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所謂的中共高層精英是真的把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上嗎？或者說，中共真正信仰的意識形態究竟是什麼？其實，根本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是槍桿子裡邊出政權，是打江山坐江山。說得斯文一點，就是堅持中共的領導。因為，單單信仰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不能推導出，必須軍事鎮壓學生運動。在這部書中，趙鼎新博士特意提到後來逃離中國的許家屯先生，說他即使到了美國，還一直信仰共產主義。其實，不僅許家屯信仰共產主義，趙紫陽、胡耀邦，乃至上書反對軍隊進城的葉飛、張愛萍、蕭克等七位上將，也都信仰共產主義，至少，這些人到死，都是中共黨員。然而，他們冒著巨大的風險，反對軍事鎮壓。此外，還有公然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以及消極對抗的28軍軍長何燕然、政委張明春等人，他們難道不信仰共產主義嗎，否則，怎麼能夠成為中共軍隊的重要骨幹？顯然，共產主義信仰和共產黨政權並不能劃等號，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解釋中共高層精英對國家合法性的認知，進而推論，中共高層基於共產主義理想而鎮壓學生運動，這種論斷根本就不能自圓其說。
其實，在書中，趙鼎新博士也明確提到，「在80年代的中國，國家依然以四項基本原則的意識形態術語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並將其寫入憲法的序言。」而這四項基本原則，當局最在意的就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共的領導，這兩條其實是一回事。至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是一句空話，因為，鄧小平本人都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怎麼搞社會主義，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可以說，中共確立國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絕對權力不容挑戰，領導人的絕對權力不容挑戰。也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說明黨國國家的性質。
讓鄧小平等人感到緊張的是，經歷了慘痛的文革之後，中共的高層精英中，很多人痛定思痛，已經明顯不贊同無產階級專政，不贊同領導人獨裁，而認同和主張民主制度，這就是鄧小平最為惱怒和忌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這其中，就涉及胡耀邦和趙紫陽——文革後兩任中共的總書記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若真是沿著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路子走下去，相當長時間內，中共未必會失去政權，但是，鄧小平個人可能很快就會失去絕對權力。
需要指出的是，八九學生運動爆發後，特別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請願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響應和支持。不僅教授、學者和普通的民眾公開支持學生，就連官媒的記者、警察、法官、乃至軍隊的文職人員和基層軍官都公開站出來，支持學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費孝通、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這４個民主黨派負責人致函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緊急呼籲中央黨政主要領導人儘快同學生對話，他們的信件就刊登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信中寫道，我們認為，這次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與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張是一致的。對於學生的合理要求，我們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民主黨派從來就是中共的附庸，這一次四位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的作為，是極為罕見的。這足以說明，當時的民心所向，而中共當局在政治上顯得極為被動。應該說，按照趙紫陽的思路，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破解困局，已經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也是可以實現的。
趙鼎新博士在書中也提到，北京各行各業的市民都參加了遊行、敦促政府迅速跟學生談判並化解危機。在這些遊行隊伍中，甚至包括一些傳統意義上的政府的骨幹力量，如中低級官員、警察和解放軍軍官。書中還提到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事情：新聞出版總署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機構，直到5月18日，仍未有人去遊行。該單位的許多職員都感到非常難受，有的職員甚至公開在單位說：連國務院和殘疾人都上廣場了。在北京，只有兩個單位還沒上街，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另一個就是我們單位。（趙鼎新142頁）
這裡，順便提一下，這部書的第五章，是趙鼎新博士整理的一部「八九學運簡史」。在這部簡史中，趙鼎新談到了絕食請願以後，成千上萬的學生以外的參與者。只是，他並不認為，那些人支持學生。他寫道，我要強調的是，此時參與運動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出於對身體已經很虛弱的絕食學生的同情。而且，這一時期的大部分遊行在組織上都帶有半官方色彩。
其實，過分強調參與運動的大部分人，只是出於對絕食學生的同情，不僅不符合事實，也明顯有違人的正常情感。要知道，學生絕食並非無緣無故，自傷自殘，這一點所有參與運動的人都非常清楚。他們不可能對於絕食多天、隨時都可能死亡的學生抱有真切的同情，卻對政府的冷漠和強橫無動於衷。不可能不去想學生的訴求，不可能不理會政府的頑固堅持。可以想見，對絕食學生同情越深，對強橫政府的憤怒就會越烈，這是正常感情的一體兩面，根本不能分割。如果僅僅只是同情這些學生，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最高當局頒布戒嚴令後，北京有成千上萬的各界民眾，不惜犧牲身家性命，湧向街頭阻攔軍隊強行進城，甚至，在軍隊開始大屠殺之後，還有無數的民眾進行抗議，這其中，很多都是體制內的人員。需要強調的是，儘管是在那個特殊時期，上街遊行依然還是屬於政治行為，依然有政治風險，故意排除成千上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的政治意涵，忽視民眾對政府的反感和憤怒，顯然是別有懷抱。
