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里，聚集了中國科教圈最頂級的大佬們。
北大、清華、復旦、南開、中科院……都來了人。校長副校長就有好幾位。
他們在舉行一場會談，主持人是鄧公。
至於談什麼，這些大佬還不知道。直到鄧公開口說：科技、教育荒蕪一片，希望大家提點建議和要求。
剛經歷了一個十年，大家都體驗過話多的下場。現場30多人，沒一個敢吭聲。
相互推讓一番後，大家一致同意，誰年齡大誰先說。
已經80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顫顫巍巍地站起來，一開口就是一番檢討：
我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今後一定要進一步下農村、下工廠，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好好改造。
有人看到鄧公皺了皺眉，知道這麼說不對。
第二個發言的是數學家蘇步青。他站起來，略帶委屈地說，自己手下原來有「十八條羅漢」（助手和博士），現在被下放得一個都不剩。
鄧公當即說，給蘇老配備助手。
大家明白了，這個會是解決問題的。
接下來的四天裡，這個會開成了訴苦會。
這場會議，以鄧公的一句話收尾。它改變了今後幾十年裡，中國人的命運。
今年恢復高考，否則又耽誤一代人。
全體代表聽到這句話，紛紛起立，跟端茶水的女服務員一起鼓起了掌。掌聲長達五分鐘。
01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這一年恢復高考，不是一下子就搞了個全國考試，而是先選了個試點。在廣西的百色，搞了個單獨高考。
理由是，這裡地處偏僻，經濟文化落後，暴露問題更加徹底。反正跟百色起義沒關係。
效果相當的好。
這套初中水平的高考試卷，百色的一個鎮上，44名考生數學加起來考了26分，人均不到1分。
有考生實在做不出數學題，直接在試卷上寫：
本人擅長解放台灣。
這給了其他省份一個啟示：出卷的時候，要考慮到廣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實際狀況，出的題要讓大家都能寫上兩筆。
於是，一批用心良苦的考題出爐了。
我大河南省的語文試卷，出了個命題作文《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很典型的一篇抒情散文，妥妥的送分題。
但大河南的老鄉也是真實在。有位學生寫道：
我們家沒有收音機也讀不到報紙，連毛主席紀念堂在哪都不知道，咋弄嘞？
詩人郭小川的兒子郭小林就寫得很好，提筆即答，一氣呵成，把自己都給寫哭了。果然有當詩人的氣質。
這篇作文在當時被當作全地區的範文，但沒有得到高分，理由是：
在「飛」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夠，對華主席歌頌得不夠。
結果，郭小林報考的北大中文系也沒考上。原本分數線只有150，但25歲以上的大齡考生分數線要250，他考了240多。從此與大學無緣。
這也許是幾十年來最早的一次年齡歧視。似乎在說，人到中年，就只配個250。
弗蘭的作文標題是《心中有話對黨說》。一位考生真情實感地把她愛上公社某男知青，而對方未作響應，她因此患精神病被送進醫院的過程，寫了下來。
出題老師卒。
而另一位考生，在這道作文里freestyle了一首詩：
萬惡四人幫，
該打八億槍。
要是允許打，
我開第一槍。
如此通俗易懂便於傳播的詩，想必判卷老師拍案叫絕。就這樣，他考上了湖南師範學院。後來學院升大學，他成了湖南師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院長。
同樣是弗蘭，數學考試，有考生做不出來，就給老師留言：
敬愛的老師，我是江家橋（不是江大橋）學校畢業的，我們那裡從沒見過這些稀奇古怪的英文數學（sin cos）。
遼寧語文試卷的一道古文翻譯題，選自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
有考生翻譯：
姐夫領著小姨子去游泳，到那裡後看見游泳的人很多沒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
語文題還能胡謅，到了英語就真不行了。
那年，北京市英語題的最後一道題是漢譯英：
我是紅星公社的一個新社員。兩年前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插隊設籍。在貧下中農的幫助下，我提高了政治覺悟，學會了各種農活......
