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最強省撐不住了＊阿波羅新聞網

隨著四十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史無前例的停滯，廣東這個中國最具創業精神的省份面臨的痛苦愈發嚴重。

彭博的深度報導說，因為擔心自己落後於人，董怡達(音）搬到了中國科技之都深圳。2021年，27歲的董來到這座擁有1800萬人口的城市，發現這座城市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經濟潛力，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度確保了美國、歐洲難以企及的某種程度的正常狀態。

董此前一直在香港擔任記者，當時香港正經歷居民和企業外流，她希望趕上深圳的發展，在一家自動駕駛汽車初創公司擔任業務開發職位。

最初董陶醉於這座大都市的活力之中，這裡匯聚著許多中國最具雄心壯志的人。如今，30歲的她即將開始多年來的第三份工作，而最初的樂觀情緒已經消失殆盡。

在南山區的一家咖啡館裡，董喝著冰拿鐵說：「如果你去深圳的咖啡館，人們總是在談論如何賺錢。儘管近預售屋價有所回落，但白領工資停滯不前，許多人買不起房。即使是在周末，人們也在談論房價和學費。」

經濟壓力甚至蔓延到了約會中。她認識的男性都在仔細權衡潛在伴侶的收入和家庭背景，有些人甚至認為戀愛關係是他們無力負擔的奢侈品。

董的上一任男友為了專注於升職而離開了她。董說：「這已經不是愛情了，而是一場數字遊戲。」

隨著近40年來生活水平提高的勢頭出現放緩跡象，董女士是眾多對未來感到擔憂的中國人之一。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人口老齡化、習近平對私營部門的投資打擊、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以及房地產持續低迷等，具體影響因地區和行業而異。

但總體而言，許多中國人的經濟生活越來越不穩定，儘管官方數據顯示收入在增加，許多消費品的價格也在下降，這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

總部位於深圳的騰訊等科技公司已經裁減了數萬個崗位，去年6月，青年失業率上升至20%以上，之後政府採用新的統計方法，將這一數字降至約15%。據彭博社智庫估計，自2021年以來，住宅房地產價值在某些城市下跌了50%。同期，股市下跌超過三分之一，招聘平台智聯招聘對32%的受訪上班族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去年他們的工資下降了。

深圳和廣東其他城市的失望情緒尤為強烈，這個位於中國南方的省份是中國一直以來的繁榮引擎。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廣東從共產黨的正統路線中脫穎而出，成為吸引企業家的磁石。只要想到一家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公司，很可能就位於廣東：華為電子、比亞迪汽車和大疆無人機的總部都位於廣東。這些企業吸引了數百萬希望改善自身境遇的國內移民，他們有的在工廠生產智慧型手機，有的在辦公大樓交易科技股。

如今，廣東擁有超過1.2億人口，相當於菲律賓或日本的人口總數。

但僅憑創業精神，並不能保護廣東乃至中國其他地區免受經濟逆風的影響。雖然人們集體表達不滿的情況相對較少，但根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的數據，2023年廣東的抗議活動數量超過了中國其他任何省份，主要涉及未付工資和延遲的房地產項目等經濟問題。

房地產價格暴跌對廣東影響尤為嚴重，尤其是因為中國恆大集團（一家大型開發集團，現已基本破產）的總部就設在廣州。

習近平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振興經濟的措施，包括一項3000億元（410億美元）的計劃，鼓勵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購買未售出的住房。政府還大力支持官員們所說的經濟擴張的「新三駕馬車」：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

在這些行業中，中國領先於大多數競爭對手，儘管這一領先優勢可能會因美國和歐盟的關稅而削減。

這些政策可能不足以解決有關中國經濟模式的更根本性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向人民提供了一些人稱之為「心照不宣的交易」：作為對幾乎完全的政治控制的交換，共產黨將帶來穩定和日益繁榮。沒有人會真認為，當前的經濟放緩對政權構成生存威脅，對異議的嚴格控制和無處不在的監控使得有組織的反對派幾乎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決策者無法克服這種困境，那麼交易可能不得不改變，結果難以預料。