至於大部分遊行在組織上都帶有半官方色彩，這種判斷可能只看到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內在的實質。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不光北京市，一些周邊省市的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相當規模的遊行活動，就連很多事業單位、乃至政府機構都有大量的人員參與。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氛圍中，人們向學生運動表示支持，合情合理，但是，並不合規矩，而且，確實存在政治風險，所以，很少有單位的黨政領導直接出面，但是，他們也無法阻止其他人參與，領導不便公開支持，更不敢公開反對。所以，就像趙鼎新在書中提到的，他們一般是默許。也就是說，是官方機構的人員參加，卻並不具有官方色彩。當時，社會上對此並非不清楚。這正是最高當局感到恐懼的原因，這樣下去，大家都會倒向學生，他們會真的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顯然，學生並沒有推翻中共的意圖，但是，中共內部有可能出現對最高領導的質疑，出現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質疑。支持學生，支持民主，當時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這恐怕才是鄧小平真正感到恐懼的原因所在。這樣下去，雖然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但是，中共內部或許會有人取代鄧小平。應該說，鄧小平等人的緊張，也並非毫無緣由。鄧小平未必懂得什麼極權主義的理論，未必知道極權政體的特徵，但是，他知道絕對權力的重要性。他知道絕對權力一旦受到挑戰，擁有絕對權力的人就可能失去絕對權力，那就會失去統治的意義。鄧小平要的就是他說了算。鄧小平殺學生，重在警告中共內部。為了維護他的獨裁者的地位，鄧小平撕下一切偽裝，赤裸裸地用屠刀摧殘公義、用強權取代公理。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給中共的統治製造合法性危機，在這一點上，他和獨裁者毛澤東沒有任何區別。
在導論的最後，趙鼎新博士特意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對這項研究工作的認真和仔細，那就是他對「新華門慘案」的分析。在4月19日晚上，很多學生來到新華門前，呼籲中共當局對學生的請願做出回應。結果，遭到了軍警的驅趕和毆打，個別學生傷勢嚴重。需要指出的是，衝擊新華門，學生沒有歹意，更不會去打砸搶。他們只是想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讓他們知道學生的存在。畢竟，在政府和人大，學生沒有自己的代表，這個政府又不在意學生的感受，不理睬學生的請求。學生不得不做出極端舉動，逼迫當局做出回應。
趙鼎新博士確實收集了許多資料，也對資料進行了仔細推敲和篩選，最後，他「不失信心地總結如下:在那天晚上確實發生了警察和學生的衝突，警察也確實打了一些學生，但是，所謂的「新華門慘案」則很可能是沒有根據的謠言。」他的依據是，有學生流血，是因為，他們打碎押運他們的公共汽車玻璃，自己不小心被玻璃劃破。確實，是有學生被玻璃劃破，但是，這並不能排除有學生流血、甚至重傷、是由於軍警的殘酷毆打。吳仁華就明確記錄了一位在當天參與新華門抗議的學生，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個學生就是政法大學的王志勇，他的頭顱破裂，縫了三針，多處淤血，兩眼充血，眼眶發烏，左眼無法睜開。
當時，政法大學就把王志勇的血衣掛在校園內，看到血衣的學生，無不憤慨。下午，出現了標題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的大字報。該大字報被複印成傳單，在各大高校廣為散發。北大、人大、清華也出現類似的大字報，知名的有《新華門血案》《血》《「420」慘案》。而且，就在他們準備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路上，他們沿途對背有照相機的人詢問是否是記者，向他們講述「新華門事件」和王志勇被打經過，請記者到學校去看血衣和醫院證明，要求新聞界為他們說公道話。這個事情在當時極為轟動，影響非常之大。實際上，無論是在八九年之前，還是在八九年之後，這樣的事例難以盡數，更何論中共還製造了64北京大屠殺這樣震驚世界的慘案。回過頭來再看新華門血案，確實感覺，當時這些涉世不深的學生在激憤之下，對這個事件的表達是有些誇張。但是，新華門血案的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趙鼎新博士幾乎是搜集盡了各種資料，然而，王志勇這樣一個重要的證據卻被排除在外，反而認定，「新華門慘案」很可能是沒有根據的謠言。就這一點來說，趙鼎新博士這個著作很不嚴謹，甚至，很不嚴肅，它的客觀性非常值得懷疑。
也許，趙鼎新博士認為，王志勇遭到軍警毆打的地方，並不在新華門前，而在距離新華門不遠的地方，因而排除在外。需要強調的是，新華門慘案是軍警殘酷毆打前去新華門抗議示威的學生，事件的核心是流血，而不是地點。就如同當年人們說64天安門大屠殺，核心是大屠殺，而不是地點天安門，天安門只是這場大屠殺一個抽象性的標誌。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這種話，來否定天安門大屠殺，完全是無恥的詭辯。
64北京大屠殺之後，中共當局編造了一整套謊言，為他們的陰謀和罪惡進行辯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當時北京市長向中共人大宣讀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只是，剛剛經歷了這場運動的人根本就不會相信那些顛倒黑白的鬼話。然而，自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開始高速增長，時過境遷，一些對八九民運的敘事也明顯發生了改變，甚至有人認為，軍事鎮壓是唯一的選擇。殺人是不對的，但是，不得不如此。就這一點來說，趙鼎新博士的這部專著，有相當的代表性。從整部書看下來，趙鼎新博士似乎在建立一個八九民運的完整的、特別敘事，重構這段歷史。只是，他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和解讀，都距離真相甚遠，很多論點更是自相矛盾。
趙鼎新博士的專著中有這樣一段話：當時中國政府幾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可惜都沒有奏效；最後，留給領導層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鎮壓，要麼就像東歐共產黨國家領導那樣下台。但是，當時大部分國家領導人早在共產黨上台之前就參加了革命，無論是改革派還是強硬派，讓他們放棄數百萬同志用生命換來的權力，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軍事鎮壓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趙鼎新博士的這個結論，是經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事實。
趙鼎新博士隨後說，我這裡的分析並不是為殺戮製造合法性，殺戮平民這一事實的本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辯解的。對此，我想，讀者自有公論，歷史也會說話。
謹此，八九的英靈永遠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