不知道出題老師是不是照著毛選英文版出的。
有個姓易的考生，此時正在北京郊區的順義插隊。凌晨四點，他爬起來給生產隊做好飯後才出發去考場。這段話說的簡直就是他的人生。
不過寫出來也沒用，這一年除非報考外語專業，不然英語不計入總成績。最後他考進了北大經濟系，去年當上了中國人民銀行的行長。
在混亂和慌忙中恢復的中國高考，第一年錄取率只有4.8%。
為了把這不多的人才集中起來，當年招生辦法中規定：錄取學生時，重點院校有資格先挑。不管他們第一志願填的是啥。
大包幹發源地安徽鳳陽的一位考生，原本想著讀師範不要錢，第一志願填了安徽師範學院，結果卻被第二志願的北大錄取了，讀了法律系。
這位考生姓李，後來當過俺河南的省長。
02
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全國開始實行統一考試。
這時，我大河南的學霸屬性還沒有表現出來，在統一命題的條件下，河南文科的本科錄取分數線比北京低了34分，理科更是整整低了一百分。
當時的河南考生不知道他們有多麼幸福。時至今日，河南的985錄取率排名全國倒數第N，一本錄取率排名全國倒數第M。
N和M分別是多少，我不敢說，怕自己哭出來。
這年河南的文科狀元姓劉，考進了北大，後來寫了本書叫《一句頂一萬句》。
他曾經這麼大言不慚地描述自己考試時，往大腿上寫小抄的場景：
我因為當時從部隊回來，穿的是軍褲，然後我把褲子扒起來，有多少東西都可以，整個的世界，不管是歷史還是地理，還是什麼其他都可以，一個腿難道還承受不了？
劉狀元被錄取的中文系，是當時最火的專業。
那兩年，文史哲堪稱文科狀元的收割機，享受優先錄取的特權。中文系裡的文學和新聞這兩個專業的學生，走在校園裡臉都朝天看。
相反，最後一批挑檔案的，是財經院校。
有個姓肖的湖南考生，當年高考志願報的也是中文系，結果被數學拖後腿，調劑到了金融專業。拿到錄取通知的時候，都不知道金融是什麼。
畢竟，這時距離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還有12年。離他當上證監會主席，被編排進各種段子和漫畫，還有足足35年。
鑑於當時大學生是稀缺人才，加上包分配的制度，沒有一點就業壓力。77級北大新聞系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70多個學生，一個人可以填8個志願，橫掃央廣到紀委。
被分配到某工廠的一個同學，報到第一天被組織部負責人單獨留下來，對方拿出一沓彩色照片，沖他說：
這是中層以上幹部的女兒，你覺得誰合適我去給你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英語從此在高考中的角色不一樣了。
這年的高考，英語開始計入其他專業的總成績，先是按10%算，之後30%、50%、70%，逐年增加。
外語專業英語的分數線也一年比一年高，有個倒霉蛋就正趕上了這個過程，竟連續考了三年。
第一次高考，他報考了常熟師專英語系。英語考了33分，結果分數線是38分。
第二次，他英語考了55分，剛要大喜過望，一看分數線漲到了60分。
1980年，他第三次高考，英語考了95分，終於過了，被北大西語系錄取。
不過此時的他還想不到：
英語不是坑，是風口，而自己就是馬上要起飛的那頭豬。
他大三這年，英語按100%計入高考總成績，自費留學政策完全放開，托福考試被引入了中國。
而他，淘到了教中國人考托福的第一桶金。
和俞敏洪一樣高考了三次的，還有一位看不上錢只想當老師的馬同學，後來被尊稱為馬爸爸。
他第三次考的1984年，因為待遇太低，教師專業相當被冷落，好多都降分錄取，仍然沒有招滿。這挽救了他。要不然，他可能連老師都當不了，只能數錢了。
因為這事，山東一位高中老師給人民日報寄了一封信，被刊登在教育專版上，題目叫《值得憂慮的一個現象》：
師範院校的招生名額，幾乎總占招生名額的一半，而第一志願報考的人數卻是零。這個現象能不使人感到憂慮嗎？這說明，教師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並沒有真正的提高。
這封信被一位領導人看到，做出批示：
這個問題要引起重視，師範院校學生的質量保證不了，對今後的教育、對四化建設各方面的影響都很大。要繼續想一些辦法，幫助教師主要是中小學教師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如住房問題。
後四個字請自行重複一遍。
於是，當年就有規定，師範類學校可以提前調檔。它們突然就有了當年北大那樣的特權。
於是，這一年一大批考生的命運都被改變了。
比如北京55中有個女生，高考時填了十個專業，第一個是北大中文系，最後一個是首都師範大學。
結果，這所她最不想去的學校直接跳過了前九個志願，把她擇走了。開學第一天她就要求退學，未果。
後來，她不甘心地當了多年教師，終於進央視當了主持人。
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工商銀行的成立，外加中國人民銀行為核心，專業銀行為主體的銀行體系形成，讓整個銀行業突然變成了一片人才窪地。
只要是財經專業的學生，一畢業就會被銀行、審計等行業迅速瓜分。既有編制，又有高薪。
有學生為了進財經專業，寧願讀專科。一些財經類專科學校的分數線最後比本科都高。
不信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