自202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戰略發生了巨大變化。

當年，北京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個月採取了積極的封鎖措施來遏制新冠疫情。同年晚些時候，政府出台了針對房地產企業的新債務準則，並大幅加強對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審查。這些監管變化影響了眾多私營部門，被理解為習近平發起的「共同富裕」運動的一部分。

運動的一些目標具有政治性：例如，減少名義上還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國內嚴重不平等現象。一些評論家還認為，運動旨在削弱私營部門企業家的權力，例如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

與此同時，習近平認為，現在正是控制借貸（尤其是地方政府和房地產企業的借貸）的時機，因為這些借貸正在以不可持續的速度擴張。相反，人們認為，中國最好將資源轉向高科技製造業，並鼓勵消費者將更多工資用於消費。

中國的儲蓄率位居世界前列，部分原因是國家提供的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相對較少。

房地產「三條紅線」等新政策旨在為房地產行業降溫，這些措施包括限制房地產企業從銀行借貸的額度，而房地產行業一度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在過去34個月中，100家最大開發商的新房銷售量有30個月出現下滑，一些城市有大量空置公寓。有30多家開發商拖欠債務，其中一些最著名的開發商包括總部位於廣東的恆大、碧桂園和萬科。

由於擔心直接救助開發商可能會導致所謂的道德風險，政府一直不願採取積極措施來拯救行業。

除了對建築工人或營銷人員就業造成明顯影響外，房地產市場的低迷也對家庭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許多中國人認為擁有一套房子幾乎是創造財富的萬全之策。在某些情況下，擁有一套房子是結婚的先決條件，特別是對於那些希望有足夠空間讓公婆搬進來幫忙照顧孩子的夫婦來說。

謝一聞（音）就是受危機影響的人之一。2021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負責拓展恆大在線房地產經紀業務，這是他賺到的最多薪水。公司負債超過3000億美元，六個月後違約，成為政府新債務限制下的第一個主要受害者。

最初，一些人擔心市場會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後那樣出現連鎖反應，因為恆大貸款人試圖填補資產負債表上的漏洞。這種情況並未發生，但中國金融體系和房地產市場卻逐漸出現了連鎖反應。

從那以後，謝在深圳的公寓價值縮水了40%，在房地產熱潮最盛時期，這套公寓價值約420萬元人民幣。他說：「人們不再相信房價會持續上漲的理論了」。

他試圖適應這種變化，在一家室內裝飾公司找了份工作，薪水只有在恆大時的一半。他心想，如果不再換房，他們就會更關注現有空間的升級。但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現在乾脆完全休息了。

在此過程中，他注意到一個可喜的變化。36歲的謝解釋說，他曾經飽受中國所謂的「35焦慮症」的困擾，即在這個年齡之前獲得重大晉升或達到其他職業里程碑的壓力。如果你做不到，三十多歲的人擔心自己可能會被解僱，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輕、更願意為更少的錢付出更多努力的人。

但他說：「過去幾年的動盪意味著35歲這條線不再重要了。整個評估體系不再有意義，所以我也不必擔心了。」

習近平曾說過，「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毫無疑問，在同等條件下，政策制定者當然希望有一個規模較小、對債務依賴程度較低的房地產行業。然而，有跡象表明，他們為抑制全國房地產泡沫而付出的努力過於成功。儘管近期採取了穩定市場的措施，但房價仍未觸底，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可能需要十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

此外，中國地方政府依靠出售土地來支持財政。土地交易收入減少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削減公務員的工資和工人的養老金。根據標準普爾全球評級公司的數據，2020年，廣東省地方政府收入（不包括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近40%來自土地銷售。到2023年，這一數字為25%。

對消費者產生的更大影響雖然難以衡量，但同樣重要。經濟學家們長期以來一直呼籲中國鼓勵人們增加商品和服務消費，從而減少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支出的依賴，保持經濟增長。但消費者擔心自己的財富因房價下降而縮水，在許多情況下還擔心未來的收入，通常不願意將更多的預算用於非必需品，例如新電器、衣服或度假。

