們最核心的訴求，是要求政府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的，而這個國，當然是中共統治下的國。要求政府承認他們愛國，前提當然是他們承認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學生們認為，中共只是一群毫無理想的土匪、一幫毫無信念的光棍，他們絕對不會向中共政府絕食請願，更不會一再要求這個政府承認他們愛國。可以說，從頭至尾，學生們都沒有質疑這個國家的合法性，沒有質疑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學生們只是抗議這個政府不民主，而且無能，而民主恰恰是中共自己提出的政治口號。趙鼎新博士認為，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是依據政府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這種說法在平時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針對八九期間的情況，這種說法明顯把學生抗議活動的精神給閹割了。學生們要求政府傾聽百姓的呼聲，實現民主，而政府在經濟上和道德上的糟糕表現，只是引發學生抗議的一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