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是居美的台灣政治、歷史哲學學者林毓生的一本文集。（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6月初版）
林先生看到中國一百多年來最重要的事是轉型，他提出了創造性多雲轉化的思想。
他說，''人類學家基爾茲正確地指出：當一個社會發生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產生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第42頁）
林先生認為，二十世紀初五四前後，中國正是發生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道德等所有領域的全面危機之時，中國亟需一個整體主義的解決辦法，於是一個最強勢的意識形態就會被接受。
中式馬列-毛思適時誕生
在中國出現全面危機之時，在中國迫切需要轉型之時，在中國最需要一種意識形態時，中式馬列主義出現了，它"比出現在二十世紀中國的任何其他強勢或溫和的意識形態（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右派法西斯主義。漸進的自由主義等等），更能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各種嚴重問題，提出一整套全盤化的（或整體主義的）解決辦法。中共提出的這種辦法，對處在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解體的三重危機，與意識形態'真空'的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第136頁）
"馬克思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工業革命後慘遭資產階級壓迫與剝削的無產階級（城市中的工人）產生了極大的'異化'，這一'異化'——根據馬克思所信服而實際上是無稽的黑格爾辯證法——辯證地提供給無產階級'自我意識'或'真正意識'。'自我意識'是現階段歷史進程中理性與道德的化身。它不但能了解歷史的規律與進程，並且能夠提供共產革命的指南與動力。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將帶給人類徹底的救贖與解放，而其最終勝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任何阻擋無產階級革命的人是'階級敵人'，那是人類獲得自我救贖與解放的障礙，……所以在革命過程中對'階級敵人'的鬥爭，必須無所不用其極！
既然馬克思的那一套自我封閉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對理性的誤解與迷信之上——因為理性本身並沒有他使用黑格爾辯證法以後所謂無產階級'自我意識'中的'理性'的本領；那麼，列寧對'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界定，當然是錯上加錯了。……列寧根據他建立革命組織的需要，卻在政治宣傳中運用詭辯的伎倆，把這個關鍵性的環節取消了。結果是：被列寧稱作'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不需要是無產階級，卻必須是其領導……（馬克思已經在思想上犯了嚴重謬誤；列寧的詭辯，自然是錯上加錯。然而，謬誤深重的馬列主義，由於種種原因，卻在世界各地迷惑了許多人，並使人類為其謬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第18頁）
"馬克思認為工業革命後城市中的工人是無產階級。階級的特性是由經濟條件所決定；因此，不是主觀或政治需要可加以操縱或轉移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必須本身先是無產階段（如此才有階級特性），這樣才不自相矛盾，才能講得通。但，列寧卻把具有強烈政治性格的職業革命者——共產黨黨員——當作'無產階級先鋒隊'。列寧思想的政治性特別強。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會自動地到來。那是需要職業革命者的領導才能發生。職業革命者不必需要一定來自工人階級，他們只要能夠'領導'（實際上是駕馭）工人階級，便成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具有無產階級的特性。這樣的馬列主義到了毛澤東身上，變得更為主體化與政治化。毛澤東從未做過城市工人，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在取得政權以後，便認為他的主觀喜惡與政治需要，均自動地具有馬克思根據客觀經濟條件界定的無產階級特性（毛澤東在這裡，當然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的前提）。他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惡——他肯定的思想、道德或政治需要（而這些也隨時可根據他自己的意思改變）——來界定誰是無產階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前提與內在邏輯來看，列寧主義之內的'階級'與'階級鬥爭'觀念，已經有很強的虛幻性與任意性，到了毛澤東身上，更是變本加厲。"（第139-14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