這反過來又導致中國更加依賴海外需求來拉動出口，而華盛頓、布魯塞爾和其他全球大國的官員正在採取措施限制這種需求。

每年春天，廣州都會舉辦一場中國獨有的盛會，廣交會，屆時將有2萬多家公司齊聚一堂，展示他們的產品。舉辦廣交會需要占用150萬平方米的展覽空間，這些空間分布在幾個類似機庫的建築內。

場地如此之大，參觀者只能乘坐高爾夫球車或配備電池的行李車代步，這些行李車兼作滑板車使用。電子節拍從揚聲器中傳出；產品展示區邊緣或走廊上為數不多的幾把備用椅子，通常被疲憊的與會者占滿。

展會首次舉辦於1957年，當時毛澤東政府試圖打破朝鮮戰爭期間美國主導的貿易禁運，但名字暗示著更深層次的歷史。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當時廣州已經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門戶，港口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帆船。

這裡仍然是一個主要的工業中心：在一些地區，工廠老闆的推銷員站在街角，向路人宣傳縫紉或組裝家具的工作優勢。

在4月底和5月初持續數日的高溫天氣中，中國公司為今年的廣交會帶來了種類繁多的產品。其中一些是中國龐大工業基地的主流產品，擺滿了沃爾瑪或塔吉特的貨架：電動工具、山地自行車、筆記型電腦。

其他產品則更為冷門，包括自潔貓砂盆和據稱有助於佩戴者睡眠的人工智慧眼罩。

廣交會的墮胎量隨著中國地緣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變化。十年前，大約一半的外國參觀者來自（主要是）北京「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開發中國家，這個倡議是一項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吸引了約1萬億美元的資本。現在，這一比例約為三分之二，儘管美國和歐洲的買家仍然占很大比例。但是，即使參展人數眾多，也不一定能轉化為足以幫助中國企業發展的訂單。

「我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卻無能為力，」來參加展會推廣公司太陽能存儲系統的企業李說道。他們的產品主要銷往中東和非洲，但由於胡塞武裝分子在紅海襲擊船隻，她無法為運往衣索比亞的部分貨物投保，而衣索比亞是她的主要市場之一。

由於倉庫成本不斷上漲，現金流也面臨壓力，李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發貨。與此同時，中東地區的其他衝突也影響了她向葉門和黎巴嫩的銷售。

她開展業務的國家，至少不會像美國那樣對中國太陽能產品徵收關稅。但是李還在擔心。如果美國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內實施重大限制，她在中國可再生能源巨頭中的競爭對手，可能會將注意力轉向較貧窮的國家，從而將她的公司擠出市場。

李女士一直在和一些大公司建立合作關係，但她擔心如果競爭過於激烈，可能被迫出售自己幾乎用盡畢生精力經營的企業。

李決心不讓這種情況發生，但不會冒太大的個人風險，例如用房子做抵押貸款。她說：「我年輕時無所畏懼，但現在要考慮整個家庭。我應該把所有財產和家人的全部財產都投入這項事業嗎？」

跟隨人群來到廣交會的參觀者很快就會來到電動汽車展區，這裡展出了比亞迪、IM智己汽車和中國重汽等公司的產品。最大的展位之一屬於廣汽Aion新能源汽車有限公司，這家總部位於廣州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帶來了六款車型。

一輛亮橙色、帶有剪刀門的跑車似乎是最受歡迎的，參觀者紛紛倚靠在引擎蓋上自拍。

中國的電動汽車產業日益成為經濟戰略的核心，比亞迪和其他公司在建立龐大的國內業務後，將重點轉向出口。政策研究公司Trivium China的分析師約瑟夫·佩塞爾表示，雖然電動汽車產業不可能像房地產和建築業那樣雇用大量員工，但高收入員工群體可以通過消費產生廣泛的溢出效應。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正是針對這些行業徵收關稅，指責北京不公平地利用國家補貼削弱外國競爭。5月，拜登宣布對中國商品（包括電動汽車、電池、半導體和礦物）徵收一系列新關稅，這是川普政府實施的貿易限制的升級。

