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開它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引起很大關注，因為"三中全會"本就有些特殊意義，而按慣例，它推遲了太長的時間，很不尋常。
中共閉門開中央全會，而會議期間的幾天，是宣傳喉舌的表演時間。回過頭看，全會裡的風波雖然傳得沸沸揚揚，外人難辨真假，喉舌表演倒是還算有跡可循，也許比全會的官樣文章更有些意思。
其中有兩點，可以推敲。一是習近平頭上出現一個新桂冠，其根據之一是新報導的一個故事，卻很是模糊，頗為可疑，而且新桂冠的特稿莫名奇妙消失，但紀錄片尚存；一是《求是》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並非新作，乃語錄式"節錄"，堆砌起來看似漂亮，內里實在是一團糟。
他開他的會，宣他的傳，旁觀之人，還是不妨說三道四。
一
習近平的新桂冠，名曰"改革家"，而且據說他"有改革家傳"，證據是他1978年就曾"受父親委託到安徽滁州實地調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新華社這篇近萬字特稿《改革家習近平》，出籠後不久就又消失，看上去這個"改革家"似乎言不順而顯得名不正了。不過，新華社另有一個所謂重磅紀錄片《領航新征程》，一開始就說，習近平1978年"陪著母親"，"來到小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調研包產到戶"。顯然，塑造新"改革家"是系統工程，刪除特稿，是其中一樁莫名其妙的事件。
改革開放歷經四十多年，如今已名存實亡，這個時候，中共官方居然不滿足於描述鄧姓老人在南方"畫圈"的神話，煞有其事地開講另一個故事，給人的印象是，"畫圈"之前另有人有"調研"實績，或許更偉大。新添一筆歷史，意味深長。
小崗村十幾戶農民冒險簽約"大包幹"是1978年10月的事，實施起來，因農作條件而應該是1979年及之後了，而且處於迫於政治因素而保密的狀態。新華社紀錄片特意點出習近平"來到小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調研包產到戶"，似乎暗示他與小崗村農民之間有某種聯繫。但是，倘若習某人當時真的已知曉小崗村農民的作為，甚至有所肯定，那中共宣傳機器應該早就大作文章了，等不到今天。
中國改革開放從農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突破，其過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數年之中，各式各樣的承包競相爭鳴，過程頗為艱難。包產到戶，是合作化之後數十年間農民持續追求之事，被中共列為"三自一包"之一，屬於"妖風"，必欲除之。1978年之際，它捲土重來，被稱為"大包幹"，土地承包最為徹底但也風險和分歧最大。筆者的一位朋友1982年大學畢業實習下鄉調研，當時題目就是農村土地承包。當時的形勢，土地承包已成大趨勢，但承包方式各有不同。行前，學校的指導說法是，"大包幹"適合於最貧窮的地區，不一定是土地承包之主流。然而學生們到農村所見所聞，幾乎都是"大包幹"在實踐之中，他們看到的是，農民實踐推著中共跨過意識形態分歧向前走。
習近平1978年到安徽滁州調研，倘若屬實，也未必意味著他是改革家。"調研包產到戶"是一篇大文章，而習近平，在他調研之中與之後，當時他對農村土地承包，對承包到村、到隊、到組，乃至到戶，具體了解多少，具體怎樣看法，新華社的特稿和紀錄片，都語焉不詳。
這就很奇怪了。在改革開放之初，即使習近平去調研包產到戶，但人們不知道他的實際感受、分析、判斷或結論，只知道他後來是與中共官方保持一致地肯定和讚揚農民承包土地。他後來讀博士期間發表的論文以及最終的博士論文，與農民家庭承包土地無關，避開了農村土地問題。這位習博士，他的博士論文被人視為"語言風格極其政府公文化"，至於內容，據論者介紹，他的論文表明他"關心農村和農業的問題"，面對"困擾農村經濟發展的有三大現實難題：貨往哪裡賣，錢從哪裡來，人到哪裡去"，提出"農村市場化"的對策。
那麼，習博士，習總書記，"全面主席"習某人，對農民土地問題，其實沒有顯示出熱情，他自己的研究與觀念，避開了農村土地問題，注重其它。
農民承包土地，得到土地經營權，而"耕者有其田"在土地改革後六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尚未實現，是中國農村基本現實。農民對土地連經營權都不確定的狀態，致使人民公社體制苦熬支撐數十年，終於不能不失敗，而農民不能擁有土地，其實一直威脅著他們的經營權。農民們承包了土地，卻無法依靠對上級負責的官僚化的村組織，眼睜睜地看著它們異化為壓迫農民剝奪農民的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儘管中共口口聲聲心繫人民、關心人民疾苦，儘管中共常年堅持其每年"一號文件"涉及或針對"三農"問題，卻堅持迴避真正關乎農民根本利益的土地私有。這與習近平的迴避，是一致的。這樣，習近平的"改革家"頭銜，以及所謂"家傳"，就完全落空。
但是，若以為習近平的中共完全避開農村土地問題，那又小看他們了。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當局通過並將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這是一個舉世關注的舉動。
農業合作本身，有其合理性，如日本的"農協"，為擁有土地的農民提供服務，體現著"耕者有其田"、"耕者營其田"，以及農業合作組織服務耕者，三位一體，比中國的農村體制更具合理性。