歐盟是中國第二大出口市場，在開始調查清潔技術補貼後，也在考慮採取類似措施。甚至傳統上對中國較為友好的國家，也出現了抱怨中國向市場傾銷其他廉價產品的聲音。巴西、智利和墨西哥都提高了對中國鋼鐵產品的關稅，因為房地產泡沫破滅，製造商需要將產品轉移到海外。

習近平及助手們，試圖反駁中國產品之所以如此便宜是因為國家支持的說法。他們辯稱，此類出口有助於降低全球通脹，對於電池等商品而言，還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中國也可能以關稅作為報復；官方媒體暗示將對原產於歐盟的豬肉和其他產品進行調查。

另一個策略是將更多生產轉移到國際市場，正如比亞迪宣布的那樣，將在匈牙利開設一家工廠，讓其他國家的工人分享中國企業的成功。

此類措施並不能消除影響國際貿易的地緣政治擔憂。2013年，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設想從巴西到印度尼西亞建立友好國家鏈，通過廣泛的商業關係與中國經濟緊密相連。但他的強硬外交政策，從在南中國海提出最大領土主張到支持普京，疏遠了這些國家的部分領導人。正當北京需要儘可能建立所有貿易聯繫時，許多長期合作夥伴卻持謹慎態度。

中國政府今年設定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目標約為5%，私營部門預測人士認為這一數字基本可以實現。即使官方數據存在一定程度的誇大，對於面臨如此複雜挑戰的大型經濟體而言，這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成功，儘管與2000年代中國每年兩位數的增長率相去甚遠。

然而，這個數字只是真實情況的一部分。消費者支出增長緩慢，4月份零售額同比增長僅2.3%。同月，社會融資近20年來首次收縮，這個指標用於追蹤經濟中使用的信貸總額。這表明，儘管中國的借貸成本相對較低，但企業、消費者和地方政府都不願意承擔更多債務。

在深圳，劉安龍（音）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為什麼許多人變得謹慎。按照幾乎任何標準，他都應該認為自己是中國經濟中的贏家之一。他和妻子都三十出頭，在科技行業工作，兩人的工資加起來大約有10萬美元。她的父母很有錢，可以負擔大額支出，這對夫妻生活得很舒適。

儘管如此，劉在市中心附近一家米其林星級餐廳吃午飯時說：「我一點也不樂觀。」

這裡過去必須提前預訂，現在生意清淡，可以隨意走進去。

他最擔心的是與西方經濟體的緊張關係，而後者對中國經濟開放至關重要。美國對中國軍事野心的警惕，導致其採取行動，切斷中國企業獲取最先進半導體和晶片製造設備的渠道。這將使他們在人工智慧等領域的發展更加困難。

劉抱怨道：「貿易戰影響了一切。我們沒有這些晶片，通往未來的道路被切斷了。」

他更擔心的是自己在消費電子公司經理職位的未來。業務進展緩慢，劉不確定下一步該何去何從。一個選擇是尋找一份對國際銷售依賴程度較低的工作。另一個選擇是老闆建議的：換一個不直接對業績負責的團隊，這樣即使公司業績不佳，也不會直接歸咎於他。

在這種焦慮中，他和妻子緊緊抓住他們所擁有的一切，每月存下超過一半的工資。

自經濟放緩開始以來，習近平的公開言論中，常常流露出的是對像劉這樣的普通百姓的擔憂無動於衷。無論是對於正在努力尋找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還是對於試圖以低工資維持生計的公務員，他經常重複的建議，都是要接受苦難的道德美德，正如官方宣傳所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農民一起勞動時就是這樣做的。

習近平特別指出，人們應該學會「吃苦」，這是忍受苦難的常用說法，例如，接受任何可能的工作。

這種哲學對於年輕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因為他們從未經歷過一個沒有消費主義的國家。以前的想法是，只要願意努力工作，他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份報酬豐厚的工作和不斷增長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